他们来了，到底还是来了！

他们站在一间长方形房间里，灯光柔和，电屏的声音调得很小，华美的深蓝色地毯给人一种像是走在天鹅绒上的感觉。在房间内的远端，奥布兰正坐在一张桌子前，在一盏带有绿色灯罩的电灯下工作着，左右两边都有一堆文件。仆人领茱莉娅及温斯顿进去时，他也没有费神抬头看。

温斯顿的心脏扑通扑通跳得很厉害，他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开口说话。他们来了，到底还是来了，那是他唯一的想法。来这里已经算是够轻率的，两人一起来，就更是愚蠢，尽管他们来时，确实走了不同的路线，只是在奥布兰的门口会合。单单走进这样一个地方，就需要鼓足勇气才行，从里面看一眼内党党员所住的地方，或者说就连进入他们的住宅区，都是很少有的事。巨大的公寓楼房的总体气氛，所有东西的华美感和宽敞感，好食物、好烟丝的陌生气味，无声而且快得难以置信的电梯滑上滑下，身穿白色短上装的仆人匆匆来去——一切都令人生畏。虽然来这里有很好的借口，他还是每走一步都担心墙角会突然冒出一个身穿黑色制服的警卫，要求看他的证件并命令他滚开。但奥布兰的仆人没犹豫就让他们进去了。他是个身穿白色短上装的黑头发矮个男人，长着张全无表情的菱形面孔，也许是个中国人。他领他们走过的那条过道上，铺着柔软的地毯，墙上贴着奶黄色墙纸，还有白色护墙板，全都一尘不染，同样令人生畏。温斯顿记得他所见过的墙壁无一例外，都被许多人的身体蹭得脏兮兮的。

奥布兰的手指间捏了张纸条，好像正在专心看着。他那张凝重的脸庞俯视着，以至于能看到他鼻子的轮廓，样子既令人敬畏，又是聪明的。在可能有二十秒的时间里，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然后他把口述记录器拉向自己，用部里的混合行话叽里咕噜说了一通：

“项目一逗号五逗号七批准句号建议包括第六项加加荒谬近于罪想取消句号前所未有建设性不取加满估计机械顶上句号通知结束。”

他不慌不忙地从椅子上起身，走过不发出脚步声的地毯，到了他们面前。说完那些新话单词后，他身上好像少了点官气，脸色却比平时更为阴沉，似乎因为被打扰而感到不快。温斯顿内心已有的恐惧好像突然被一种正常的尴尬所取代。在他看来，似乎很有可能他完全犯了个愚蠢的错误，他又有什么实实在在的证据，认定奥布兰会是某种政治反叛者呢？除了一个眼神和仅仅一句意义模糊的话语外一无所有，剩下的只是他内心的想象，是建立在一个梦境的基础上的。他甚至无法退一步假装他是来借词典的，因为那样的话，就无法解释茱莉娅何以跟他一起来了。奥布兰走过电屏时，似乎突然想到什么。他停下脚步，转身按下电屏上的一个开关，只听得一声脆响，那个声音停止了。

茱莉娅因为惊诧而轻轻尖叫了一声。温斯顿已经感到恐慌，但还是震惊得不由脱口而出：

“您可以把它关掉！”他说。

“对，”奥布兰说，“我们可以把它关掉，我们有这个特权。”

他这时正对着他们，魁梧的身体矗立在他们两人面前，他脸上的表情仍然不可捉摸。他有点像是在严肃地等温斯顿说话，可是说什么好呢？即使是现在，很有可能的是他这位忙人正恼火地琢磨他们为何要来打扰他。谁也没说话，电屏被关掉后，房间里是死一般的寂静，每一秒都好像过得很慢。温斯顿仍然费力地直盯着奥布兰的眼睛。接着那张阴沉的面孔突然放松了，似乎接下来就要微笑。奥布兰推了一下眼镜，那是他特有的动作。

“我先说还是您先说？”他说。

“我先说吧。”温斯顿马上说，“那个真的关了吗？”

“对，全关了。只有我们。”

“我们来这儿是因为——”

他顿了一下，首次意识到自己动机的模糊性。因为实际上，他不知道他指望能从奥布兰这里得到什么样的帮助，所以难以讲出自己来这里的原因。他继续开口说话，也意识到他一定说得既有气无力，又矫揉造作。

“我们相信存在着某种串联活动，某种与党对抗的地下组织，而且相信您有所参与。我们想加入，为它工作。我们与党为敌，不相信英社的原则，是思想犯，也是通奸者。我告诉您这些，是因为我们想把自己交给您，听凭您发落。如果您觉得我们是自投罗网，我们也认了。”

他感觉门被打开了，他停下来扭头瞟了一眼。一点没错，那个黄面孔矮个仆人没敲门就进来了，温斯顿看到他拿了个托盘，上面有一个玻璃瓶和几个玻璃杯。

“马丁是我们的人，”奥布兰淡淡地说，“把酒拿过来，马丁。放在圆桌上。这儿椅子够不够？我们最好还是坐下来舒舒服服地谈。给你自己搬张椅子进来，马丁。这是正事，你可以暂停十分钟不做仆人了。”

矮个子男人动作很自然地坐了下来，但仍然有种仆人式的神态，是仆人享受到另眼相待时的神态。温斯顿拿眼角瞄着他。他突然想到那人一辈子都在扮演一个角色，觉得即使仅仅暂时放下装扮的身份，也是危险的。奥布兰手握玻璃瓶的瓶颈，把一种深红色的液体倒进几只玻璃杯。这一动作唤起了温斯顿的模糊记忆，就是很久以前在墙上或是广告牌上看到过的——一个由电灯拼成的巨大瓶子似乎在上下动着，把里面的东西倒进杯子。从上方看，那东西几乎是黑色的，在玻璃瓶内，却闪着红宝石般的光芒，有种又酸又甜的味道。他看到茱莉娅拿起她那杯很好奇地闻了闻。

“这叫葡萄酒，”奥布兰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说，“你们肯定在书本上读到过，不过恐怕外党党员很少能喝到。”他的脸色又沉下来，却又举起酒杯。“我觉得应该先让我们为健康干杯，祝我们的领袖，也就是伊曼纽尔·戈斯坦因身体健康。”

温斯顿多少有点急切地举起他那杯酒。葡萄酒是一种他读到也梦到过的东西，就像那块玻璃镇纸和查林顿先生记了一半的押韵诗，属于已经消失的、浪漫的过去——那是他自己心里对旧时代的叫法。不知为何，他总以为葡萄酒像黑莓酱一样，味道很甜，而且很快就能让人有醉意。实际上，他终于喝到时，那种东西显然令人失望。原因在于喝了许多年杜松子酒后，他变得几乎不会品酒。他放下空玻璃杯。

“这么说是有戈斯坦因这个人了？”他问道。

“对，有这么一个人，而且还活着。至于在哪儿，我也不知道。”

“那么串联活动还有地下组织呢？是不是真的有？不会纯粹是思想警察无中生有编出来的吧？”

“不，是真的，我们叫它兄弟会。除了它存在以及你属于其中一员，别的你什么都不会知道，我很快就会再谈到这点。”他看了看他的手表。“即使是内党党员，关掉电屏超过半小时也是不明智的。你们不应该一起来，必须分别离开。您，同志——”他向茱莉娅点了点头。“您先走。我们还有二十分钟左右。你们要明白我必须问一些问题。总的说来，你们准备做什么？”

“做任何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温斯顿说。

奥布兰在椅子里把身子转过一点，好正对着温斯顿。他几乎对茱莉娅视而不见，似乎想当然认为温斯顿能代表她说话。他闭眼一会儿，然后开始以低沉而无感情的声音提问起来，好像是例行公事，是种问答教学法，多数问题的答案他已经心里有数。

“你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吗？”

“愿意。”

“你们愿意杀人吗？”

“愿意。”

“去干可能导致几百个无辜百姓丧命的破坏活动呢？”

“愿意。”

“去向外国出卖你的国家呢？”

“愿意。”

“你们愿意去欺骗、造假、勒索、腐蚀儿童的思想、散发让人上瘾的药品、教唆卖淫、传播性病——做任何可能导致道德败坏以及削弱党的力量的事吗？”

“愿意。”

“比如说，如果向小孩脸上泼硫酸这件事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你们有利——你们也愿意去做吗？”

“愿意。”

“你们愿意隐姓埋名，余生都当一个服务员或码头工人吗？”

“愿意。”

“如果我们命令你们自杀，你们也愿意吗？”

“愿意。”

“你们愿意——你们两个人——永远分开不再见面吗？”

“不！”茱莉娅突然插了一句。

而温斯顿觉得自己好像过了很久才回答。有那么一阵子，他甚至好像无力说话。他的舌头在无声地动着，先是想发出某个词的音节，接着又想发另外一个词的开头音节，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不。”他最后说。

“你们能告诉我很好，”奥布兰说，“我们有必要了解一切。”

他转过身面对茱莉娅发话了，语气里多了点感情。

“您明不明白就算他不死，他也可能变成另一个不同的人？我们可能不得不给他一个新身份。他的脸、动作、手形、头发颜色——甚至声音都会不一样了，而且有可能您自己也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的外科医生能把一个人改头换面得认不出来，有时候这也是必要的，有时候我们甚至会截去他的一只手或脚。”

温斯顿忍不住又很快瞟了一眼马丁那张蒙古人种的脸庞，上面看不到有什么疤痕。茱莉娅的脸略微变得苍白了一些，让她的雀斑显现出来，但她仍然大胆地看着奥布兰。她咕哝了一句什么话，似乎是表示同意。

“好，这就好了。”

桌子上有个装香烟的银盒，奥布兰很是心不在焉地把烟推给温斯顿他们抽，自己也抽了一根，接着他站起身，开始慢慢踱来踱去，似乎他站着可以更好地思考。那是种高级香烟，很粗，卷得很好，卷烟纸也有种不寻常的柔滑感。奥布兰又看了看手表。

“马丁，你最好去餐具室，”他说，“再过一刻钟我就要再打开电屏了。你走的时候，好好认认这两位同志的脸。你会再见到他们，我可能不会。”

跟刚才在大门口时一样，矮个男人的黑眼睛扫视着他们的脸庞。他的举止里丝毫没有友好的样子，他在记下他们的外貌，然而对他们不感兴趣，要么是看不出他感兴趣。温斯顿想到假面可能无法改变表情。马丁没说话，没做出任何打招呼的动作就出去了，走时无声地关上了门。奥布兰在踱来踱去，一只手放在黑色工作服的口袋里，另一只手夹着香烟。

“你们要明白，”他说，“你们将在黑暗里斗争，永远会是在黑暗里。你们会收到命令，然后服从命令，也不会明白是为什么。回头我送给你们一本书，从这本书里，你们会了解到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个社会的真正本质，还有我们据以摧毁它的策略。读完这本书，你们就是兄弟会的正式成员了。但是除了我们为之奋斗的总目标以及当前任务，你们对兄弟会永远了解不到什么。我告诉你们它存在，但是我告诉不了你们它的成员有一百个呢，还是一千万个。以你们的个人经历来说，你们永远连十几个兄弟会成员的名字也说不上来。你们会有三四个联系人，他们经常消失，然后由别人接上。因为这是你们的初次联系，所以会保持下去。你们收到命令时，会由我发出。如果我们觉得有必要跟你们联系，就会通过马丁。最终被抓到后，你们会坦白，那不可避免，但是除了自己的行为，你们能坦白的很少。你们坦白出来的，不过是少数几个不重要的人。很可能你们甚至无法出卖我，到那时，我要么已经死了，要么成了另外一个人，长着另外一副面孔。”

他又在柔软的地毯上走来走去。虽然他很魁梧，举动中却仍具有非凡的优雅之处。即使在他把手伸在口袋里，或者把弄那根香烟时，仍能散发出优雅的气质。他给人一种印象：他不仅有力量，而且自信和善解人意，尽管带有嘲讽意味。不管他内心可能有多么热切，他一点也没有狂热分子的那种执着的样子。说起谋杀、自杀、性病、截肢和易容时，他隐约有种开玩笑的样子。“这不可避免，”他的话音似乎这样表示，“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不能退缩。然而如果生命再次变得值得活下去，我们就不会做这件事。”温斯顿对奥布兰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那几乎是崇拜。他暂时忘了戈斯坦因那幽灵般的形象。看着奥布兰结实的肩膀和坚毅的脸庞时——非常丑陋而又非常文雅——不能不相信他不可击败。他精通谋略，能预见到所有危险。连茱莉娅也似乎被他打动了。她由着她那根烟自行燃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奥布兰继续说道：

“你们已经听到过有关存在兄弟会的传言，无疑你们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以你们的想象，兄弟会进行规模巨大的地下串联活动，在地下室秘密聚会，在墙上涂写东西，通过暗号或者特殊手势互相接头等，然而这种事情一样也不存在。兄弟会的成员无法互相确认，对任何一个成员来说，除了很少几个人，不可能知道更多成员。即使戈斯坦因落到思想警察手里，他也招不出一份成员名单，也招不出什么资料让他们能顺藤摸瓜得到全体成员的名单，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名单。兄弟会无法完全被消灭，因为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组织，它之所以存在，靠的是一种信念，那不可摧毁。除了这种信念，你们永远不会有别的来支撑自己。你们感受不到同志之情，也没人来鼓励你。最终被逮捕后，你们不会得到任何帮助。我们从来不对成员进行营救，最多是在绝对需要让某个人不能开口时，有时把一个剃须刀片夹带送进牢房。你们必须适应没有结果也没有希望的生活。你们会工作一段时间，然后会被逮捕，你们会坦白，后来就会被处死。这些是你们将看到的仅有的结果，任何可见的变化在我们这辈子里都不可能看到。我们是死了的人，我们真正的生命在于未来。我们会仅仅以几捧尘土、几块骨头参与到未来，然而未来有多远不得而知，可能在一千年后。目前，除了一点点扩大具有理智思想的人群，别的都不可能。我们不能合力行动，只能通过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一代向下一代这种方式来向外传播我们的认识。在思想警察当道时，你别无选择。”

奥布兰停了下来，第三次看他的手表。

“差不多到了您该走的时间了，同志。”他对茱莉娅说，“等等，瓶里还有一半呢。”

他把杯子全倒满，然后手持杯柄举起他那杯酒。

“这次是为什么而干杯呢？”他仍然带着一丝讥讽的样子说，“为了思想警察不辨东西？为了老大哥死掉？为了人性？为了未来？”

“为了过去。”温斯顿说。

“过去最重要。”奥布兰严肃地表示同意。他们喝完了杯子里的酒，然后过了一会儿，茱莉娅起身要走。奥布兰从橱柜顶上取下一个小盒子，递给她一片扁平的白色药片，要她放在舌头上。他说在出去时别冒酒气，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开电梯的是个善于观察的人。她出去后门一关上，奥布兰就似乎已经忘了她的存在。他又来回踱了几步，然后停了下来。

“还有些细节问题，”他说，“我估什你们有个藏身处？”

温斯顿跟他说了查林顿先生楼上的房间。

“那里暂时可以用，以后我给你们另外安排一个地方，重要的是经常变换藏身地。另外，我要把‘那本书’送给您。”温斯顿注意到就连奥布兰说起那个词时，好像也是带了引号。“您也明白，就是戈斯坦因的书，可能要过几天我才能拿到一本。您可以想象到，没有几本在世，思想警察对它的查抄和销毁跟我们印刷它的速度一样快，但那几乎无关紧要，这本书不可毁灭。上一本没有了，我们可以几乎一字不错地再印一本。您上班带不带公文包？”

“肯定带。”

“什么样的？”

“黑色，很破旧，有两根系带。”

“黑色，两根系带，很破旧——好。近期的某一天——我不能肯定是哪天——您上午上班时收到的通知中，有个词是印错的，您必须要求重发那个通知。第二天，您上班时别带公文包。那一天某个时候，有人会碰碰你的胳膊说：‘我想您的公文包掉了。’在他给您的公文包里，有本戈斯坦因的书。您要在两周内归还。”

他们有一阵没说话。

“还有几分钟您就得走了，”奥布兰说，“我们会再次见面——如果我们真能再次见面——”

温斯顿抬头看着他。“在没有黑暗的地方？”他迟疑地说。

奥布兰点了点头，没有显得惊讶。“在没有黑暗的地方。”他说，似乎也想起了这句话的出处。“还有，在您走之前，还有什么想说的话？有没有什么口信？什么问题要问？”

温斯顿想了一下，好像也没什么问题想问了，更没有想泛泛而言地唱高调。他想到的不是直接跟奥布兰或者兄弟会有关的任何事情，他脑子里出现的，是混合在一起的图像，包括他跟母亲度过最后一段时间的阴暗房间，查林顿先生铺子上面的房间，那块玻璃镇纸还有带红木画框的钢雕版版画。他几乎是随随便便地问：

“您会不会刚好知道一首老押韵诗？开头是：‘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教堂的大钟说。”

奥布兰又点了点头，他严肃而又彬彬有礼地说完了诗中那一节：

“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的大钟说。

“你欠我三个法寻。”圣马丁教堂的大钟说。

“你什么时候还我？”老百利的大钟说。

“等我富了再说。”肖尔迪奇教堂的大钟说。

“您知道最后一行！”温斯顿说。

“对，我知道最后一行。现在您恐怕该走了，到时间了，可是等一下，最好让我给您取片药。”

温斯顿站起身来，奥布兰伸出一只手，他握手有力得要把温斯顿的手给捏碎。到门口时，温斯顿转过头，奥布兰却似乎正在把他从心里忘掉。他在等待，手放在控制电屏的开关上。在他身后，温斯顿能看到写字台、绿色灯罩的电灯、口述记录器和放着厚厚文件的铁丝篮。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他想到过半分钟后，奥布兰又会重新为党做起中断的重要工作。

温斯顿醒来时，眼里全是泪水，茱莉娅睡眼矇眬地翻个身贴近他，嘴里咕哝着什么，似乎在说：“怎么了？”

“我梦到——”他一开口马上又打住。它复杂得无法用言语讲述。一方面是所做的梦，另一方面是与之相关的记忆。醒来后的几秒钟内，那些记忆进入了他的脑海。

他又躺在那里，眼睛闭着，仍然沉浸在梦境的气氛里。那是个庞杂而亮堂的梦，他的整个人生似乎在他面前展开了，就像夏天雨后傍晚时分的风景，全展现在玻璃镇纸内。玻璃的表面就像天空的穹顶，在此穹顶下，万物都沐浴在清晰柔和的光线中，从那里，可以看到无限远的地方。这个梦境也是包含在——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存在于——他母亲的手臂动作里。三十年后，这个动作是由他在电影上看到的那个犹太女人做出的，她在试图为小男孩挡住子弹，就在直升飞机将他们两人炸成碎片之前。

“你知道吗？”他说，“直到现在，我仍然相信是我害死了我妈。”

“你为什么要害死她？”茱莉娅问道，她几乎已经睡着了。

“我没有害死她，不是在实际意义上。”

在梦里，他想起他对母亲的最后一瞥，睡醒前的一小段时间里，许多围绕着那一瞥的小事情都想起来了。就是那种记忆，许多年来，他一定都在有意识地将其从自己的意识里排除出去。他不能肯定那件事发生在哪一年，当时他不会比十岁还小，也许是十二岁吧。

温斯顿的父亲早些时候失踪了，他也不记得有多早。但是他记得那时令人不安的喧嚣情形：周期性的空袭带来的惊慌和到地铁站躲避，处处都有一堆堆瓦砾，街角张贴着看不明白的公告，一群群身穿同样颜色衬衫的少年，面包店外长长的队伍，远处断断续续的机关枪声——而最重要的，是从来填不饱肚子这件事实。他记得在漫长的下午和别的男孩一起，到处翻垃圾筒和垃圾堆找卷心菜梗和土豆皮的事，有时甚至能找到陈面包皮，他们会小心地把上面的煤灰擦掉。他们还去等候经过某条路的卡车开来，他们知道车上装的是喂牲畜的饲料。有时，当卡车开到起伏不平的路段时，会颠出几块油饼。

他父亲失踪后，他母亲并未表现出惊讶或者呼天抢地的悲痛，但在她身上，也发生了突变。她似乎变得完全无精打采，就连温斯顿也能看出，她在等候她已经明白必将发生的事情。她做着需要做的一切——做饭，洗涤，缝补，铺床，扫地，给壁炉台拂尘——总是做得很缓慢，奇怪地没有多余的动作，就好像一个艺术家的人体模型在机械行动着。她那高大匀称的身体似乎能自行恢复静止。她会一连几个钟头坐在床上，几乎一动不动地照看他的妹妹。他妹妹的身子骨很小，病恹恹的，很少出声，两三岁大，由于瘦，她的脸看上去像猴子脸。时不时地，他母亲会把温斯顿揽到怀里，很长时间紧搂着他，一句话也不说。虽然年纪小而且自私，但他也意识到不知为何，这跟那件从未提到过的、即将发生的事情有关。

他记起他们住过的房间，那是阴暗而且空气不流通的房间，好像那张铺着白色床单的床占了一半地方。壁炉挡板那边有个煤气灶，还有块放食物的搁板。门外平台那里，有个褐色的陶制水池，跟其他几个房间的一样。他记得母亲那雕像般的身躯在煤气灶前弯着，在搅动炖锅里的什么东西。他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从未吃饱过肚子，还有吃饭时进行的凶狠抢夺。他会纠缠不休地问母亲为何没有吃的了，会向她大吵大闹（他甚至还记得他的嗓音，那时候开始提前变声，有时候奇怪地瓮声瓮气的），或者是他试图以悲悲切切的啜泣来争取超过自己的应得份额。他的母亲也很愿意给他更大的份额，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男孩子”——应该得到最大份额，然而不管给他多少，他总会要求更多。每次吃饭时，他母亲都会恳求他别自私，要记着他的小妹妹还在生病，也需要东西吃，可是没有用。她不再给他舀饭时，他会发怒地哭喊，用力想把锅和勺子从她手里夺过来，还会从他妹妹的盘子里抓一点。他也知道他在让她们两人挨饿，可他忍不住，甚至觉得他有权那样做，他那种饥肠辘辘的感觉好像让他可以理直气壮地那样做。在两顿饭的间隔，他母亲没看好的话，他还会不时偷拿一些搁板上放着的少得可怜的食物。

有一天，配给的巧克力发下来了，过去几周或者几个月里都未发过。他清楚地记得那珍贵的一小片巧克力。他们三个人分得两盎司重的一片（那年头他们还用盎司计重），显然应该平分成三份。突然，像是听从别的什么人的话，温斯顿听到自己在以瓮声瓮气的大嗓门要求得到整块。母亲告诉他别太贪心。他们没完没了争辩了很长时间，有过喊叫、呜咽、流泪、抗议、讨价还价等等。他那长得极小的妹妹双手抱着母亲，恰似一只小猴子，她坐在那里扭着头用大而忧伤的眼睛看着。到最后，他母亲把巧克力掰开四分之三给了温斯顿，剩下的四分之一给了他妹妹。那个小女孩拿着巧克力木然看着，似乎不知道那是什么。温斯顿站在那里看了一会，然后突然迅速跳起来，从她手里抢过巧克力就往门口跑去。

“温斯顿，温斯顿！”他母亲在身后叫他，“回来！把妹妹的巧克力还给她！”

他停下脚步，然而没回去。他母亲那双焦急的眼睛在盯着他。甚至到现在，他还想着那件事，但在即将发生时，他仍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事。他妹妹意识到被抢走了什么东西，开始细声细气地哭了起来。他母亲用胳膊搂着那个孩子，把她的脸贴向自己的乳房，那个动作里的某一方面告诉他妹妹快死了。他转身跑下楼梯，手里的巧克力变得黏糊糊的。

他自此再也没有见过他的母亲。三口两口吃完巧克力后，他感到有点羞愧，在街上闲逛了几小时，直到最后饥饿感驱使他又回到家里。到家后却找不到母亲，这在当时已经是种正常现象。房间里什么也没少，只是他母亲和妹妹不见了。她们什么衣服也没带走，甚至没带走他母亲的大衣。直到今天，他仍不能肯定他母亲是不是已经死了，完全有可能的是她被送进了劳改营。至于他妹妹，可能像温斯顿一样，被转移到一处无家可归儿童的集中地（被称为感化中心），是因为内战而设立的。要么可能跟母亲一起被送进了劳改营，要么只是被扔到哪里任其死去。

那梦境在温斯顿的脑海里依然生动，特别是手臂的遮挡保护动作，其中包含了梦境的全部意义。他又想起两个月前的另外一个梦。那次，他母亲坐在一艘沉船上，跟她坐在那张铺着白色床单的肮脏床上的样子一模一样，他的小妹妹仍在贴着她，是在他下面很深的地方，而且每分钟都在下沉，但她仍透过颜色越来越深的水看着他。

他告诉茱莉娅他母亲失踪的事。她也没有睁开眼，只是翻了个身，以便睡得更舒服。

“我估计你当时是个让人讨厌的小猪猡，”她吐字不清地说，“所有小孩儿都是猪猡。”

“对，可我讲这件事的意思不在于此。”

茱莉娅呼吸的样子显然说明她又快睡着了，他也不想继续谈论他的母亲。根据他所记得的，他估计她没什么特别之处，也不会是个聪明的人，然而拥有一种高贵和纯洁的气质，只因为她遵循的是自己的标准，她的感情是她自己的，无法从外部来改变。她不会想到一个行动既然没用，就毫无意义。你爱一个人，就去爱他，你什么也不能给他时，你仍然给他以爱。当最后一块巧克力也没了时，他母亲用胳膊搂她的小孩。那没用，并不会因此多产生出一点巧克力，也不会让她或她的小孩免于一死，然而她那样做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小艇上那个逃难妇女用手臂遮住她的儿子，在抵挡子弹方面，不会比一张纸更有效。党所做的最坏之事，是说服人们仅靠冲动或感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同时让你在现实世界中变得彻底软弱无力。一旦落入党的手里，你感觉到什么或者没感觉到什么，你做了或者控制住没做什么，那都完全无关紧要。不管发生什么事，你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你和你的行为从此湮没无闻，你被不留痕迹地从历史河流中清除掉。然而对仅仅两代之前的人来说，这点似乎并非很重要，因为他们无意篡改历史。他们遵从的，是个人之间的忠诚，从来不会对之怀疑。重要的是个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完全徒劳的动作、一个拥抱、一滴眼泪、向垂死之人所说的一句话等等，都具有自身的价值。他突然想到，群众依然如此，他们不会忠诚于一个党、一个国家或者一种思想，他们互相忠诚。他不再看不起群众，或者只是把他们看做一种早晚会猛醒并改造世界的惰性力量，这在他是第一次。群众仍保持有人性，他们的内心没有硬化，一直怀着朴素的感情，而他温斯顿却需要通过自觉努力再次学到。想到这点时，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他就想到几周前看到人行道上的一只断手时，他是怎样把它踢到阴沟里的，似乎那是片卷心菜梗。

“群众是人，”他大声说，“我们不是。”

“为什么？”茱莉娅问道，她又醒了。

他想了一小会儿。“你有没有想到过，”他说，“对我们来说，最好是在还来得及之前离开这儿，以后永远不再见面？”

“对，亲爱的，我想到过，想过很多次。可是不管怎样，我都不会那样做。”

“我们运气好，”他说，“不过好运气持续不了很久。你还年轻，看上去正常而且清白，如果能和我这种人保持距离，你有可能再活五十年。”

“不，我全想到过。你干什么，我也会干什么。你别太沮丧，我的生存能力强着呢。”

“我们也许能够再在一起半年或者一年，不晓得，可是最终我们还是注定会分开。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将何等孤立？他们抓住我们后，我们谁都没办法为对方做些什么，绝对什么也不能。如果我坦白，他们会枪毙你；如果我不坦白，他们一样会枪毙你。我能做什么或说什么，或者我不说什么，都绝对无法把你的死推迟五分钟。我们两个人甚至不会知道对方是死了还是活着，我们会完全无能为力。不过有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我们不会互相背叛，虽然这点也不会影响结果。”

“如果你说的是坦白，”她说，“我们会坦白的，没错。每个人都会，你无法坚持不坦白，他们会拷打你。”

“我不是说坦白，坦白不是背叛。你说了什么没说什么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只有感情。可他们无法让我不爱你，那会是真正的背叛。”

她想了一下。“他们做不到，”她最后说，“那件事他们做不到。他们能强迫你说出任何话——任何话——却无法强迫你心里也相信，他们进入不了你内心。”

“对，”他说道，心里也多了点希望，“对，非常正确。他们进入不了你内心。如果你能觉得保持人性是值得的，即使那也不能带来任何结果，你就已经打败了他们。”

他想到了永远在监听的电屏，他们可以日日夜夜监视你，但只要你能保住项上人头，就仍然能智胜他们。他们尽管聪明绝顶，却仍然未能掌握如何发现另一个人心里在想什么的秘密。也许等你真正落到他们手里后，就并非绝对如此了。人们不知道在仁爱部会遭遇到什么，不过可以猜到：拷打，药品，记录你神经反应的精密仪器，通过不让睡觉、单独监禁以及无休止的审讯一步步击垮你。不管怎样，你无法守住一直不说实话，他们会用审讯挖出来，用拷打的办法从你嘴里撬出来。但如果目标不是求得活命，而是保持人性，说到底，那又有什么关系？他们无法改变你的感情，在这个问题上，连你也不能改变自己的感情，即使你心里想。他们能够详细至极地挖出你所做、所说及所想的任何事，然而你内心仍然不可征服，它的运转即使对你自己来说，也是神秘莫测的。

终于发生了，那个等待中的信息已经来了。他觉得似乎已经等了一辈子。

当时他正顺着部里的长走廊走着，几乎走到茱莉娅塞给他纸条的地方，他感到某个体形比他大的人紧跟在他身后。那个人——不管是谁——轻轻咳了一下，显然是准备说话。温斯顿猛地停步一转身，是奥布兰。

他们终于面对面了，而他唯一的冲动像是要跑掉。他的心脏猛烈跳动着，无法开口讲话。但奥布兰继续以同样的步伐走着，友好地把手在温斯顿的手臂上搭了一会儿，所以两人是在并肩走着。他开始以一种奇特的严肃然而彬彬有礼的方式开口说话，这一点让他跟大多数内党党员区别开来。

“我一直想找机会跟您谈谈，”他说，“我最近读了您在《泰晤士报》上写的新话文章。我想您对新话有种学术方面的兴趣，对不对？”

温斯顿部分恢复了常态。“谈不上学术方面，”他说，“我只是个业余爱好者。那不是我的专业，我从来没参加过这种语言的具体构建工作。”

“您写得倒是很得体，”奥布兰说，“这不只是我的看法。我最近跟您的一个朋友谈过，他没说的是个专家，可是我这会儿想不起他叫什么了。”

温斯顿的心里痛苦地颤动了一下，这句话指的如果不是塞姆，那才是不可想象。但塞姆不止是死了，而且是被消灭了，是个“非人”，只要明显提及他，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奥布兰的那句话显然意在发出一个信号，一个暗语。通过一同犯下一点点思想罪，他把他们两个人变成了共犯。他们本来在继续顺走廊走着，这时奥布兰停下脚步推了推眼镜，这种动作他总能奇怪地做得很亲切，能让人消除戒心。接着他又说道：

“我真正想说的是，您那篇文章里，用了两个已经过时的词，不过只是最近才过时的。您有没有看过新话词典第十版？”

“没有，”温斯顿说，“我想还没有发行吧，在档案司，我们用的还是第九版。”

“我想第十版要过几个月才会出，不过已经有一批提前发行了，我自己就有一本。您也许有兴趣看一看？”

“很有兴趣。”温斯顿答道，马上明白了这话意图何在。

“有些新发展最具天才性。关于削减动词数量这一点——我觉得您会对这一点感兴趣。让我看看，要不我派人把词典送给您？不过这种事我恐怕肯定会忘记。也许您可以在方便的时候，来我住的地方拿？等一下，我给您写我的地址。”

他们正好站在电屏前。奥布兰有点心不在焉地摸了摸他的两个口袋，然后掏出一个皮面笔记簿和一杆金色的墨水笔。他潦草地写下了地址。他就站在电屏下方，那个位置能让电屏设备那端的人读到他写的是什么。然后他把那页撕下来递给温斯顿。

“我晚上一般都在家，”他又说，“不在家的话，我的仆人会把词典给您。”

他走了，留下温斯顿拿着那片纸，这次不需要藏起来了。不过他还是仔细记下上面所写的东西，几小时后把它和别的东西一起丢进了记忆洞。

他们两人的交谈最多只有几分钟，这节插曲只可能具有一种意义，即这是为了让温斯顿知道奥布兰地址的一个方法，是计划好的。这有必要，因为除非直接询问，否则总是不可能知道别人住在哪里，根本没有什么地址录。“想跟我见面的话，可以来这儿找我。”那是奥布兰对他说的话。也许甚至在词典里的某处，会藏着某种信息。但不管怎么样，有一件事确定无疑，那就是他一直想象的地下串联活动的确存在，而他已经摸到了它的外缘。

他知道或早或晚，他会听从奥布兰的召唤，也许是明天，也许是过了很久以后——他不能肯定。正在发生的事是水到渠成的结果而已，这一进程几年前就开始了。第一步是私下的一个无意识想法，第二步是开始记日记。他已经将想法付诸文字，现在是将文字付诸行动了。最后一步是发生在仁爱部的某种事情，他已经接受了这个结局，它包含在开始中。但这令人恐惧，要么更准确地说，像是先尝了口死亡，有点像少活了几天。即使在他跟奥布兰说话时，当他已经明白话里的意思时，一种冰冷的战栗感袭遍他全身，有种感觉是踏进了坟墓的潮气中，就算他一直知道坟墓就在那里，也没能让他感觉好很多。

塞姆消失了。有天上午，他没上班，几个不长脑子的还在议论他怎么不来上班，第二天就没人再提起他。第三天，温斯顿去档案司的前厅看布告牌。其中有则布告是印出来的象棋委员会成员名单，塞姆一直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它看上去跟以前的成员名单一模一样——除了少一个名字，什么都没划掉。这就够了，塞姆已不复存在，他从未存在过。

天气炎热难耐。迷宫般的部里面，没窗户的空调房间里保持正常温度，但外面的人行道能灼伤行人的脚板，高峰时地铁里的恶臭更是能把人熏死。为仇恨周的准备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部里所有工作人员都在加班加点地工作。游行，开会，阅兵，演讲，蜡像展览，电影展，电屏节目，这些都得安排。还必须搭起摊位、制作模拟像、撰写标语、谱写歌曲、散播谣言、伪造照片等等。小说司里茱莉娅所在的部门已经暂停长篇小说生产，而是赶制出一系列有关敌人暴行的小册子。温斯顿在正常工作之外，每天花费大量时间翻看过去《泰晤士报》的档案，对将在讲话里引用的新闻进行改动或者润饰。一群群喧闹的群众深夜在街上闲逛时，市里有了种奇特的火热气氛。跟以前比起来，火箭弹轰炸得更频繁了，有时候在很远的地方，还传来巨大的爆炸声。谁都不明所以，因此谣言四起。

一首即将作为仇恨周主题歌的新歌（叫做《仇恨之歌》）已经谱写了出来，正在电屏上没完没了地播放。它有种野蛮的、咆哮般的节奏，不能准确称之为音乐，而和擂鼓声类似，它和着行军步伐声由几百个嗓门吼出来，令人不寒而栗。群众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它，在午夜大街上，它和仍受欢迎的《这不过是种无用的幻想》此起彼伏。帕森斯家的孩子用梳子和一片卫生纸没日没夜地吹，令人无法忍受。温斯顿晚上比以前更忙碌了。由帕森斯组织的一队队志愿者在为仇恨周布置街道、缝旗帜、贴宣传画、在楼顶上树旗杆，还冒着危险在街道上拉铁丝以拦截火箭弹。帕森斯吹嘘说单在胜利大厦，就要亮出四百米长的彩旗。他本性尽显，快乐得像只百灵鸟，炎热加上体力劳动，让他有借口在晚上穿回了短裤和开领衬衫。他无处不在，总在推、拉、锯、砸、即兴出点子、跟每个人说笑并佐以同志式的鼓励，而且从他身上的每处褶子，都在向外散发着似乎源源不绝的刺鼻汗臭。

一张宣传画突然出现在伦敦各处，没有说明文字，只有一个面目狰狞的欧亚国士兵形象，有三四米高，长着一张面无表情的蒙古人种脸庞，脚蹬巨大的皮靴，正在大步往前跨，冲锋枪端在臀部的高度。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这张宣传画，被用透视画法放大的冲锋枪枪口总是正对着你。这张宣传画已经贴上了每堵墙上的空白处，甚至在数量上超过了老大哥的肖像画。群众一向对战争缺乏兴趣，这次也被鞭策进入周期性的爱国主义狂热中。似乎要与普遍的情神状态保持一致，这一期间火箭弹比以前炸死的人更多。有一颗落到了位于斯泰普尼区的一家电影院，几百人被埋在废墟之下。那一带居住的所有人都上街参加了一次绵延不绝的葬礼，为时几小时之久，葬礼实际上变成了泄愤大会。还有颗炸弹落到一块作为游乐场的废地上，几十个小孩子被炸成碎块。后来又举行了几次愤怒的示威活动，戈斯坦因的模拟像被投入火中，几百张欧亚国士兵的宣传画被撕下来以助火势，有些商店在混乱中被洗劫。后来还有传闻，说有间谍在通过无线电为火箭弹指引方向。有对老夫妇被怀疑有外国血统，他们的房子因此被烧毁，两人都窒息而死。

查林顿先生铺子上面的房间，每次他们只要能去，就会并排躺在打开的窗户下面那张没铺床单的床上，为了凉爽而赤着身子。老鼠再也没有露过头，臭虫却在炎热中猛烈繁殖，但好像那也无关紧要。不管肮脏还是干净，那房间就是天堂。他们一到，便到处撒上一些黑市上买来的胡椒粉，然后扯掉衣服汗流浃背地做爱。睡了一觉后，会发现臭虫正在集结，准备大规模反攻呢。

六月份，他们幽会了六七次。温斯顿戒掉了不分什么时候都喝酒的习惯，似乎不再有那种需要。他长胖了一些，静脉曲张溃疡也好了，脚踝上方的皮肤上，只留下褐色的一小块，早上的那阵咳嗽也不再发作。日常生活不再不可忍受，他也不再有向电屏做鬼脸，或者扯着嗓子喊脏话的冲动了。他们现在有了个安全的藏身之地，几乎像是个家，就连他们见面的次数很少，以及每次只能在一起几个小时，也好像不算是件苦事。重要的是铺子上面的房间还存在。知道它还在那里，完整无损，就几乎相当于已身处其内。那个房间自成一统，是一块袖珍的过去，绝了种的动物可以在其中徜徉。温斯顿想到查林顿先生就是另外一种绝种动物，上楼前，他通常总要跟查林顿先生说上几分钟话。老头儿似乎很少或者说从不外出。另一方面，他好像几乎没什么顾客。他像个鬼魂般，活在很小的阴暗铺子和更小的厨房之间，他在那间厨房里做饭，里面除了别的东西，还有台老得让人不敢相信的留声机，有个巨大的喇叭。他好像为有机会说话而高兴。在那堆分文不值的货品中间走动时，他长长的鼻子、厚厚的眼镜片，套着丝绒夹克的肩膀弯得低低的，总让他隐约有种收藏家的样子，而不是个生意人。他会以略带热情的神态，用手指摸弄一片废品之类的东西——瓷制瓶塞，破鼻烟壶涂了颜色的盖子，仿金项链盒，里面放着一绺某个久已不在人世的婴孩的头发——从来不说温斯顿应该买下，而是说他应该欣赏一下。跟他说话，就像听一个破旧的音乐盒发出的丁当声。他从自己的记忆角落里，又扯出一些已被忘掉的押韵诗片段，一首关于二十四只黑八哥，一首关于长着弯弯角的奶牛，还有一首关于可怜的公知更鸟之死。“我刚好想到您也许感兴趣。”每次他想起新的一首时，就会自我解嘲地轻轻笑着这样说。不过他从来只能记起几行而已。

他们两人都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来不曾忘记——现状不会长久。有时，死亡正在迫近这一事实似乎跟他们躺在身下的那张床一样触摸得到，他们会以绝望般的纵欲心理紧紧搂抱，就像一个将入地狱的灵魂在钟声敲响前五分钟，紧紧抓住最后些许快乐。然而还有些时候，他们不仅幻想自己是安全的，还幻想会是天长地久。只要能真的待在这个房间里，两人都感觉不会身遭不测。去那个房间不容易，也是危险的，但它本身是个避难所。温斯顿盯着玻璃镇纸中心时，感觉好像能进入那个玻璃世界，一到里面，时间就可以凝固。他们经常随心所欲地做起关于逃避的白日梦，他们的好运将永远持续下去，他们会像这样，在余生继续这种秘密行为。要么凯瑟琳会死去，通过精心的安排，他和茱莉娅能结成婚；要么会一同自杀；要么会藏匿起来，把自己改变得让别人认不出，学会用群众的口音说话，在一间工厂找到工作，然后在某条小街上不为人察地过一辈子。那全是胡思乱想，他们也都知道，现实中，他们无路可逃。即使是唯一可行的计划，即自杀，他们也无意行之。一天天，一周周，得过且过，在没有未来的当下消磨度日，这似乎是种不可遏止的本能，好像只要有空气，人的肺总要吸进下一口空气一样。

有时，他们也会谈论要采取积极行动跟党对着干，然而对如何走出第一步心里没数。就算传言中的兄弟会真的存在，如何加入仍是个难题。他跟她说了他和奥布兰之间有着或者说似乎有着的奇特亲近感，还有他时不时会感到的那种冲动，简单说来，就是走到奥布兰面前，宣称自己是党的敌人，并请他帮助自己。很奇怪的是，这在她看来并不是种轻率至极的举动。她习惯从别人的面庞来判断别人。对她来说，温斯顿因为一个眼神而认为奥布兰可以信赖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再者，她想当然认为每个人，或者说几乎每个人私下都仇恨党，觉得安全的话，都会违反规定。但她不相信存在或者有可能存在广泛而有组织的反抗活动。她说关于戈斯坦因及其地下部队的传言都无非是一派胡言，是党为了自身的目的编造出来的，你不得不装作相信。在无数次党的集会以及自发示威活动中，她一直是用最大嗓门呼喊的那群人中的一员，要求处死她从未听说过其名字的人，但对他们据称犯下的罪行，她却一点也不相信。进行公审时，她参加了青年团派出的分队，从早到晚包围着法院，隔一阵就呼喊：“处死卖国贼！”两分钟仇恨会里，她在大声辱骂戈斯坦因方面，总比别人喊得响，但对戈斯坦因是何人，以及他代表何种主义只有极为模糊的印象。她是革命后长大的，年轻得不记得五六十年代时发生过的意识形态之战，她无法想象会有这种独立的政治运动，再说党无往而不胜，是千秋万代、永恒不变的，你只能通过私下的不服从来反抗它，最多通过像杀死某人或炸掉某物这种个别暴力行为来反抗。

从某些方面来说，她比温斯顿更敏锐，而且很大程度上更不被党的宣传所蛊惑。有一次，他刚好说到某件事时提到了跟欧亚国的战争，让他震惊的是，她随随便便地说在她看来，并没有进行什么战争，落到伦敦的火箭弹很可能是大洋国政府自己放的，“只是为了让人们继续生活在恐惧中”，这种看法他实际上从未有过。她还说她在两分钟仇恨会里最感困难的，是克制住想放声大笑的冲动，这让他略微有了点羡慕的感觉。但她只是在党的教义以某种方式对她自己的生活造成影响时，才会质疑它。一般情况下，她易于接受官方编造的鬼话，但那只是因为真相和谎言之间的区别对她来说，似乎并不重要。例如，她相信在学校里学到的是党发明了飞机的说法。（温斯顿记得五十年代后期他上学时，党只声称发明了直升飞机；过了十几年，茱莉娅上学时，党已经声称发明了飞机；而对下一代人，党会声称发明了蒸汽机。）他告诉她在他出生之前和革命以前飞机很早就已存在时，在她眼里，这件事实完全没意思。从她偶尔的说话中，他发现她不记得大洋国四年前是跟东亚国打仗、跟欧亚国处于和平状态。这让他更为吃惊。没错，她认为整场战争都是假的，但显然根本没注意到敌国的名字已经改变。“我以为我们一直在跟欧亚国打仗。”她含含糊糊地说。这让他有点吃惊，飞机的发明是在她出生前很久，但战争对象的改变才是四年前的事，是在她早已成年之后。他跟她争辩了也许有一刻钟之久，到最后，他总算成功复苏了她的回忆，她确实朦朦胧胧想起来敌国一度是东亚国而不是欧亚国，但这点在她看来仍然无关紧要。“谁在乎呢？”她不耐烦地说，“操蛋的战争总是一次接着一次，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新闻全是谎话。”

有时，他告诉她关于档案司和他在那里从事的无耻伪造活动，好像那也没能吓坏她。想到谎言正变成事实时，她并未感受到正在她脚下扩张的深渊。他告诉她关于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的事，还有他在手里拿过一阵子的纸条，但都没给她留下什么印象。事实上，从一开始，她就没领会他讲述这件事意图何在。

“他们跟你是朋友吗？”她问道。

“不，我从来不认识他们。他们是内党党员，再说年纪比我大多了，属于革命以前的旧时代，在革命之前。我只是知道他们长什么样。”

“那干吗要担心？什么时候都有人被杀，不是吗？”

他又试图让她明白：“这是个例外情况，不仅是某个人被杀的问题，你有没有意识到从昨天往前的过去实际上都已经被消灭了？如果它在什么地方存在，那会是在少数实实在在的东西上，没有文字说明，像那块玻璃一样。我们现在对革命和革命以前的年代实际上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所有档案要么被销毁，要么被伪造。每本书都被重写过，每幅画都被重画过，每座雕塑、每条街以及每座建筑都被重新命名过，每个日期都被改动过，而且这个过程每天每分钟都在进行。历史已经停止，除了无休无止的现在，其他一切都不存在，而党在这种现在中永远正确。当然我知道过去是伪造的，可我永远证明不了这点，即便我自己也在从事伪造活动。这件事完成后，没有证据会留下来。唯一的证据在我内心，而且我也无法肯定是不是还有别人和我有着同样的记忆。我一辈子只有那次在事情发生之后——许多年以后——拥有过确确实实的证据。”

“那又有什么用？”

“没用，因为我几分钟后就把它扔掉了。可要是如今再遇到这种事，我会把它保存下去。”

“这个嘛，我是不会的！”茱莉娅说，“我很愿意冒险，但是只为值得一干的事，而不是为了几片旧报纸。你保存下来的话，会怎么处理它？”

“可能也不会怎么处理，但它是证据。假如我敢把它拿给别人看，它也许在这儿那儿播下一些怀疑的种子。我想象不到我们这辈子能改变什么，但是可以想象这儿那儿会产生小小的反抗情绪——一小群一小群人结合起来，然后慢慢发展壮大，甚至在身后留下一些记录，让下一代能继承我们未竟的事业。”

“我对下一代不感兴趣，亲爱的，我只对我们感兴趣。”

“你腰部以下才是个造反派。”他告诉她。

她觉得这句话异常精彩，高兴得一把抱住他。

她对党的说教带来的后果一点也没兴趣。每次他一开始说起英社的原则、双重思想、过去的易变性、对客观现实的否认以及使用新话单词时，她就变得厌倦和困惑。她说她从未留意过那种事情，但是既然知道全是垃圾，干吗还要让自己操那份心呢？她知道什么时候欢呼，什么时候发嘘声就够了。如果他非要谈论这种事，她有个让人难堪的习惯，就是会睡着，她是那种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睡着的人。通过跟她谈话，他意识到在根本不知道何为正统的情况下，摆出一副正统的样子有多么容易。从某种意义上说，党强加于人的世界观在无法理解它的人们那里最容易被接受。他们被迫接受最明目张胆的指鹿为马的行径，因为他们从未全面理解对他们犯下的是何等滔天大罪。也因为对天下大事关心不够，他们没注意到正在发生什么事。靠着缺乏理解力，他们仍保持清醒，只是轻信一切。而他们所轻信的一切也不会留下什么，如同一粒谷物不经消化通过小鸟的身体那样。

温斯顿环视着查林顿先生楼上那个破破烂烂的小房间。窗户旁边，那张特大的木床已经铺好，上面放着破旧的毯子和没盖枕巾的长枕头。那座有十二小时刻度的时钟在壁炉台上滴滴答答走着。墙角那张折叠桌上，放着上次来时买的那块玻璃镇纸，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幽幽闪着光。

壁炉挡板那里，有个破旧的铁制油炉，一口深底锅，还有两只杯子，是查林顿先生提供的。温斯顿点着油炉并把一锅水放到上面去煮，他带来了满满一信封胜利咖啡和一些糖精片。时钟指针指向七点二十，其实是十九点二十，她将在十九点半到。

愚蠢啊愚蠢，他心里一直在说：这是明知故犯、无缘无故、自寻绝路的愚蠢，在党员能犯下的所有罪行里，数这种罪行最不可能掩盖。实际上，他第一次有了这个想法，是在看到折叠桌面反射出的那块玻璃镇纸的样子时。不出所料，查林顿先生很爽快地把房间租给了他，他显然为能赚到几元钱而高兴。弄清楚温斯顿租房间是为了跟情人幽会后，他也没有流露出震惊或者令人反感的心照不宣的模样，而是目光前视，泛泛而谈起来，带着一种微妙的神色，给温斯顿造成的印象是他已经变得处于有形与无形之间。他说独处是件很重要的事情，谁都希望有地方让他们可以偶尔独自待一下。他们有了这么一个地方时，对任何一个知情人而言，不再外传是唯一有礼貌的做法。他甚至又加了一句，说那幢房子有两个入口，其中之一穿过后院通向一条小巷。说话时，他好像几乎就要隐身不见了。

窗户下边有人唱歌，温斯顿从挡得严严实实的平纹布窗帘后向外偷看。六月的太阳离下山还很早，楼下洒满阳光的院子里，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脚步通通响地来回于洗衣盆和晾衣绳之间，正在往绳上夹一溜四方形的小片东西，温斯顿认出那是尿布。那个女人结实得像根巨大的圆柱，长着肌肉结实的红色手臂，腰上系了一条粗麻布围裙。只要嘴里没噙着衣服夹子，她就会用浑厚的女低音唱道：

这不过是种无用的幻想，

就像四月天般易逝。

但是一个眼神、一句话和唤起的梦啊，

已经把我的心儿窃取！

过去几周里，伦敦到处能听到这首歌，它是音乐司之下某个科为群众出版的无数类似歌曲中的一首。谱写这些歌曲时，完全不用人动手，而是由一部韵曲机写出来。然而那个女人能把它唱得悦耳动听，以至于把那种臭大粪的东西变得几乎可以称得上悦耳。他能听到那个女人的歌声，她的鞋子走在石板路上发出的刺耳声音，还有街上小孩子的哭喊声，远处还隐隐传来隆隆的汽车声，但房间里似乎安静得出奇，那是没有电屏的缘故。

愚蠢，愚蠢，愚蠢啊！他又想。不可想象他们一连几周都来这个地方而不被抓到，然而对他们两人来说，有个完全属于他们的，在室内而且近在咫尺的藏身之处，这种诱惑太大了。去过那个教堂钟楼后，有段时间他们没办法再安排会面。为迎接仇恨周的到来，工作时间大大延长。距仇恨周还有一个月时间，但是随之而来的规模宏大而且复杂的准备活动让每个人都必须加班。终于，他们等来了两人都不用上班的一天下午，他们商量过要再去树林里的那块空地。之前一天的傍晚，他们在街上短暂地见了一面。他们在人群中向着对方渐渐走近时，温斯顿照例几乎不怎么看茱莉娅的脸庞，但在很快瞟了她一眼时，发现她的脸色比平时更为苍白。

“全吹了，”在觉得安全时，她马上低声说，“我是说明天。”

“什么？”

“明天下午我去不了。”

“为什么去不了？”

“哦，还是那个原因，这次提前了。”

有那么一阵子，温斯顿感到火冒三丈。认识茱莉娅之后的那个月里，他对于她的欲望性质改变了。一开始，这种欲望中真正性欲的成分很少。他们第一次做爱只是种兴之所至的行为，然而第二次以后变了。茱莉娅头发的气味、嘴里的味道、皮肤的触觉似乎已经进入他的内心，或者说进入他周围的空气中。她已经成为实际上的必需物，他不仅想拥有她，而且觉得有权拥有她。茱莉娅说她没法去时，他有种被她欺骗的感觉。但就在此时，人群把他们推到一起，他们的手无意中碰到了。茱莉娅把温斯顿的指尖很快地握了一下，好像那唤起的并非是肉欲，而是爱意。他突然想到男人跟女人一起生活时，像这种感到失望的情形肯定属于正常，一再出现。他突然陷入一种发自内心的柔情中，以前他对茱莉娅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他希望他们是已经结了十年婚的夫妻，希望他和她是在大街上一起走着，就像那时候一样，然而是正大光明、无所恐惧的，说无关紧要的话，买零零碎碎的家庭用品。他最希望的，是能有个地方让他们可以不受打扰地待在一起，也不用感到每次非得做爱不可。那天之后的第二天而不是当天，他想到可以租下查林顿先生的房间。向茱莉娅提议时，出乎意料的是她欣然同意。他们两人都明白那是种疯狂而且愚蠢的行为，好像他们故意向自己的坟墓迈近了一步。他坐在床边等待时，他再次想到仁爱部里的牢房。那种注定降临的可怖之事会在一个人的意识里进进出出，这堪称怪事。它就在那里存在着，在未来某个时候，在死亡之前，就跟九十九之后是一百一样绝无差错。你不可能避开它，但有可能把它往后推，然而恰恰相反，人们会时不时在清醒状态下故意缩短这段时间，令其提前发生。

这时，楼梯上响起急促的脚步声，茱莉娅突然进了房间。她挎了个棕色粗帆布工具包，就是他有时看到她在部里上下班挎着的包。他向前一步，想把她抱到怀里，她却很着急地挣开，部分原因是她还挎着工具包。

“等会儿，”她说，“给你看看我带了什么来。你有没有带那种垃圾胜利咖啡过来？我想你会。你可以把它扔掉，因为我们不需要了。你看。”

茱莉娅跪在地上一把扯开袋子，把放在上层的扳手和螺丝刀掏出来。下层是几个漂亮的纸包，她递上的第一个纸包有种模模糊糊的熟悉感觉，里面装的是某种沉甸甸、沙子一样的东西，摸起来很松软。

“是糖吗？”温斯顿问。

“真正的糖，不是糖精，是糖。这儿还有块面包——正宗的白面包，不是我们吃的那种操蛋玩意儿——还有一小罐果酱，这儿还有一听牛奶——你看！这是我最得意的东西，我非得包上一点帆布，因为——”

不过茱莉娅不需要告诉温斯顿为什么要把它包起来，那种气味已经弥漫在整个房间，一种很浓烈的气味，似乎散发自温斯顿的童年早期，但即使在如今，也的确偶尔会闻到。在某间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之前，这种气味会从过道飘来，或者在人群里神秘地弥漫，有一阵子能闻到，然后又闻不到了。

“是咖啡，”他低声说，“真正的咖啡。”

“内党党员喝的咖啡，这儿有整整一公斤。”

“你怎么搞到这些东西的？”

“都是内党党员用的，那些猪猡一样也不缺，没有一样。不过当然还有服务员、仆人以及能偷到东西的人们会有，还有呢——看，我还弄来了一包茶叶。”

温斯顿在她身边蹲下来，把一个小纸包撕开一角。

“是真正的茶叶，不是黑刺莓叶。”

“最近的茶叶很多，他们攻下了印度还是哪里。”她含含糊糊地说，“可是听着，亲爱的，我要你转过身，三分钟别看我。你过去坐在床那边，别太靠近窗户。我叫你转身你再转身。”

温斯顿心不在焉地透过棉布窗帘往外看。下面的院子里，那个红胳膊女人仍在洗衣盆和晾衣绳之间阔步来回。她从嘴里又取下两个夹子，带着深沉的感情唱道：

他们说时间可以愈合一切，

说你早晚都会忘完。

但是多年前的笑容还有泪水，

仍把我的心儿给搅乱！

她好像已经把整首愚蠢的歌曲了记于心。她的声音和着怡人的夏日微风往上飘扬着，很悦耳，饱含感情，有种半是快乐半是忧郁的味道。人们对她会有种感觉，就是如果夏日傍晚无穷无尽，衣物也取之不完，即使让她那样待上一千年边夹尿布边唱垃圾歌曲，她也会很满足。他突然想到，他从未听过党员一个人自发性地唱歌。这件事说来奇怪，那种行为好像多少有点非正统，是种危险的怪癖，如同自言自语。也许只是当人们接近饿肚子时，才会去歌唱。

“你可以转过身了。”茱莉娅说。

温斯顿转过身，有那么一秒钟，几乎没能认出她来。实际上，他本以为会看到她赤身裸体，然而不是。那种转变比看到她赤身裸体更让人吃惊：她化了妆。

她肯定是溜到群众住处的某间铺子里买了一整套化妆用品。她的嘴唇涂得鲜红欲滴，脸颊搽了胭脂，鼻子上也扑了粉，甚至眼睛下边也不知用什么描了描，让她的眼睛显得更明亮。她的化妆技巧并不高明，而温斯顿在这方面的欣赏标准也不高。他从未看到或想象过女党员的脸上会用上化妆品。化妆后，她的容貌不知好看了多少。就那样，在合适的地方描上几笔，她漂亮了许多，最重要的是，更有女人味了。她的短头发和男孩式的工作服更是强化了这种效果。他把她搂到怀里时，一股合成的紫罗兰气味蹿进他的鼻孔。他想起那间地下室厨房里半明半暗的感觉，还有那个女人洞穴般的嘴巴。那个女人用的是同样的香水，但在此时，这好像也不重要了。

“还用了香水！”他说。

“对，亲爱的，还用了香水。你知道我接下来要干什么吗？我要找来一件连衣裙穿上，而不是这种操蛋的裤子。我要穿丝袜，还有高跟鞋！在这房间里，我要做个女人，而不是党员同志。”

他们扯掉身上的衣服并爬到那张特大的红木床上。这是他首次在她面前脱光衣服，在此之前，他一直为自己苍白而瘦削的身子、小腿肚上的静脉曲张和脚踝上方变了颜色的那一块感到很难为情。没有床单，他们躺在其上的毯子尽管破旧，但是平滑。那张床的宽度及弹性让他们两人都很吃惊。“里面肯定长满了臭虫，可是谁会在乎呢？”茱莉娅说。除了在群众的家里，人们现在是看不到双人床了。温斯顿小时候偶尔睡过，茱莉娅就记忆所及，从未睡过双人床。

很快，他们在那里躺着睡了一小会儿。温斯顿醒来时，那座时钟的指针已经溜到差不多九点的位置。他没有动，因为茱莉娅头枕在他的臂弯上睡着了。她脸上化妆品的绝大部分都蹭到了温斯顿的脸上或长枕头上，一道浅浅的胭脂仍让她的颧骨显得美丽。夕阳的一道黄色光线照射在床腿上，照亮了壁炉，锅里的水已经沸腾。下面院子里，那个女人已经不再唱歌，街上却仍然隐隐约约传来的小孩子的叫嚷声。他在模模糊糊琢磨像此时这样，一男一女在夏日傍晚的凉爽空气中不穿衣服躺在床上，想做爱就做爱，想聊什么聊什么，没有觉得必须起来不可，只是躺在那里听外面平和的声音，这在已被消灭的过去是不是一种很寻常的体验？肯定从来不会是寻常的，不是吗？茱莉娅醒了，她揉着眼睛，用胳膊肘撑起身来看油炉。

“水都烧干一半了。”她说，“我过会儿要起来煮点咖啡，我们还有一小时时间。你住的公寓什么时候关灯？”

“二十三点半。”

“宿舍里二十三点关灯。不过必须在那之前回去，因为——嘿！滚开，你这脏东西！”

她突然在床上一扭身，从地板上抓起一只鞋子，像男孩子一样突然胳膊一抡把它扔向墙角，跟她那天上午在两分钟仇恨会时，把词典扔向戈斯坦因的动作一模一样。

“什么？”他诧异地问。

“一只老鼠，我看见它从护壁板里伸出鼻子，那里有个洞。不管怎么样，我可是把它吓了一大跳。”

“老鼠！”温斯顿咕哝道，“就在房间里！”

“老鼠到处都有，”茱莉娅又躺下来无所谓地说，“我们宿舍那儿连厨房里都有。伦敦有些地方老鼠已经成灾了。你知不知道它们咬小孩子？真的，真的会。那种地方的街道上，妇女们不敢把婴儿自个儿放下两分钟不管，是那种个头很大、毛是褐色的老鼠干的。最恶心的是，这些东西总——”

“别说了！”温斯顿说着紧紧闭上了眼睛。

“我最亲爱的呀！你脸色苍白。怎么回事？老鼠让你不舒服？”

“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数老鼠了！”

她把自己贴紧温斯顿，四肢缠在他身上，像是在用她的体温让他放心。他没有马上睁开眼睛。很长一阵子，他有种回到了他不时会做的噩梦中的感觉。基本上总是完全一样：他站在一堵黑暗之墙的前方，墙那边是某种无法忍受、恐怖得不敢面对的东西。在梦里，他最基本的感觉总是在自欺欺人，因为他其实知道那堵黑暗之墙后面是什么。他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就像从大脑上扭下来一块，他甚至本来能把那种东西拖出来，但总是在还没有发现那是什么之前醒来。不知为何，它总是跟他打断茱莉娅的话时，她正说着的东西有关。

“对不起，”他说，“没什么，我讨厌老鼠，如此而已。”

“别担心，亲爱的，以后我们不会再有那种脏东西了。走之前，我会用帆布把洞塞住。下次来这儿时，我要带些灰泥把它封得严严实实。”

那个惊慌失措的黑色时刻已经差不多快被忘掉了。他略微感到难为情，靠着床头坐了起来。茱莉娅起了床，穿上工作服，开始煮咖啡。深底锅里冒出的气味浓烈而令人兴奋，他们关上窗子，以防别人在外面闻到而好奇。比咖啡味道更好的，是加了糖的绵滑口感。用了许多年糖精后，温斯顿几乎忘了还有糖这种东西。茱莉娅一只手揣在口袋里，另一只手拿着一块抹有果酱的面包在房间里随意走动，冷淡地扫视着书架，指出最好该怎样修理一下那张折叠桌，猛地一下坐到那张破扶手椅里，看它坐着是不是舒服，而且多少算是饶有兴味地研究那座古怪的时钟。她把玻璃镇纸拿到床上，好在亮一点的地方看，他把它从她手里拿过来，它柔和如雨水一般的样子总让他心醉神迷。

“你觉得它是干吗用的？”茱莉娅问他。

“我觉得它什么也不是——我是说我觉得它没做过什么用，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原因。它是他们忘了篡改的一块历史，是来自一百年前的一则信息，如果你知道怎样读的话。”

“那幅画，”她示意对面墙上的版画，“会不会有一百年？”

“还要早些，我想会有两百年。没法确定，如今不可能发现哪样东西有多少年历史了。”

她走过去看那幅版画。“那东西就是在这儿露了一下头。”她说着用脚踢了一下那幅画正下方的护壁板。“这是什么地方？我以前在哪儿看到过。”

“那是座教堂，或者至少以前是，叫圣克莱门特的丹麦人。”他又想起查林顿先生教给他的那首押韵诗的片段，有点怀旧似的又说：“‘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教堂的大钟说！”

让他大吃一惊的是，她往下接道：

“‘你欠我三个法寻。’圣马丁教堂的大钟说，

“‘你什么时候还我？’老百利的大钟说——

“我不记得下面是怎么说的了，可我总算还记着最后一句：‘这儿有支蜡烛照着你去睡觉，这儿有把斧头把你的头剁掉！’”

那就像一问一答的口令，但“老百利”那一行后面肯定还有，也许给查林顿先生以适当提示，就能从他的记忆中挖掘出来。

“谁教你的？”他问道。

“我爷爷，小时候他经常给我念。我八岁时他被蒸发掉了——不管怎么样，他失踪了。我不知道什么是柠檬。”她又随口说道，“我见过橘子，是圆圆的黄色水果，厚皮。”

“我记得什么是柠檬，”温斯顿说，“五十年代的时候很常见，酸得闻一下就能把牙齿给酸倒。”

“我敢说那张画后面有臭虫，”茱莉娅说，“我哪天把它取下来好好打扫一下。我想差不多该走了，我得马上把这妆给洗掉。真烦人！等会儿我再把你脸上的口红擦掉。”

温斯顿在床上又待了几分钟。房间内正在变暗，他往光亮处挪了一点，盯着看那块玻璃镇纸。它让人百看不厌之处，不是珊瑚，而是玻璃内部。它很厚，但又几乎像空气一样透明。那块玻璃的表面像天空的穹顶，包容了一个小小的世界，各种特点无不具备。他感觉能够进入其中，而实际上他已经身处其中，跟那张红木床、折叠桌还有钢雕版画及镇纸本身一起都在其中。镇纸就是他所在的房间，珊瑚是茱莉娅和他自己的生命，被固定在清澈透明的玻璃中心，并成为一种永恒之物。

“这地方我们还可以再来一次，”茱莉娅说，“藏身处通常用两次还安全，不过当然要隔上一两个月。”

她一醒来，举止立刻变了个样，变得机警而且有条理。她穿上衣服，把那条鲜红色饰带在腰间打了个结后，就开始安排回去怎么走，把这些留给她安排好像很自然。她显然有种机变处事的能力，这是温斯顿所缺乏的。茱莉娅似乎对伦敦周围的乡下了如指掌，那积累自无数次集体远足。茱莉娅跟他说的回家路线跟他来时走的很不一样，他要在另外一个火车站下车。“回家时走的路，永远不要跟出来时是同一条。”她好像是在宣布一条重要的基本原则。她会先走，温斯顿等半个小时后再走。

茱莉娅说了个他们下班后可以见面的地方，是在四天后。那里位于贫民窟，有个露天市场，一般情况下总是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她会在摊点间转悠，装着在找鞋带或者缝衣线。如果茱莉娅认为平安无事，会在他走近时擤一下鼻子，否则他就和她擦肩走过，装作互不相识。但如果运气好，他们可以在人群中谈上一刻钟话，安排下次会面。

“现在我得走了。”温斯顿一明白给他的指示后茱莉娅就说，“我应该在十九点半回去，我一定要在青少年反性同盟那里花两个小时，要么散发传单，要么干别的事。是不是很操蛋？请你帮我把身上拍一拍。我头发里有没有小树枝？你肯定吗？那么再见了，亲爱的，再见！”

她一下子扑进他的怀里，几乎是猛烈地吻他。过了一会儿，她在小树苗中拨开一条路，便消失在树林中，弄出的声响很小。即使到这时，他还是不知道她姓什么，在哪里住，但这无所谓，因为不可能想象他们能在室内见面，也不可能有什么文字交流。

事实上，他们从未再去过那片林中空地。五月份，他们只有另外一次机会真正做了爱，是在茱莉娅知道的另一个很好的藏身之所，在一间废弃教堂的钟楼上。那里三十年前挨过原子弹，周围几乎完全荒废，只要能去，倒是个很好的藏身之所，但路上很危险。其他时间里，他们只能在街上见面，每天傍晚换个地方，而且每次见面从来不超过半小时。一般情况下，在街上可以勉强谈话。他们在熙熙攘攘的人行道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算是并排走，从不互相看。他们进行有一句没一句的奇特交谈，如同灯塔光柱的一闪一灭。接近身穿党员制服的人，或者到了电屏附近时突然打住话头，保持沉默，然后几分钟后接上没说完的那句继续说。到了商量好的地点突然中断谈话，第二天几乎不需要开场白就接着往下说。茱莉娅好像很习惯进行这种谈话，称之为“分期谈话”。她擅长说话时不动嘴唇，令人吃惊。在几乎有一个月之久的傍晚会面中，他们只接过一次吻。那次，他们正在一条小街上走着（在大街以外的街上，茱莉娅从来不说话），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一声巨响。大地在震动，空中一片黑烟。温斯顿发现自己侧躺在地上，皮肤擦伤了，吓得要命。一发火箭弹肯定落在离他们很近的地方。突然，他看到离他几厘米外的茱莉娅的脸庞，死一般苍白，连她的嘴唇也是苍白的。她死了！他紧紧抱着她，却感到亲吻的是一张活人的温暖面庞，然而有些粉末之类的东西进到他嘴里。他们两人的脸上，都落了一层厚厚的灰泥。

有几个晚上，他们到达约会地点后，却不得不连个信号也没打就擦肩而过，那是因为有支巡逻队正好从街角转过来，或者有一架直升飞机正在头顶盘旋。就算没那么危险时，仍然难以挤出时间见面。温斯顿一星期工作六十个小时，茱莉娅的工作时间还要长一些，他们的休息日则根据工作紧迫度调整，不一定是哪天，不能经常凑到一起。不管怎样，茱莉娅很少有哪个晚上完全空闲。她把令人吃惊的大量时间花在像听讲座、游行、散发青少年反性同盟的宣传品、为仇恨周准备旗帜、为节约运动收捐款之类的事情上。她说那都值得，是伪装，遵守一些小条条，就能违犯一些大框框。她甚至说服温斯顿牺牲一晚上时间去报名参加兼职军火生产工作，那都是党员积极分子自愿参加的。所以温斯顿每星期有一个晚上要烦得要命地花上四小时，把小金属块用螺丝拧在一起，大概是用来做炸弹的引信的。干活的车间里过堂风很大，光线不足，锤子声跟电屏里的音乐声混在一起，令人生厌。

在教堂的塔楼里相见时，他们又补上了零零碎碎谈话的断茬。那是个炎热的下午，在大钟上面的小方屋子里，空气闷热且不流通，鸽子粪臭气熏天。他们坐在满是灰尘、遍布小树枝的地板上一谈就是几小时，还要不时透过瞭望孔往外看，以确保没人来。

茱莉娅二十六岁，跟三十个女孩住集体宿舍（“总是生活在女人的臭味当中！”她补充道）。她的工作，正如温斯顿已经猜到的，是负责小说司的一部小说写作机。她喜欢自己的工作，那主要是开动并维护一台功率很大、难以侍弄的电动马达。她“不算聪明”，却喜欢动手，机械方面是行家里手。她说得清楚生产一部小说的全部流程，从计划委员会发布总指令到由重写组进行最后的润色。但她对最终的成品不感兴趣，按她的话说，是“不怎么喜欢读书”。书籍只是种必须生产出来的日用品，如同果酱或者鞋带。

她不记得六十年代初之前的事，认识的唯一一个经常说起革命前生活如何如何的人是她爷爷，在她八岁时就失踪了。上学时，她当过曲棍球队队长，连续两年获得过体操比赛的奖杯。她当过侦察队的中队长，加入青少年反性同盟前，当过青年团的支部书记。她一贯表现出过硬的素质，甚至被选中（那是名誉很好的标志，绝对可靠）在色情科——小说司下面的一个科——工作，这个科负责生产出低级下流的黄色书籍在群众中发行。据她说，这个科被其工作人员起了个绰号叫“粪坑”。她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帮助生产用密封套封起来的小册子，有着像《过瘾故事》或《女校一夜》这种书名。群众里的青年偷偷摸摸地购买，觉得自己在购买某种违禁品。

“那些书是写什么的？”温斯顿好奇地问。

“哦，垃圾到了极点，都很没劲，真的。情节总共只有六种，不过他们把这几种情节翻来覆去地用。当然，我只是在小说写作机上工作，从来没在重写组干过。我文笔不行，亲爱的——根本不够格。”

他惊讶地得知，色情科里所有工作人员除了科长都是女孩子。有种说法是男人的性本能比女人的更难控制，因此男人受到所经手的淫秽作品腐蚀的危险更大。

“他们甚至不喜欢结了婚的女人在那儿工作，”她又说，“女孩子总被认为很纯洁，可是不管怎样，我不算。”

她第一次跟男人发生关系是在十六岁，跟一个六十岁的党员，他后来为避免被捕而自杀。“干得也很漂亮，”茱莉娅说，“要不然在他坦白时，他们会从他嘴里知道我的名字。”在那以后，她还跟别的许多男人发生过关系。生活在她看来很简单：你想开开心，“他们”——指的是党——不想让你开心，你就尽量去违反规定。她似乎觉得“他们”会力图剥夺你的快乐，就跟你力图不被抓到一样，是件自然而然的事。她仇恨党，而且是以最粗俗的语言说出来，但她也并非一切看不顺眼。除了触及到她个人生活，她对党的教义没兴趣。他注意到除了已经进入日常生活的，她从不使用新话的词语。她从未听说过兄弟会，也不相信其存在。在她看来，凡是针对党的有组织反抗都注定会以失败告终，而且是愚蠢之举，聪明的做法是违反规定，同时也保住脑袋。他不知道年轻一代中还有多少人像她那样——在革命的天下长大，对别的一无所知，接受党就像接受天空一样，是不可改变的，不去对抗它的权威，只是躲避它，就像兔子会躲避狗一样。

他们没讨论过有没有可能结婚这个问题，那太遥不可及了，不值得去想。即便温斯顿的妻子凯瑟琳有办法摆脱，也想象不到哪个委员会批准这样一桩婚姻，连做梦都别想。

“你老婆是什么样的？”茱莉娅问道。

“她是——你知不知道新话里有个词叫‘思想好’，意思是生来正统，不会产生坏想法？”

“不，我不知道那个词，不过我认识那种人，认识得够多的了。”

他开始讲起有关他婚后生活的事，然而很奇怪的是，茱莉娅好像已经了解这种生活的基本内容，好像她已经看到过或者感到过一样，她开始向温斯顿描述他一碰到凯瑟琳，她的身子就变得僵硬，还有即使她的手臂紧搂着他，她仍好像在全力推开他的样子。跟茱莉娅在一起，他感到说起这种事情没有一点困难：不管怎样，关于凯瑟琳的记忆早已不再是痛苦的了，而是变得令人不快。

“要不是因为那件事，我本来还能忍下去。”温斯顿说。他告诉她凯瑟琳每周同一天晚上强迫他来一遍的令人沮丧的仪式：“她很不喜欢那样，可是怎么样也不能让她停下来不做。你永远猜不到她怎样称呼它。”

“我们对党的义务。”茱莉娅马上说。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上过学，亲爱的。对十六岁以上的学生每周一次性教育，青年团里也有。他们花很多年时间把它强灌进人们的脑子。我敢说在很多人身上是奏效了。当然这永远也说不准，人们总是很虚伪。”

她开始就这一话题发了番议论。在茱莉娅眼里，一切以她自己的性欲为出发点。一谈到这个问题，她就有极为敏锐的看法。跟温斯顿不一样，她了解党的禁欲主义的内在含义：不仅因为性本能会造成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那是党无法控制的，因而可能的话，一定得把它消灭掉，更重要的，是性压抑能导致歇斯底里，这求之不得，因为它能被转化成对战争的狂热和对领袖的崇拜。她是这样说的：

“你做爱时，耗尽了全部力气，然后你感到愉快，对一切都无所谓。他们不能忍受你有这种感觉，他们想要你时时保持精力充沛。所有那些来来去去的操练、欢呼、挥舞旗帜等等，都无非是另外的性发泄方式。如果你内心感觉愉快，你干吗还要为老大哥、三年计划、两分钟仇恨会以及所有别的操蛋玩意儿激动？”

一点没错，他想。禁欲和政治正统性之间有着直接和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党想把党员们的恐惧、仇恨和理智尽失的轻信保持在合适水平，除了抑制某种强烈的本能并把它转化成驱动力，又有什么别的办法？性冲动对党危险，党对之加以利用。他们对父母本能也照此处理。家庭无法在事实上被消灭，人们甚至被鼓励以差不多古已有之的方式钟爱他们的孩子。另一方面，孩子被有系统地改造得与其父母为敌，被教导监视其父母，并揭发他们的越轨行为。家庭实际上成了思想警察的延伸物。这样，每个人就会被十分了解他们的告密者日以继夜地包围。

他的思绪突然又转回到凯瑟琳身上。如果她没有愚蠢得察觉不到他的观念不合正统，无疑会向思想警察检举他。然而此刻让他想起凯瑟琳的，是那天下午令人窒息的燠热，他额头上因此冒出了汗珠，他开始向茱莉娅讲述以前发生过的一件事，或者说，是没有发生过的一件事，那也是在一个闷热的夏天下午，十一年前的事了。

那发生在结婚后三四个月，他们在去肯特郡的一次远足中迷了路。他们只落后其他人一两分钟，却转错了向，不久发现走到一个老白垩采石场的边缘，前无去路。边缘离底部的垂直高度有二三十米，底下全是大石头。他们看不到一个可以问路的人。凯瑟琳一意识到他们迷了路，就显得特别不安，离开闹哄哄的那群人哪怕只是一会儿，也让她有种做错事的感觉，想尽快沿原路返回，然后向别的方向寻找。但就在那时，温斯顿注意到他们脚下悬崖的裂缝里有几丛黄连花，其中一丛有两种颜色，品红和砖红，显然长在同一条根上。他从未见过那种黄连花，就叫凯瑟琳也过去看。

“你看，凯瑟琳！你看那些花，靠近底下的那一丛，你看到它们是两种不同颜色的吗？”

她已经转过身走了，但还是很不情愿地走回来待了一会儿。她甚至在悬崖上往前倾着身子看他手指的方向。他在她身后不远处站着，用手扶着她的腰。此时，他突然想到他们有多孤单，一个人也看不到，没有一片树叶在颤动，没有一只小鸟在啼叫。在这种地方，不大可能哪里藏有话筒，而且就算有，也只能拾音而已。那是下午最热、最让人想睡觉的时候，太阳火辣辣地照着他们，汗水在他脸上流着，痒痒的。他想到……

“你干吗不猛推她一下？”茱莉娅说，“换了我就会。”

“没错，亲爱的，你会。如果当时的我是像现在这样，我也会。要么说，我也许会——我不敢肯定。”

“你是不是后悔没干？”

“对，总的说来，我后悔没干。”

他们挨着坐在落满灰尘的地板上。他把她拉向自己，她的头靠在他肩膀上，她头发里好闻的气味盖过了鸽子粪味。他想，她很年轻，对生活还有点期盼，她不理解把一个碍事的人推下悬崖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其实那也无济于事。”他说。

“那你干吗后悔没干？”

“我只是喜欢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处事方式。在我们参加的这场比赛中，我们无法取胜。以某些方式失败比以别的方式失败要好一些，如此而已。”

他感到她的肩膀不同意地扭动了一下。每次他说出这种话时，她总是跟他意见相左，她接受不了个人总会被打败是条自然法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也意识到自己劫数已定，或早或晚，思想警察会抓到并处死她，然而在她另一半心思中，她相信不管怎样，有可能构建一个秘密世界，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其中生活，需要的只是运气、计谋和胆量。她不理解不存在幸福这回事，不理解唯一的胜利是在遥远的将来，在你死后很久，不理解从你向党宣战的那一刻起，你最好想象自己已经是一具尸体。

“我们是死人。”他说。

“我们还没死呢。”茱莉娅倒是实话实说。

“不是说在肉体上，那要再过半年，一年——五年，可以想象能再活那么久吧。我不怕死。你年轻，所以你大概比我更害怕死。显然我们会把死亡尽量往后推，但效果极其有限。只要人类仍然保持人性，生和死便是同等的事情。”

“哦，废话！我跟骷髅，你更想跟哪个睡觉？你觉得活着不好吗？你来感觉一下：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腿。我是真实的，有形的，活着的！你难道不喜欢这样？”

茱莉娅的身子转过来，把胸膛紧紧贴着温斯顿。透过工作服，他能感觉到她的乳房，成熟但仍坚挺。她的身体好像在把青春和活力倾注进他的体内。

“是的，我喜欢。”他说。

“那就别说死了。听着，亲爱的，我们要定好下次见面的时间。我们还可以回到树林里的那个地方，好久没去了。不过你这次去，一定要走另外一条路，我全计划好了，你坐火车——哎，我还是给你画出来吧。”

她以那种实际作风，很老练地用手聚拢了一小方块灰尘，用一根从鸽子窝里拿的树枝，开始在地板上画地图。

温斯顿沿着小径一路走来，穿过了斑驳的光影组合。每当头顶上的树枝分开时，他踏进的是黄金洼。他左边的树林下方，盛开着欲迷人眼的蓝铃花。微风像在亲吻他的皮肤。这天是五月二日，从树林里更深的地方，传来了斑鸠的咕咕叫声。

他来得有点早，一路走来没费什么事。那个女孩显然经验丰富，他因此没那么提心吊胆，而一般情况下他可能会，大概可以相信她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一般说来，你不能认为在乡下就一定比在伦敦安全得多。当然乡下没有电屏，可是总有危险，不知道哪里隐藏着话筒，你的声音会被拾音并辨认出来。再者，一个人出趟远门难以不被注意到。外出范围不超过一百公里，不需要在通行证上签注，但有时候火车站会有巡逻队，他们会检查在那里看到的任何一个党员的证件，还会问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但这次巡逻队没出现。走路离开火车站时，他小心翼翼地往后瞟着，以确定无人跟踪。火车上坐满了群众，因为夏天天气的缘故，车上一片欢乐的气氛。他所乘的那节木板座位的车厢里，满当当地坐了一个大家庭的所有成员，从牙齿掉光的曾奶奶到一个月大的婴儿，他们要花一下午时间去乡下看望他们的“姻亲”，还无所顾忌地跟温斯顿说他们要去黑市买点黄油。

那条小径变阔了，温斯顿很快就走上一条那个女孩跟他说过的人行小道，那只是条夹在灌木丛间的赶牛时走的小道。他没有手表，但是还不可能到十五点。脚下的蓝铃花繁茂得不免要踩上去，他跪下来采摘一些，一半是为了消磨时间，另外他还有个模模糊糊的想法，就是可以见面时献给那个女孩。他已经采了一大束。他正闻着那隐约的难闻气味时，背后的一声响动让他突然停了下来，一点没错，那是脚踩在树枝上的咔嚓声。他继续采摘着蓝铃花，这是最好的做法。可能是那个女孩，也可能他到底还是被跟踪了，往周围看是做贼心虚的表现。他采了一朵又一朵。有只手轻轻搭在他的肩膀上。

他抬起头，是那个女孩。她摇摇头，显然是警告他必须保持沉默，然后她拨开灌木丛，领他沿一条窄窄的小道往树林深处走去。显然她以前来过这里，因为她走路时似乎是习惯性地避开湿软的地方。温斯顿跟着她，手里还紧握着那束花。他的第一感觉是松了口气，他看着走在前面的她那强壮苗条的身体，那条鲜红色饰带紧得刚好能将她臀部的曲线显现出来，自惭形秽的感觉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甚至是现在，她如果转过身子看他，似乎很有可能仍会完全退却。宜人的微风和树叶的绿意令他气馁。从火车站那里走过来，五月的阳光已经让他感觉自己身上肮脏，而且上气不接下气。他是个室内动物，伦敦那混合着煤烟的空气已经渗进他的皮肤毛孔。他想可能直到现在，她大概仍然没有在光天化日下看过他。他们走到她说过的那棵倒下的树干。那个女孩跳过树干，在灌木丛中分开一条路，那里好像没什么入口。温斯顿跟着她走过去，发现他们站在一片天然形成的空地上，小小的土墩上长满了青草，周围是高高的小树，把它完全封闭起来。那个女孩停下脚步，转过身。

“到了。”她说。

他离她几步看着她，还是不敢向她再靠近些。

“我在那条小路上不想说话，”她又说，“以防那儿藏有话筒。我估计不会，不过也有可能，那些猪猡里的谁总有可能听出来是你的声音。我们在这儿没事。”

他仍然没勇气接近她。“我们在这儿没事。”他愚蠢地重复了一句。

“对，你看那些树。”那是细细的白蜡树，一度被砍掉了，后来又长成一带小树林，一律比手腕还细。“没有一根粗得可以藏进话筒，再说我以前也来过这儿。”

他们只是在没话找话。这时他向她走近了一些，她在他面前直直站立着，脸上带着微笑，看上去有一丝嘲弄的样子，似乎在纳闷他为何行动得这样慢。蓝铃花散落在地上，像是自己掉下去的。他握住她的手。

“你相信吗？”他说，“直到这会儿，我还不知道你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呢。”褐色的，他注意到了，是一种很淡的褐色，眼睫毛是黑色的。“你现在看到了我的真实长相，你受得了看我吗？”

“能，这不难。”

“我三十九岁了，有个无法摆脱的老婆，患静脉曲张溃疡，而且有五颗假牙。”

“我根本无所谓。”那个女孩说。

接着，也难说是谁采取的主动，她到了温斯顿的怀里。一开始，除了完全不敢相信，温斯顿没有别的感觉。那具年轻的躯体在紧搂着他，浓密的黑发贴着他的脸庞。好极了！她转过脸庞，他在亲吻那两片张开的红嘴唇了。她紧搂着温斯顿的脖子，她在叫他宝贝、心肝和爱人。温斯顿拉着她，让她躺倒在地上。她没有一丝反抗，他想对她怎么样都行。但事实上，温斯顿在肉体上没有感觉，只是单纯的触觉，只感到骄傲和难以置信。温斯顿因为发生了这件事而感到高兴，然而没有肉体欲望。它发生得太快了，她的年轻和美貌吓坏了他，他过分习惯于没有女人的生活——他不知道是因为什么。那个女孩自己站了起来，从头发上扯下一朵蓝铃花。她挨着温斯顿坐着，手臂搂着他的腰。

“没关系，亲爱的，不用急，整个一下午全是我们的。这儿是不是个特别棒的藏身地？我是在一次集体远足迷路时找到的。有人来的话，隔着一百米就能听到。”

“你叫什么？”温斯顿问道。

“茱莉娅，我知道你的名字，温斯顿——温斯顿·史密斯。”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想在查清什么事方面，我比你强一点，亲爱的。告诉我，我递给你那张纸条前，你是怎么看待我的？”

“我极不喜欢看到你，”他说，“想对你先奸后杀。就在两星期前，我正儿八经想过用一块鹅卵石砸烂你的头。你要是真的想知道，我想象过你跟思想警察有联系。”

那个女孩开心地笑了起来，显然把这句话当成对她伪装高明的称赞之语。

“别又是思想警察！你不是真的那样想吧？”

“这个嘛，也许不是完全那样想。但从你的总体外表——只是因为你年轻、朝气蓬勃、身体健康，你也明白——我以为你大概——”

“你以为我是个好党员，言行纯粹，旗帜，游行，标语，比赛，集体远足——都是那些事儿。你还以为我要是有那么一丁点儿机会，就会把你当做思想犯揭发出来，从而把你消灭，对不对？”

“对，也就是那些。许多年轻女孩都那样，你也知道。”

“都是这个操蛋玩意儿闹的，”她说着把那条青少年反性同盟的鲜红色饰带扯下来，扔到一根树枝上。这时，好像碰到自己的腰部让她想起什么事情，她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一小片巧克力，把它掰成两块，一块递给了温斯顿。甚至在他接过来之前，他就从气味上判断出那是种很少见的巧克力。它是黑色的，而且有光泽，用银纸包着。常见的巧克力是种淡褐色的脆玩意儿，味道正如人们所描述的，像烧垃圾的气味。但在某个时候，他尝过她给他的那种巧克力是什么味道。他第一次闻到它的香味，就在他心里唤起了某种无法确定的记忆，那种记忆是深刻的，也令人不安。

“你从哪儿搞到的这玩意儿？”他问道。

“黑市。”她漫不经心地说，“其实我就是那种女孩，你看好了。我擅长玩游戏。我在侦察队当过中队长。我一星期三个晚上为青少年反性同盟做义务工作，在伦敦到处贴他们那种胡扯淡的玩意儿，一贴就是几小时。游行时，我总是举着横幅的一端，总是看上去精神愉快，从来不推辞什么事。永远要跟大家一起大喊大叫，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保护自己的唯一方法。”

第一小片巧克力已在温斯顿的舌头上融化了。它的味道很可口，那种记忆却仍然在他的意识边缘游移着，感觉强烈，但无法还原成一种明确的形象，如同眼角看到的东西一样。他把这种感觉从心里推开，只知道那是关于某个行为的记忆。他想弥补那个行为的后果，却做不到。

“你很年轻，”他说，“比我年轻十到十五岁，怎么会觉得我这样的男人有吸引力呢？”

“跟你的面容有关，我觉得我要冒冒险。我在发现谁是与众不同的人这方面很在行。一看到你，我就知道你是跟他们作对的。”

他们，她的意思似乎是指党，首先指内党。她谈论起他们时，带着不加掩饰的嘲笑和仇恨，这让温斯顿感觉不安，即使他知道不会有别的地方比这里更安全。令他震惊的是她的语言之粗鄙。按说党员不应该说脏话，温斯顿自己也很少说，不管怎么样，而茱莉娅好像每次一提到党——特别是内党——的时候，就不能不用上在污水遍地的小巷墙壁上用粉笔写的那种话。对这点，他并非不喜欢，那只不过是她反感党及其种种行径的一种表示，而且不知为何，显得自然而又健康，如同一匹马在闻到不好的草料时，打了个响鼻一样。他们已经离开那片空地，在光影斑驳的树荫下散步。只要能并肩走路，他们的手臂都搭在一起。他留意到她的腰部在没了那条饰带后有多柔软。他们一直在压着嗓门悄声说话，茱莉娅说在空地外面最好悄悄走路。不久，他们到了小树林的边缘，她让他别再往前走。

“别走到空地上，可能有谁在监视，待在树后面就没事。”

他们站在榛树丛的树荫下，阳光经过无数树叶的过滤照在他们脸上，仍然感觉火辣辣的。温斯顿看着那边的原野，奇怪地心里渐渐有了种震惊的感觉，他认识这个地方。他知道这个地方的样子。这是块被啃噬得很厉害的古老草场，有条人行小径蜿蜒穿过，到处都有鼹鼠丘。对面参差不齐的树篱那里，榆树枝在微风的吹拂下，勉强能看到在摇动，上面的树叶在微微颤动，大团大团的，像是女人的头发。肯定附近某个地方有条小溪，还有鲮鱼在其中游着的绿色池塘。只是看不见而已。难道没有吗？

“附近难道没有一条小溪？”他低声说。

“没错，那边有一条，实际上就在那块地的边上。里面有鱼，很大的鱼。能看到鱼就浮在柳树下面的池塘里，摆着尾巴。”

“那就是黄金乡了——几乎是。”他喃喃地说。

“黄金乡？”

“没什么，真的。就是我有时候梦到的地方。”

“你看！”茱莉娅说。

一只画眉鸟飞到离他们不到五米远的一根树枝上，几乎跟他们的脸部在同一高度。也许它没看到他们，它在太阳地里，而他们在树荫下。它张开翅膀，又小心收好，接着猛然把头低下一会儿，似乎在向太阳行某种礼。接着，它开始啼唱出一连串的歌声。午后的静寂中，鸟啼声大得令人惊异。温斯顿和茱莉娅紧紧搂抱在一起，在着迷地听着。那啼唱声没完没了，唱了一分钟又一分钟，变化无穷，令人惊讶，而且一次也没重复，好像那只小鸟在从容展示它的完美技巧。有时它停了几秒，展开翅膀然后又收起，接着又鼓起它有斑点的胸部唱起来。温斯顿看着它，隐隐有了种敬畏之心。那只鸟是为谁、为何而啼唱？没有求偶对象，也没对手在看着它。是什么让它落脚到了这片偏僻的树林，然后向着空旷之处啼唱起来？他怀疑附近哪里到底还是藏了个话筒。他和茱莉娅只是在悄声说话，话筒拾不到音，然而会拾到画眉的啼叫。也许在设备的另一端，某个长得像甲虫的矮个男人正专心听着——听到的却是鸟鸣。然而渐渐地，那不绝的啼唱声让他脑子里什么都不再思考，似乎它是种液体东西，和树叶过滤下来的阳光混合在一起，全倾泻在他身上。他停止思考，只是去感觉。那个女孩的腰部在他臂弯里感觉柔软温暖。他把她的身子转过来，好让他们面对面。她的身体好像融进了他的，不管温斯顿把手放到哪儿，她的身体都像随物赋形的水一样。他们久久吻在一起，跟他们早些时候笨拙的亲吻很不一样。停止接吻后，他们都深深叹了口气。那只鸟儿受到惊吓，翅膀一振便飞走了。

温斯顿把嘴唇贴近她的耳朵。“现在。”他悄声说。

“别在这儿。”她也悄声说，“回到那个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安全些。”

他们很快又穿过树林，回到那片空地，偶尔踩断一两根小树枝。走到小树环绕的那片空地后，她转身面对着他。他们都呼吸急促，然而她的嘴角又现出微笑。她站在那里看了温斯顿一会儿，然后摸到自己工作服上的拉链。真是好极了！几乎跟温斯顿的梦境一模一样，几乎跟他想象的一样迅速，她一把扯下衣服。把衣服扔到一边时，动作也一样优雅无比，似乎整个一种文化被摧毁了。她的躯体在太阳地里闪着白色光芒。他的眼睛紧盯着那张有雀斑的脸庞，上面带着淡淡的、无所顾忌的笑容。他跪下去，握住了她的手。

“你以前也这么过吗？”

“当然，几百次——噢，几十次总有了吧。”

“跟党员？”

“当然，总是跟党员。”

“跟内党党员？”

“不跟那些猪猡，从来没有过。不过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有半点儿机会就会，他们可不像装扮的那样神圣。”

温斯顿的心脏猛烈跳动起来。她已经做过几十次了，他希望会是几百次、几千次。凡是暗示堕落的事，总让他的心里充满狂想。天晓得，也许党已经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对艰苦生活和克己奉公的极力鼓吹只是为了掩盖罪恶的假象而已。如果温斯顿能向他们的许许多多人传染上麻风或梅毒，那他会极其愿意去做！凡是能起到腐化、削弱和破坏作用的事情都行！他把茱莉娅拉了下来，他们面对面跪在那里。

“听着，你有过的男人越多，我就越爱你。你明白我的话吗？”

“明白，完全明白。”

“我恨纯洁无瑕，我恨品质优良！我不想看到任何地方存在任何德行，我想看到人们都堕落到了骨头里。”

“这样的话，我应该是适合你的了，亲爱的，我堕落到了骨头里。”

“你喜欢这个吗？我不是说仅仅跟我，而是说这件事情本身。”

“极其喜欢。”

那是他最想听到的，不仅爱某个人，而且是那种动物本能，那种简单的、人人皆存的欲望，那是种能将党摧毁于无形的力量。他把她压倒在草地上，就在掉落的蓝铃花中间。这次没遇上困难。不久，他们的呼吸恢复到了正常频率。带着愉快的无助感，他们的身体分开了。他伸手把扔在一旁的那件工作服拉过去给她盖上了一点。他们几乎马上就睡着了，睡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温斯顿首先醒来，他坐起来看那张长有雀斑的脸庞。她仍在安详地睡觉，头枕在手掌上。除了嘴唇，她不能说漂亮。仔细看的话，能看到她眼角有一两道皱纹。她一头短短的黑发特别浓密，特别柔软。他想起自己仍不知道她姓什么，以及住在哪里。

那年轻强壮的躯体此刻正无助地睡着，在他心里唤起一种怜悯的、要将其保护的感情。但那种不思不想的亲切感仍未完全重现，那是他在榛树下听画眉鸟唱歌时所感到的。他把她的工作服拉开，仔细看着她那光滑的白色腰腹。他想，在过去，男人看着女人的躯体，看得产生了欲望，就这么简单。如今却既没有纯粹的爱，也没有纯粹的肉欲，没有一种情感是纯粹的，因为一切都混合了恐惧及仇恨。他们的拥抱就是场战斗，高潮就是胜利。是向党的一击，是政治行为。

这天上午过了一半时，温斯顿离开小隔间去上厕所。

从亮堂堂的长走廊那头，一个人影正向他走来，是那个黑头发女孩。自从那天晚上在杂货铺外面遇到她以来，已经过了四天。她走近时，温斯顿看到她的右臂挂着吊带，吊带跟她工作服的颜色一样，所以从远处看不出来。她大概是在转动某台大型搅拌机时压伤了手，小说的情节就是在那种搅拌机里“拟出初稿”的。在小说司，这是种常见事故。

他们相距也许有四米远时，那个女孩脚下踉跄一下，几乎是趴着摔倒了，并发出一声痛苦的尖叫，肯定是摔倒时把受伤的胳膊压到了身子底下了。温斯顿马上停下脚步。那个女孩已跪起身子，她的脸变成了奶黄色，衬托之下，她的嘴唇显得更为红润。她在盯着他的眼睛看，她哀婉的表情看上去与其说像是出于疼痛，倒不如说是出于恐惧。

温斯顿的心里涌起一种奇特的情感。在他面前，是想置他于死地的敌人，但也是个活生生的人，由于骨折，正经历着疼痛。他不由自主地往前走了一步去帮助她，看到她跌倒并压在那只缠了绷带的手臂上时，他似乎也感到了疼痛。

“您受伤了吗？”他问道。

“没关系，只是胳膊疼，马上就没事儿了。”

她说，似乎内心很激动，面色绝对变得很苍白。

“您没跌伤哪儿吗？”

“没有，我没事儿。刚才那会特别疼，不要紧。”

她向温斯顿伸出没打吊带的左手，他拉着她站了起来。她的气色恢复了一点，看上去好多了。

“没关系，”她很快又重复道，“手腕被砸了一下罢了。同志，谢谢您！”

她说完就顺着原先走的方向继续走开，走得一样轻快，似乎真的一点事也没有。整件事前后不过半分钟。不在脸上流露出表情已成了本能般的习惯，再说这件事发生时，他们正好站在电屏前。然而不流露出片刻惊讶仍然很困难，因为在他拉着那个女孩的手帮她站起身的两三秒内，她往他手里塞了一样什么东西。毫无疑问，她是故意那样做的。那是个又小又平的东西。走过厕所门时，他把它转移到了口袋里，用指尖摸着它。那是个折成四方形的纸片。

站在小便池前时，他还是用手指摸索着把它展开了。显然上面写着什么信息。有那么一阵子，他忍不住想把它拿进格间，马上看看写的是什么，但那会是种蠢不可及的行为。他也很明白，比起别的地方，可以更有把握认为厕所格间里是一刻不停被监视着的。

他回到自己的小隔间坐了下来，随随便便把那张纸片跟别的纸片放在一起，然后戴上眼镜并把口述记录器拉向自己。“五分钟，”他对自己说，“至少要等五分钟！”他的心脏在胸膛里可怕地扑通扑通跳动着，幸好他要做的工作只是一般性的，也就是改正一大串数字，不需要特别专心。

不管那片纸上写的是什么，它一定具有政治意义。就他所能想到的，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性最大，就是那个女孩是思想警察的特务，正如他担心的那样。他不明白思想警察怎么会选择以这种方式通知，但可能他们自有理由。纸上写的可能是个警告，一个传唤令，一个要求他自杀的命令，或者某种陷阱。然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总出现在他脑子里，它更离谱一些，他想把它压下，却总是徒劳。这一可能，就是那张便条根本不是来自思想警察，而是来自某个地下组织。也许到底存在着兄弟会！也许那个女孩就是其中之一！毫无疑问，这个想法荒诞不经，但在他摸到手里那片纸的一刻，他脑子里就冒出了这一想法。几分钟之后，他才想到更接近事实的另一解释。即使是现在，虽然他的理智告诉他那张便条可能意味着死亡——然而他仍不相信。他不切实际的希望欲罢不能，心脏也在剧烈跳动。他对着口述记录器低声说话时，尽力控制住自己，不让声音发颤。

他卷起已经完成的一叠工作材料，投进了气力输送管。已经过去了八分钟。他推了推鼻子上的眼镜，叹了口气，然后把另外一堆工作材料拉过来，那片纸就在最上面。他展平它，在上面，用很大的不规则字体写着：

我爱你。

有那么几秒钟时间，他震惊得甚至没把这种足以定罪的东西扔进记忆洞。他真的往里面扔时，虽然很明白表现出太大兴趣是危险的，但还是忍不住又看了一眼，只是为了肯定上面写的确实是这几个字。

在这天上午剩余的时间里，他很难专心工作。比不得不专心干那些琐碎工作更难做到的，是掩饰住自己的激动心情，不让电屏看到。他感到腹内犹如火烧。去热气腾腾、人头涌动、声音嘈杂的食堂里吃午餐成了件折磨人的事。他希望午餐时间独自待一会儿，可倒霉的是那个蠢货帕森斯又蹿过来坐到他旁边，他身上那股刺鼻的汗味几乎盖过了炖菜的铁皮味，他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为仇恨周作准备的事。他对于老大哥的纸制头像特别热心，头像的直径有两米宽，是他女儿所在的侦察队中队专门为仇恨周制作的。令人恼火的是，在喧闹嘈杂的说话声中，他几乎听不见帕森斯在说什么，所以要不时请他重复他那愚蠢的话语。他仅仅看到过那个女孩一次，是跟另外两个女孩在食堂那头的一张桌子前。她好像没看到他，他也没再往那个方向看。

下午还好过一些。午餐时间一结束，就来了件棘手的复杂工作，要费上几个小时来做，而且需要将别的所有事情都放在一边。此项工作包括伪造一系列两年前的生产报道，以此来陷害一个如今失了宠的内党要员。这种事情是温斯顿擅长做的，在超过两小时的时间里，他成功地将那个女孩完全置于脑后。接着她的脸庞又出现在他的脑海里，随之而来的，是种不可忍受的强烈渴望，想独自待着。除非他能这样，否则不可能琢磨透这种新情况。这天晚上他要在集体活动中心度过，在狼吞虎咽地又吃了食堂里一餐无味的饭菜后，他赶紧去了活动中心，参加了看似严肃、其实愚蠢的“讨论组”，玩了两局乒乓球，喝了几杯酒，听了半小时名为“英社与象棋”的讲座。他心里烦得要命，但是他第一次没有想要躲掉晚上在活动中心活动的冲动。看到“我爱你”那几个字时，他心里涌起了活下去的渴望，去冒些小险的想法突然似乎是愚蠢的了。直到二十一点，当他已经回到家里并躺到床上时——在黑暗里，只要保持不出声，你甚至可以不受电屏的监控——他才能进行连贯的思考。

有个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怎样跟那个女孩安排一次会面。他不再考虑她可能是为他设下陷阱的问题，他知道没这种可能，因为在递给他纸条时，她无疑情绪激动，显然已经吓得六神无主。对她来说这亦在情理之中。他根本没想过拒绝她的主动。仅仅五天前的晚上，他还想拿块鹅卵石砸烂她的脑袋呢。不过那不重要。他想起她那赤条条、朝气蓬勃的年轻躯体，正像梦中所见。他曾把她想象成和别人一样的蠢货，脑袋里塞满了谎言和仇恨，长着一副铁石心肠。想到可能失去她时，他陷入一种狂热的感情，那具白色而年轻的躯体可能从他身边溜走！他最担心的是，如果不尽快跟她联系上，她可能改变主意。但是安排见面的具体困难太大，就像下象棋时，要在已被将死的情况下再走一步。不管转向哪里，电屏总是面对着你。实际上，他在读完那张纸条后的五分钟内，就想到了能跟她取得联系的所有办法。在有时间思考的此时，他再次想了个遍，如同把一排工具摊放在桌子上。

显然，像上午那种路遇不能再来一次。她也在档案司工作的话，问题还可能相对简单些，但温斯顿对小说司在楼上哪一层只有很模糊的印象，而且没有去那里的借口。要是知道那个女孩在哪里住以及何时下班，可以设法在她回家路上的某个地方跟她见面，但尾随她回家的做法不安全，因为那就意味着在真理部外面游荡，必定会引人注意。至于通过邮局寄一封信则根本不可能，那照例根本无密可保，因为所有信件在邮寄途中都会被拆看。实际上只有很少人写信，偶尔需要传递信息的话，有种印有一长串短语的明信片卖，可以用笔画去不适用的短语。再说他也不知道那个女孩的名字，更不用说她的地址。最后，他算定最安全的地方是食堂。如果他能够在她独自一人时坐到她那张桌子前——那张桌子要在食堂的中间，不要太靠近电屏，周围还要有声音够大的嗡嗡谈话声——这些条件如果都能满足比如说半分钟，他们就能交谈上几句话。

此后一星期，生活如同烦躁的梦境。第二天，直到他要走时，她才到食堂，哨声已经响了起来，大概她被调到了晚一点的另外一班。擦肩而过时，他们并未互相看一眼。第二天，她在通常时间到的食堂，不过是跟另外三个女孩坐在一起，而且正好在电屏下方。接下来是极其难熬的三天，她根本没出现过。他的全部身心，都好像被一种无法忍受的敏感所折磨，几乎什么也不能掩饰，那让他所做的每个举动、发出的每个声音、进行的每种接触，以及说出或听到的每句话都成为痛苦不堪的事。就连在睡梦中，温斯顿也无法完全忘记她的模样。那几天里，他没碰他的日记。如果有什么能让他得到解脱，那就是工作，他有时可以一口气忘我工作达十分钟之久。温斯顿完全不知道她是怎么回事，也无处可问。她也许已被蒸发了，也许已经自杀，也许已被发配到大洋国的另一端，而在所有的可能中，最糟糕也是最可能的，是她也许只是改变了主意而已，决定躲开温斯顿。

最后，那个女孩又出现了。她的胳膊上不再挂着吊带，而是在手腕处贴了块橡皮膏。看到她让温斯顿如释重负，以至于忍不住直直盯着她看了几秒钟。第二天，温斯顿几乎跟她说上了话。他走进食堂时，那个女孩坐在离墙很远的一张桌子前，那张桌前只坐着她一个人。当时还早，食堂里的人不太多。领午餐的队伍向前缓慢移动着，温斯顿几乎排到柜台前时，又被耽搁了两分钟，因为他前边的某个人抱怨没收到糖精片。然而在温斯顿拿到他的一盘饭菜后，那个女孩仍独自坐在那里。温斯顿装作漫不经心地向她走去，眼睛也装着在她那张桌子以外找地方。和她的距离可能有三米，只用两秒钟就能走到她那里。正在此时，温斯顿身后有人在喊：“史密斯！”他装作没听见。“史密斯！”那人又喊了一声，声音更大了。没用。他转过身，一个发色金黄、一脸蠢相的小伙子在叫他，他叫威舍尔，跟温斯顿只是点头之交。这个小伙子正笑容满面地邀请他过去坐到他那张桌子的空位上。拒绝他并非安全之举，被认出后，温斯顿不能再去跟独自坐着的那个女孩坐到一起，那太引人注目了。他脸上带着友善的笑容坐下来。那个金发小伙子的一张蠢脸在对着他笑，温斯顿想象自己拿了把丁字镐挖那张脸。几分钟后，那个女孩所坐的桌子前就坐满了人。

但她肯定看到温斯顿曾经向她走去，也许会理解那种暗示。第二天，温斯顿专门去得早了些。一点没错，她差不多在同样位置的一张桌子前坐着，还是一个人。刚好排在他面前的那个人是个身材矮小、走路很快、长得像甲虫的男人，脸扁，眼睛极小而且多疑。温斯顿拿着托盘从柜台那里转过身时，看到矮个子男人正在向那个女孩坐的桌子笔直走去。他的希望再次沉了下去。远一点有张桌子上有个空位，但从矮个子男人的走路姿势看，他肯定会为了自己舒服而选择人最少的桌子。温斯顿跟在他后面，心里有种冰冷的感觉。除非他能单独跟那个女孩在一起，否则是没有用的。此时一声巨响，矮个子男人四肢着地趴到地上，他的托盘飞得老远，汤水和咖啡流淌了一地。他站起身，狠狠瞪了温斯顿一眼，显然怀疑是温斯顿绊倒了他。不过没关系，五秒钟后，温斯顿坐到了那个女孩所坐的桌子前，他的心脏在猛烈跳动着。

他没看她，而是马上摊开托盘里的午餐吃了起来。赶在别人到来前马上开口说话至关重要，但在这时，他陷入极度恐惧中。从她首次接近他以来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她会改变主意。她一定是改变了主意！这种事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现实生活中不会发生。要是没看到安普福斯——就是那位耳朵上长着很多汗毛的诗人——在端着托盘没精打采地踱来踱去想找地方坐，他可能临阵退缩，一句话也不说。安普福斯模模糊糊对温斯顿有好感，要是让他看到，他肯定会过来坐到这张桌子前。也许有一分钟时间可以行动。温斯顿和那个女孩都在慢吞吞吃饭，他们吃的是稀稀的炖菜，其实是菜豆汤。温斯顿低声说起话来。他们两人都没有抬头，而是不紧不慢用勺子把那种全是水的玩意儿舀到嘴里面。一勺勺吃着的间隙，他们不动声色地低声交谈，说了几句必要的话。

“你什么时候下班？”

“十八点半。”

“我们去哪儿见面？”

“胜利广场，纪念碑旁边。”

“那儿到处是电屏。”

“人多就没关系。”

“用不用信号？”

“不用。除非你看到我在很多人中间，否则别走到我跟前，也别看我，在我附近就行了。”

“什么时候？”

“十九点。”

“好吧。”

安普福斯没看到温斯顿，他在另外一张桌子前坐了下来。两人没有再说话。只要有两个人在同一张桌子前面对面坐着，就会避免互相注视。那个女孩很快吃完午餐走了，温斯顿没走，他抽了一根烟。

温斯顿在约定时间赶到了胜利广场，他在那根有凹槽的巨型圆柱基座附近来回走着。那根圆柱的顶端，老大哥的雕像凝视着南方的天空，第一空域之战中，他在那里击落过欧亚国的飞机（几年前是东亚国的）。圆柱前面的那条街上，有座骑在马背上的雕像，应该是奥利佛·克伦威尔。十九点已经过去了五分钟，那个女孩还是没出现。温斯顿又陷入极度恐惧中。她不会来了，她改变了主意！他缓缓向着广场北边走去，因为认出了圣马丁教堂而感到一丝愉悦。那座教堂仍有大钟时，曾经鸣响：“你欠我三个法寻。”就在这时，他看到那个女孩站在纪念碑基座上，在读着或者假装读着盘旋而上贴在圆柱上的宣传画。人还没多起来就接近她是不安全的，教堂柱廊顶上的三角楣那里到处都安有电屏。但就在那时，左边某个地方传来人们的喊叫和重型汽车隆隆驶过的声音。突然，人们好像都在跑过广场，那个女孩也急忙敏捷地绕过狮子雕塑加入奔跑的人群中，温斯顿跟在她后面。奔跑时，从人们的大喊大叫中，他得知有一列装着欧亚国俘虏的车队正在经过。

广场南侧已是人头涌动。一般情况下，温斯顿是每次在混乱的人群中，都会自然而然被挤到外围的那种人，可他推搡着往人群中间一点点挤过去。不久，他跟那个女孩的距离就只有一臂之遥，却被一个膀阔腰圆的群众和一个跟他身材相当的女人挡住去路，那两人想来是夫妻，他们好像形成了一堵不可穿越的血肉之墙。温斯顿向旁边一点一点挪着，猛力想把肩膀挤到那两人中间。有那么一阵子，挤在那两个强健的臀部中间，他觉得自己的内脏好像被磨成了肉浆。接着他把身子挤过来，出了点汗。他到了那个女孩的旁边，他们肩并肩站着，眼睛都直盯前方。

一长列卡车在街上缓缓驶过，车厢四个角都有个面无表情、手握冲锋枪的看守立正站着。车厢内蹲着一些矮个子黄种人，身穿破旧的绿色军装。他们紧紧挤在一起，他们那带着苦相的蒙古人面孔往卡车两边盯着，一点好奇的样子也没有。时不时，卡车摇晃时，能听到金属的丁当撞击声：所有俘虏都戴着脚镣。一卡车一卡车愁苦的面孔过去了，温斯顿知道他们在车上，但他只是有一眼没一眼地看着。那个女孩的肩膀，还有一直到肘部的右臂，都在紧贴着他的肩膀和手臂。她的脸颊和他贴近得几乎能让他感受到热气。像在食堂那次一样，她马上掌握局势，开始用上次那种不动声色的声音说话，嘴唇几乎没动，而只是种咕咕哝哝的声音，容易被淹没在鼎沸的人声和卡车的隆隆声中。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能。”

“你星期天下午可以休息吗？”

“可以。”

“那你好好听着，一定要记住。去帕丁顿车站——”

她以一种让他吃惊的军事式精确，勾勒出了他要怎么去：坐半个小时火车，在车站外面向左拐，走两公里的路，穿过一道没了横梁的大门，走过一条野地里的小路、一条长满荒草的小径和一条灌木丛间的小道，然后找到一棵长着苔藓的死树——就好像她脑袋里有张地图。“你全记住了吗？”她最后低声问道。

“记住了。”

“你先向左转，然后向右转，然后再向左转。那道大门没了横梁。”

“记住了，什么时候？”

“十五点左右。你可能得等一会儿，我要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你肯定都记住了吗？”

“对。”

“那你赶快离开我吧。”

她没必要对他说这个，然而当时他们无法从人群中脱身。卡车还在隆隆驶过，人们仍在不知满足地张着嘴观看。一开始有零星的几声嘘声，但那只是人群中的党员发出的，很快就没有了。人们的主要感情是好奇。外国人，不管来自欧亚国或是东亚国，都是种陌生的动物。除了以俘虏的样子出现，几乎一个也没见过。就算是俘虏，也只能短暂地扫上一眼而已。除了不多的几个被作为战争犯绞死，从来不知道别的俘虏下场如何。他们只是消失了而已，大概进了劳改营。蒙古人种的圆面孔之后，是更为欧洲化的面孔，肮脏，满面胡须，神情疲惫。那一双双眼睛从满是胡楂的颧骨上方盯着温斯顿的眼睛，有时奇怪地很专心地看着他，然后就望向别处。车队快过完了，最后一辆卡车上，他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浓密的灰色头发披散在脸前，直挺挺地站着，手腕在身子前方交叉，好像他习惯了双手被绑在一起。几乎已经到了和那个女孩分手的时间，但在最后一刻，当人群将他们重重包围时，她的手摸索到了他的，并紧握了一小会儿。

那不可能有十秒钟，然而他们的手好像在一起紧握了很久，让他得以了解她手上的每一个细节。他摸索着她长长的手指、外形美观的指甲、因为干活而长满老茧的手掌、腕部下面光滑的肌肉等等。尽管只是用手摸，但差不多等于眼睛也看到了。与此同时，他想到他不知道那个女孩的眼睛是什么颜色，很可能是褐色的，不过黑头发的人有时会长着蓝眼睛。转过头看她会是蠢不可及的举动。他们的手仍扣在一起，在拥挤的人群中并不引人注目。他们平静地望向前方。不是那个女孩的，而是那个上了年纪的俘虏的眼睛，在透过一头乱发悲伤地注视着温斯顿。

从某条过道的尽头，飘来了烘咖啡的香味——是真正的咖啡，而不是胜利咖啡——它一直飘到了街道上。温斯顿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在也许有两秒钟的时间里，他又回到了童年时生活过的那个世界，他已经快忘掉了。接着传来门关上时砰的一声，那气味像声音一样，被生生切断了。

他已经顺着人行道走了几公里，他的静脉曲张溃疡在跳着作痛。这已是他三个星期里的第二个晚上没去集体活动中心了，这是种轻率之举，因为可以肯定的是，会有人仔细查核你去活动中心的次数。从原则上说，党员不能有空闲时间，除了上床睡觉，他永远不会独自待着。按说他如果没在工作、吃饭或睡觉，就应该参加一种集体娱乐活动。做任何意味着想独处的事情，甚至一个人去散步这种事，总是略微具有危险性。新话里的“自活”一词，指的就是这种行为，意味着个人主义和古怪。但这天傍晚走出真理部时，四月的和风让他动了心，天空之湛蓝比起那一年里无论什么时候他所看到的，都带来更多暖意。突然，在活动中心那漫长而嘈杂的夜晚、令人厌烦和精疲力竭的比赛、讲座、靠着喝酒勉强维持的同志关系等等似乎变得不可忍受。他心血来潮，不去公共汽车站，而是漫步走进伦敦的迷宫，首先向南，然后向东，然后又向北，让自己迷失在不知名的街道上，几乎一点也不考虑往什么方向走。

“如果有希望，”温斯顿在日记里写过，“它就在群众身上。”他不时想起这句话，它陈述的是一项神秘的事实，但显而易见是荒谬的。他走到了原先是圣潘克拉斯火车站东北方向的某个地方，位于褐色的贫民窟。他走在一条铺着鹅卵石的小街上，两旁都是低矮的两层楼房，破破烂烂的门就开在人行道边，奇怪地给人以老鼠洞的感觉。鹅卵石街道上到处都有污水坑。数不清有多少人在黑暗的门道里进进出出，在街道两边的窄巷里也是——口红抹得土里土气、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孩，追女孩的小伙子，还有身体臃肿、蹒跚而行的妇女——她们会展示给你看那些女孩再过十年会长成什么样子，还有弯着腰的老人迈着八字步慢腾腾地走路，衣衫褴褛的赤脚小孩子在污水坑里玩，然后在他们母亲的怒喝中跑散开。那里可能有四分之一的窗户都是破的，用木板钉了起来。绝大多数人对温斯顿视而不见，只有几个人半是警惕半是好奇地看着他。两个身材高大的妇女在一处门口说着话，她们系着围裙，砖红色的手臂交叉在胸前。温斯顿走近时，听到了她们谈话的只言片语。

“‘是了’，我对她说，‘一点儿不错。可要是你站在我的位置上，会跟我一样这么做。’‘批评别人倒不难，’我说，‘可你是没遇到我这样的难题啊。’”

“啊，”另一个女人说，“没错，就是这样，问题就在这儿。”

那两个尖嗓门突然停了下来，她们在温斯顿走过时，怀着敌意不出声地盯着他。但准确点说那并非是敌意，而只是种警觉，片刻间的紧张而已，好像一头不为人熟悉的动物经过时那样。在这种街上，不会经常看到党员的蓝色工作服。确实，被人看到在这种地方属不明智之举，除非真的有事，非来不可。不巧碰上巡逻队的话，有可能被拦下来。“可以看看您的证件吗，同志？您在这儿干什么？您什么时候下班的？这是您回家经常走的路吗？”——诸如此类的问话。并没有什么规定不允许走一条不寻常的路回家，但如果被思想警察得知，这就足能引起他们的注意。

突然，整条街上一片骚动，到处传来警告的喊叫声，人们像兔子一样蹿进门道。一个年轻女人从门道里跳出来，把一个正在污水坑里玩耍的很小的小孩子一把拎起来用围裙包着，然后又跳回门道，动作为时极短，一气呵成。就在那时，一个身穿有很多褶皱的黑色套装的男人从一条小巷里向温斯顿冲过来，激动地手指天空。

“汽船！”他叫道，“小心，先生！就在头顶！快趴下！”

“汽船”是群众给火箭弹起的绰号，原因不详。温斯顿迅速脸朝下趴在地上。群众向你提出这种警告时，几乎每一次都对。他们似乎拥有某种直觉，能在火箭弹到来前的几秒钟感应到，尽管据说火箭弹的速度比声音快。温斯顿用手臂紧抱着头。传来一声轰鸣，似乎要把人行道掀起来，落物如骤雨般砸在他背上。他起身时，发现距离最近的一扇窗户上震碎的玻璃渣落了他一身。

他继续往前走。炸弹炸毁了街道前方两百米远的一片房屋，一缕烟雾升腾到天上。烟雾之下，一团灰泥的尘雾笼罩着那片废墟。人们已经聚拢在那里。他前方的人行道上有一小堆灰泥，他能看到中间有一片鲜红的血迹。走近后，他看到那是只从腕部截断的人手。除了血肉模糊的断处，那只人手完全变成了白色，简直像是用石膏浇成的。

他把那东西踢进了阴沟，然后为了躲开人群，他转到右边的偏街上。三四分钟后，他已经离开了受到炸弹影响的地带，而街头那种肮脏而拥挤的生活仍在继续进行，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当时已经快到二十点，群众光顾的喝酒的地方（他们称之为“酒馆”）人满为患，从不停开合的脏兮兮的弹簧门那里，飘来了尿、锯末和酸啤酒的气味。在一处由房屋正面凸出来而形成的角落处，有三个人靠得很近地站在那里，中间一位举着一张对开的报纸，另外两人在他边上看着。甚至在他走近得能看清他们的表情之前，温斯顿就能从他们身体的每个线条上看出他们正全神贯注。显然，他们在阅读一条重要新闻。离他们还有几步远时，三个人散开了，其中有两位很凶地吵了起来。有那么一阵子，他们看样子像是几乎要气炸了肺。

“你他妈能不能好好听我说？我告诉你，过去十四个月都没有末位是七的数字赢过了！”

“赢过！”

“没有，从来没赢过！我把过去两年的所有中奖数字都记在纸上，就在我家里放着呢。我全记下了，跟钟点一样一点儿不差。我还告诉你，没有哪个末位是七的数——”

“没错，末位是七的就是赢过了！我差不多能告诉你到底是哪个操蛋数字，末位要么是四要么是七，那是在二月份——二月里的第二个星期。”

“二月你个奶奶！我全白纸黑字写下来了。我告诉你，没有——”

“呸，你给我闭嘴吧！”第三个人说。

他们谈论的是彩票。温斯顿在走过有三十米远时，又回头看了他们一眼，他们还在脸红脖子粗地争论着。每周都会抽出巨奖的彩票是群众唯一真正关注的事。对于几百万群众来说，彩票即使不是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也会是主要理由。彩票就是他们的欢乐、他们动的蠢念头、他们的安慰物以及智力刺激物。在彩票问题上，就连勉强识得几个字的人，也好像能进行复杂的计算，而且记性好得令人咋舌。有一类人就单单靠卖中奖秘笈、预测及卖幸运符为生。温斯顿跟彩票经营没有一点关系，那由富足部操持，然而他明白（事实上每个党员都明白）所谓中奖，很大程度上是子虚乌有，只有很小数额才真的会发到中奖者手里，中大奖的都是子虚乌有的人。在大洋国内处处信息不畅的情况下，这也不难安排。

然而如果有希望，它就在群众身上，你必须坚信这一点。把这句话写下来时，听上去似乎合理，但是当你走在人行道上，看那些和你擦肩而过的人们时，相信这点就成了事关信仰之事。他转向的那条街是下坡路，他有种以前来过这一带的感觉，前面不远处是条主干道。从前面某个地方，传来了嘈杂的声音。那条街突然转了向，然后就到了头，尽头的台阶通向的是一道低凹的小巷，那里有几个摆摊的，在卖样子发蔫的蔬菜。这时，温斯顿记起了他身在何处。这条小巷通向的是一条大街，下个转弯处就是那间杂货店，他现在用做日记本的本子就是在那里买的。不远处还有家小文具店，他在那里买过笔杆和一瓶墨水。

他在台阶最高处停了一下。隔着小巷的对面是间昏暗肮脏的小酒馆，窗玻璃上像是结了一层霜，其实只是落的灰尘。一个年纪很大、弓着腰然而行动敏捷的老头儿——他的白胡子像虾须一样直直翘着——推开弹簧门走了进去。温斯顿站在那里看着他，他心想那个老头儿一定至少有八十岁，革命开始时他已经是中年了。他，还有为数不多的其他一些人，是和已经消失的资本主义世界之间仅存的联系纽带。在党自身内部，没有几个人的观念是革命前就形成的。上一代人的绝大多数都在五六十年代的大清洗中被消灭了，幸存下来的极少数早就吓破了胆，思想上已经完全投降。如果还有哪个活着的人能向你真实说明本世纪早期的情况，那只可能是群众中的一员。突然，他又想起日记上抄自历史课本的那一段。他有了种疯狂的冲动，就是他可以进酒馆跟那个老头儿套近乎，然后询问他。温斯顿会问他：“跟我说说您还是个小孩子时，是怎么过日子的？那年头什么样？跟现在相比是好一点还是更差了呢？”

为了不让自己有时间畏缩，他走下台阶疾步穿过巷道。不用说，他是昏了头，照例没有白纸黑字的命令规定他们不可以跟群众说话或者光顾他们的酒馆，然而这种行为很难不被人注意到。巡逻队出现的话，他可以声称是突然感到头晕，不过他们大概不会相信。他推开门，一股极为难闻的酸啤酒气味扑鼻而来。他走进去时，那一片嘈杂的说话声降低了一半，他不用看也能感觉到每个人都在盯着他的蓝色工作服，室内那头正在玩飞镖的人们停手有半分钟之久。他所跟随的那个老头儿坐在吧台那里，正在为什么事跟酒保吵架。酒保是个大块头的结实小伙子，小臂极粗，有一群人手持酒杯看着他们争吵。

“我问你问得够礼貌的了，是不是？”老头儿气冲冲地耸着肩膀说，“你是说这个操蛋的小酒馆里没有一品脱的杯子？”

“品脱到底他妈的是个什么词儿？”酒保的指尖撑在柜台上，身子往前倾着说。

“听听他说的是啥！还自称酒保呢，可是不知道什么叫品脱！一品脱嘛，就是半夸脱，四夸脱是一加仑。下次还非得从一二三教起呢。”

“从来没听说过，”酒保说，“一升，半升——我们就按这两样卖。你面前的架子上有杯子。”

“我就喜欢要一品脱，”老头儿坚持道，“你甭想那么容易让我不说品脱了，我年轻那会儿根本没这么操蛋地论升卖。”

“你年轻那会儿我们还在树上住呢。”酒保说着扫了一眼其他人。

这句话引起一阵哄堂大笑，温斯顿进来时造成的不自在感好像不复存在了。老头儿布满胡楂的白脸膛涨得通红，他嘴里嘟嘟囔囔地转过身去，撞到了温斯顿身上，温斯顿轻轻抓住他的手臂。

“我可以请您喝一杯吗？”他说。

“你是个绅士。”老头儿说着又把肩膀耸起来。他好像没注意到温斯顿穿的蓝工作服。“品脱！”他挑衅地向酒保说，“一品脱汽酒。”

酒保把两只玻璃杯放在柜台下面的水桶里洗了一下，利索地各倒进半升深棕色啤酒。啤酒是在群众光顾的酒馆里能喝到的唯一一种酒类。按说群众不准喝杜松子酒，但其实很容易就能搞到。飞镖游戏又热热闹闹地玩了起来，吧台边的一群人又谈论起彩票，温斯顿的在场暂时被忘掉了。窗户下方有张木桌，他和老头儿可以坐在那里交谈而不用担心被别人听到。这种事情危险之至，但不管怎么说室内没有电屏，这一点，是他刚踏进来时就察看清楚了的。

“他甭想让我不说品脱了，”老头儿在桌子前坐下来时，还在发牢骚，酒杯就摆在他面前。“半升不够，不过瘾。一升又太多，让我老是想尿尿，更不用说还有价钱。”

“从年轻那会儿到现在，您肯定经历了不少变化。”温斯顿试探着说。

老头儿的淡蓝色眼睛从飞镖靶扫到吧台，又从吧台扫到男厕所门，好像他希望在这间吧屋里找到什么变化。

“啤酒比以前好喝了，”他最后说，“而且更便宜了！我年轻那会儿，淡啤酒——我们以前叫它汽酒——是四便士一品脱。当然，那是在战前了。”

“是哪次战争？”温斯顿说。

“一直在打仗。”老头儿含糊地说。他拿起酒杯，又一次挺起了肩膀。“我祝你身体无比健康！”

他的尖喉结在瘦瘦的喉部奇怪地上下快速抖动，啤酒就消失了。温斯顿走到吧台那里，又拿了两个半升过来。老头儿好像忘了他对喝一升啤酒的成见。

“您比我年长许多，”温斯顿说，“我出生时您肯定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您记得以前的日子怎么样吗——也就是在革命前？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对那时候可以说一点儿都不了解，只能从书上读到。不过书上写的可能不是真的，我想听听您是怎么说的。历史书上说革命前的日子跟现在完全不同，当时有着最严重的压迫、不公平和贫困——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在伦敦这儿，绝大多数人从生下来到死去，从来填不饱肚子。他们中间有一半人甚至没靴子穿，一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九岁就离开学校，一间屋住十个人。同时有很少人，只有几千个——就是被称为资本家的——他们有钱有势，拥有可以拥有的一切，住华美无比的房屋，有三十个仆人。他们坐着汽车和四匹马拉的马车到处逛，喝香槟，戴高顶礼帽——”

老头儿突然高兴起来。

“高顶礼帽！”他说，“真有趣，你会提起那个。我昨天才想到那玩意儿，也不知道为啥。我还在想有好多年没见过高顶礼帽了呢，影子都见不着。我最后一次戴高顶礼帽是在我嫂子的葬礼上。那是在——唉，我说不出来确切是哪一年，但肯定是五十年前了。当然，是专门为那次葬礼租来的，你也知道。”

“高顶礼帽并不是很重要，”温斯顿耐心地说，“问题是，这些资本家——还有依靠他们生活的律师和牧师之类的人——是地球上的主人，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存在。你们——普通人，工人们——是他们的奴隶，他们可以对你们为所欲为，可以把你们当做牛一样运到加拿大，想和你们的女儿睡觉就睡觉，可以叫人拿一种叫九尾鞭的东西抽你们。遇到他们时，您必须把帽子摘下来。每个资本家都有一群仆从，他们——”

老头儿突然又高兴起来。

“仆从！”他说，“这个词我可很久没听说过了。仆从！它总让我想起从前，没错。我记得，哦，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经常在星期天下午去海德公园听那些家伙演讲，救世军，罗马天主教，犹太人，印度人——就是那些事。有个家伙——唉，我叫不上来他的名字，不过是个很有能耐的演讲家，他真的是。他骂起他们可是一点儿也不客气！‘走狗们！’他说，‘布尔乔亚的仆从们！统治阶级的走狗们！’寄生虫——那是另外一个用词，还有豺狼——他肯定称过他们是豺狼。当然，他指的是工党，你也明白。”

温斯顿有种感觉，他们在各说各的，答非所问。

“我真正想知道的是这个，”他说，“您有没有感觉跟过去比起来，现在有了更多自由？您现在是不是更被当做一个人来对待？在过去，富人，高高在上的人们——”

“贵族院。”老头儿怀旧般插话道。

“随您怎么称呼吧。我问的是，那些人能不能就因为他们富裕，就把您看得低人一等？比如说，跟他们打照面时，您是不是真的必须取下帽子叫他们‘先生’？”

老头儿似乎在沉思，开口回答前，他喝掉了杯子里四分之一的啤酒。

“对，”他说，“他们喜欢你为他们碰一碰帽子，那表示尊敬，差不多吧。我自己不愿意那样做，我是说我自己，不过我也那样做了很多次。非得这样，可以这么说。”

“那种事是不是经常发生——我只是引用我在历史书上读到的——也就是那些人跟他们的仆人是不是经常把您从人行道上推进阴沟里？”

“有个人推过我一次，”老头儿说，“就像是昨天的事，所以我记着呢。是划船比赛那天晚上——划船比赛那天晚上人们经常会闹得很厉害——我在夏夫兹伯里大街上撞到一个小伙子身上。他很有点绅士的样子，他真的是——礼服衬衫，高顶礼帽，黑大衣。他在人行道上有点儿歪歪斜斜地走着，我好像是没注意撞到他身上。他说：‘你干吗不看路？’我说：‘你他妈以为你买了整条人行道吗？’他说：‘再跟我啰嗦，我把你他妈的脖子给拧下来。’我说：‘你喝醉了，待会儿再跟你算账。’我可没胡说，他用手在我胸口推了一把，差点儿把我推到公共汽车轮子底下。我当时也是年轻气盛，正要给他来一下，只是——”

温斯顿陷入一种无助感里。老头儿的记忆里只有陈芝麻烂谷子的琐碎事情，你可以问他一整天，也问不到什么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党的历史仍然正确，有可能完全正确。他最后又试了一次。

“也许我没能说清楚，”他说，“我想说的是这个：您已经活了很大岁数，一半时间都是在革命前过的。比如说在一九二五年，您已经成年了。根据您所记得的，能不能说出一九二五年的生活比现在要好一些还是坏一些呢？要是您能选择，您宁愿活在那个时代还是现在？”

老头儿沉思着看了一眼飞镖靶。他喝光了啤酒，喝的速度比以前慢了些。他再次说话时，似乎有了种万事可忍、哲学家般的神色，似乎啤酒让他更稳重了一些。

“我知道你指望我说什么，”他说，“你指望我说要不了多久，我就会再次年轻。大多数人被问到时，会说他们最想返老还童。年轻时，身体又好，又有力气，可要是你到了我这把年纪，你在各方面都不会很好了。我脚有毛病，膀胱更是要命，天天夜里上六七趟厕所。另外呢，当个老头儿也有很大好处，你不会再为同样的事儿操心了。不用跟女人纠缠了，这还不赖。我快三十年时间没碰过女人了，信不信由你。再说我也不想。”

温斯顿靠着窗台坐着。再问下去也没用。他正要再去多买些啤酒，老头儿站了起来，拖着脚步很快走到室内那头臭烘烘的厕所。多喝的半升啤酒已经在他身上起了作用。温斯顿在那里多坐了一两分钟，眼睛盯着他的空玻璃杯。几乎没留意到是什么时候，他的双脚又带着他走上了街道。他心想，最多再过二十年，那个最突出也是最简单的问题——“革命前的生活是不是比现在更好”——就永远成为无法回答的问题了。但实际上甚至在现在，也已经是无法回答的了，因为对从遥远的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少数散居着的幸存者而言，他们没有能力把一个时代同另一个时代做比较。他们记得上百万件无用的事情，例如跟一个工友的吵架，寻找丢了的自行车打气筒，一个死去很久的妹妹的表情，七十年前某个刮风的冬日早晨那卷着灰尘的旋风等等，却看不到相关的事实。他们就像蚂蚁，只看到小的，看不到大的。在记忆已经失灵、文字记录被伪造时——在这些事情发生时，就只能接受党所声称的人们的生活状况已经得到提高，因为没有可资参照的标准。那种标准现在既不存在，以后也永远不会再有。

这时，他的思绪突然停下来，他停下脚步张望了一下。他是在一条窄窄的街道上，几间光线阴暗的小铺子夹杂在居民房屋中。就在他头顶上，吊着三个掉了颜色的金属球，看样子好像曾经镀过金，他好像知道那里。没错！他正好在一间杂货店的外面，他在那里买过日记本。

一阵恐惧感掠过他的心头。买那本本子的行为本身就够不慎重的了，而且他也发过誓永远不再来这里，然而他让自己的思想信马游缰时，他的双脚却自动将他带回这个地方。他之所以开始记日记，就是为了防止自己做出这种自取灭亡式的一时冲动行为。同时，他注意到当时虽然已经快二十一点，那间铺子却仍开着。他觉得与其在外面留连，倒不如走进去更少招人注意。他走进铺门，要是被盘问，他可以说是来买剃须刀片的，听着还像回事。

铺主刚点亮一盏悬挂着的油灯，它散发出一股虽然不洁，但不算刺鼻的气味。他也许有六十岁，身材单薄，弯腰弓背，鼻子长长的，给人以和蔼之感，厚厚的眼镜片后面是一双和善的眼睛。他的头发几乎全白，眉毛却依然浓密，仍是黑色。他的眼镜，他那轻手轻脚、小心翼翼的举动以及他身穿黑色丝绒旧夹克这几个特征，都让他模模糊糊有种睿智的样子，像个搞文学的，或者音乐家。他的话音柔和，似乎很憔悴，而他的口音跟大多数群众比起来，没那么土里土气。

“您还在人行道上时我就认出您了，”他马上说，“您是来买过小姐用记事本的那位先生。那种纸可真漂亮，真的。白条纸，以前是这么叫的。现在已经不生产了——哦，我敢说有五十年没再生产了。”他从眼镜架上方瞄了一眼温斯顿，“您具体还想要点儿什么？或者您只是随便看看？”

“我路过这儿，”温斯顿含糊地说，“只是进来看看，没想专门要买什么。”

“也好，”那个铺主说，“因为我估计也没办法让您买到合适的东西。”他做了个抱歉的手势，他的掌心是绵软的。“您也看到是怎样的了，一间空铺子，可以这么说吧。这话我只跟您说，古董生意差不多算是到头了。没人买，也没存货了。家具，瓷器，玻璃——全慢慢坏掉了。当然，金属制品绝大多数都被回炉了，我好多年一件铜制蜡烛座也没见过。”

铺子里很小的空间竟然塞得满满的，让人不便走动，然而里面几乎没有一件值上一点小钱。地板上的地方很挤，因为靠墙一圈堆着不计其数的画框。橱窗里有一碟一碟的螺钉螺母，豁了刃的铅笔刀，指针根本走不了的失去光泽的手表，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无用物件。只是墙角那里的一张小桌子上面，有一堆杂七杂八的小玩意儿——上了漆的鼻烟壶、玛瑙胸针之类——里面也许有些有意思的东西。温斯顿朝那张桌子走去时，他的眼睛被一个圆圆的、表面光滑的东西所吸引，它在灯光下幽幽发亮。他把它捡了起来。

那是块很重的玻璃，一面圆，一面平，几乎是个半球。那块玻璃在颜色和质地上，有种独特的柔和之感，像雨水那样。中心位置，有片被弧面放大的奇特东西，粉红色，形状复杂，能让人联想到玫瑰花或者海葵。

“这是什么？”温斯顿很着迷地问道。

“那是珊瑚，是的，”那个老头儿说，“肯定来自印度洋，他们把它嵌进玻璃里面。制造时间会在一百多年前，不过从样子看，还要更早些。”

“是件漂亮的东西。”温斯顿说。

“是件漂亮的东西。”那个老头儿赞赏地说，“不过现在没几样东西可以这么形容了。”他咳嗽了一下。“这么着吧，您想买的话，给我四块钱就行了。我记得像这种东西，以前能卖到八镑，八镑是——唉，我算不出来了，但会是很多钱。可是如今谁又关心真正的古董？再说也没多少古董留下来了。”

温斯顿马上掏给他四元钱，把他看上的那样东西揣进口袋。它之所以吸引他，并非是它有多漂亮，而在于它拥有的那种外观，属于跟如今这个时代很不相同的某个时代。那种颜色柔和、雨水般的玻璃跟他见过的任何玻璃都不一样。这件东西特别吸引人的，是它显然毫无用处，不过他猜想以前肯定是当镇纸用。它放在口袋里很重，但幸好还没让他的口袋显得太鼓鼓囊囊。对党员来说，拥有这样一件东西是奇怪的，甚至可以说是不正当，凡是旧的乃至漂亮的东西，总多少会令人生疑。老头儿在收到四元钱后，显然情绪更好些了，温斯顿意识到给他三元甚至两元他都会接受。

“楼上还有间房间您可能愿意看看，”他说，“里面没多少东西，只有几件。我们一起上楼的话，可以拿盏灯。”

他又点亮一盏灯，弯着腰慢慢在前面带路。走上陡峭破烂的楼梯后是一段狭窄的过道，然后进了一间房间。它不对着街边，而对着一个铺着鹅卵石的院子和一片烟囱丛林。温斯顿注意到里面的家具摆放得仍像有人住的样子。地上铺了一小片地毯，墙上挂着一两幅画，还有把又脏又破的高背扶手椅顶住壁炉放着。一架老式玻璃面时钟在壁炉台上滴滴答答走着，钟面分为十二格。窗户下边，一张很大的床占据了快四分之一的房间面积，床上还有床垫。

“我太太死之前我们一直住在这儿，”老头儿不无歉意地说，“我在一件一件卖家具。那是张漂亮的红木床，或者说至少把上面的臭虫弄干净后算得上吧，不过我想您会觉得它有点儿太笨重了。”

他把灯高举着，好照亮整个房间。在温暖的暗淡灯光下，那房间看上去奇怪地令人向往。温斯顿的脑海里掠过一个想法，就是敢冒险的话，他大概可以一星期花几元钱租下这里。这是种不可能实现的离谱想法，他刚想到就放弃了。但那房间在他心里唤起一种怀旧的念头，一种年代久远的记忆。坐在那样一间房间里会有什么感觉，他好像完全明白：坐在熊熊炉火前的扶手椅里，脚放在壁炉挡板上，搁架上还有把烧水的壶——那是种绝对独处、绝对安全的感觉，没人监视你，没有声音缠着你，除了烧水壶的响声和时钟悦耳的滴答声，没有别的声响。

“没有电屏！”他忍不住低声说。

“啊，”老头儿说，“我这儿从来没那种东西。太贵，不管怎么说，我好像从来没觉着需要装那个。您看那边的墙角还有张不错的折叠桌，不过您要是想用边上的桌板，当然得换上新合页。”

另外一个墙角那里有个小书架，吸引温斯顿走过去，上面只有几本垃圾书。在群众居住的地方，对书本的查抄和销毁做得同样彻底。在大洋国内，几乎不可能找到一本印刷于一九六〇年以前的书。老头儿仍然用手举着灯，站在放在红木画框里的一幅画前，它挂在壁炉一侧，正对着床。

“喏，您要是刚好对旧版画感兴趣——”他小心翼翼地说。

温斯顿走过去细看那幅画。那是一幅钢雕版版画，画的是一座椭圆形建筑物，有着长方形的窗户，前方还有座小塔。那座建筑的周围还有栏杆，在它后面，还有似乎是一座雕像之类的东西。温斯顿盯着它看了一会儿，他对之似曾相识，但不记得有那座雕像。

“画框钉在墙上，”老头儿说，“不过当然我可以给您取下来。”

“我知道那座建筑，”温斯顿过了很久才说，“现在都成废墟了，它在正义宫外面的街道上。”

“没错，就在法院外面。它是在——哦，好多年前被炸掉了。它曾经是一座教堂，名叫圣克莱门特教堂。”他抱歉地笑了笑，像是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有点荒诞不经的东西。他又说：“‘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教堂的大钟说。”

“什么？”温斯顿问道。

“噢，‘“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教堂的大钟说。’那是我们小时候念的押韵诗。往下的我不记得了，不过我确实还记得结尾：‘这儿有支蜡烛照着你去睡觉，这儿有把斧头把你的头剁掉。’是跳舞时唱的。别人把胳膊抬高让你穿过去，唱到‘这儿有把斧头把你的头剁掉’时，他们胳膊往下一压就把你卡住了。只是一些教堂的名字，伦敦所有的教堂都唱到了——也就是所有主要的教堂。”

温斯顿在茫然想着教堂是属于哪一世纪的。要想确定伦敦的建筑物是哪个时代的总是不容易的。凡是令人赞叹的大型建筑物，如果其外貌差不多够新，都会自动被声称建于革命之后，而凡是显然建于很久以前的，都会被归类为建于所谓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资本主义的几个世纪被认为未能产生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人们从建筑上学到的历史不会比从书本上学到的更多。雕像，铭文，纪念碑，街道名——一切可能揭示过去的都被有系统地更改了。

“我从来不知道它以前是教堂。”他说。

“有很多留了下来，真的。”老头儿说，“不过被用做其他用途了。哎，那首押韵诗是怎么念的？啊，我想起来了！

“‘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教堂的大钟说，

“‘你欠我三个法寻。’圣马丁教堂的大钟说——

“喏，我记得的就这么多了。一法寻，那是种小铜币，看上去跟一分钱有点像。”

“圣马丁教堂在哪儿？”温斯顿问道。

“圣马丁教堂？它还在，在胜利广场，跟画廊在一块儿。就是前面有三角形柱廊，台阶很高的那幢建筑。”

温斯顿很熟悉那里。它是个博物馆，用来展览各种各样的宣传性物品——火箭弹和水上堡垒的缩微模型、展示敌人残暴行为的蜡像造型等等。

“它以前叫做田野里的圣马丁教堂，”老头儿补充道，“不过我不记得那一带有什么田野。”

温斯顿没买那幅画，它是比那块玻璃镇纸更不合适拥有的东西，而且不可能拿回家，除非把它从画框上取下来。但他仍然多逗留了几分钟跟老头儿说话，得知他的名字不叫威克斯——人们有可能根据从铺子门面处的题字作此推论——而是查林顿。查林顿先生似乎是个鳏夫，年纪为六十三岁，住在那间铺子里已有三十年。这三十年里，他一直想把橱窗上的名字改过来，但从未着手去做。他们谈话时，温斯顿的心里一直想着那首记得不清不楚的押韵诗。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教堂的大钟说。你欠我三个法寻，圣马丁教堂的大钟说！说来奇怪，可是对自己念一念时，会有幻觉，似乎真的听到了钟声，那钟声属于失去的伦敦，然而那个伦敦仍在此处彼处存在着，被改头换面，也被遗忘了。从一个又一个鬼影般的尖塔那里，他似乎听到钟声在洪亮地鸣响。但就记忆所及，他在现实生活中从未听到过教堂钟声。

他告别查林顿先生，独自走下楼梯，好不让这个老头儿看到他迈步出门前，先要察看一下街道。他已经打好主意，再过一段适当间隔——比如说一个月——他会冒险再来这间铺子看一看。那也许比开小差不去集体活动中心更危险。单是买过日记本后，不知道那个铺主是否可以信赖，就又再来第二趟已经够蠢的了，然而——

对，他又想，他会再回来。他会再买一些美丽然而无用的东西。他会买下那幅圣克莱门特教堂的版画，把它从画框上取下来，藏在工作服的上衣里带回家。他会从查林顿先生的记忆里挖掘出那首诗的剩下部分。甚至租下楼上房间的疯狂念头也再次闪现在他脑海。也许有五分钟时间，兴奋感让他疏忽大意了，他没有先隔着橱窗往外看一看，就跨上人行道。他甚至即兴唱了起来：

“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教堂的大钟说，

“你欠我三个法寻。”圣马丁——

突然，他感到五内俱寒，魂飞天外。一个身穿蓝色工作服的人影正沿着人行道走过来，那时离他不到十米远。是小说司的女孩，黑头发的那个。天色正在变暗，然而仍能毫不困难地认出她来。她在直直盯着他的脸，然后又继续快步走着，似乎没看到过他。

有那么几秒钟，温斯顿吓得不能动弹。然后他向右转，脚步沉重地走开了，也暂时没注意到他走错了路。不管怎样，有个问题算是得到了澄清：那个女孩在监视他。这完全不再有疑问。她一定是跟踪他到这里的，因为如果说她在同一天晚上，来到离党员住处几公里远的同样一条无名小街上是碰巧，那就让人无法相信了。说是巧合就太离谱了。她是否真的是个思想警察的特务，或者只是个由好管闲事心理驱使的业余侦探，根本说来，那些都无关紧要。她在监视他这一点就够了，也许她也看到他进那个酒馆。

走路很费劲。每走一步，口袋里那块玻璃都撞击他的大腿，他有点想把它掏出来扔掉。最糟糕的是他觉得肚里难受。有那么几分钟，他觉得如果不能马上找到一间厕所，他就会死掉，但在这种地段没有公共厕所。后来阵痛过去了，留下了隐隐的痛感。

那条小街是条死胡同。温斯顿停住脚步，站立了几秒钟，茫然地想着该怎么办，然后他转身沿原路返回。转过身后，他心里突然想到那个女孩仅在三分钟前跟他擦肩而过，要是跑步，也许能追上她。他可以尾随她，一直到僻静处，然后拿一块鹅卵石砸烂她的脑袋，口袋里那块玻璃也够重，可以一用。但他马上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想一想就需要气力，也不可忍受。他跑不动，也没法砸她，再说她年轻而且精力充沛，能够自卫。他也想快些到集体活动中心去，然后待在那里直到关门，以此作为那天晚上不在别处的部分证据。但那也是不可能，一种要命的倦怠感控制了他，他只想尽快回到家里，坐下安静一会儿。

他回到公寓时已经过了二十二点，二十三点半总闸就会被关掉。他走进厨房，吞下了差不多一茶杯胜利杜松子酒。然后走向浅凹处的那张桌子，坐下来并从抽屉里拿出日记本，但他没有马上打开它。电屏里传出一个粗嗓门女声，在哇哩哇啦地唱一首爱国歌曲。他坐在那里，眼睛盯着日记本的大理石纹封面，想对那声音充耳不闻，却做不到。

他们会在夜里来抓你，总是在夜里。正确的做法是在他们来抓你之前自我了断，无疑有些人正是这样做的，许多失踪事件其实都是自杀。然而在全然无望得到枪支以及任何速效万灵毒药的世界上，自我了断需要极大勇气。他有点震惊地想到，疼痛和恐惧在生物学上完全无用。就在需要做出某一动作时，身体总是变得失去活动能力，从而背叛了自己。如果动手动得够快，他也许能把那个黑发女孩干掉，然而恰恰因为所处的极度危险境地，他失去了行动的力量。他突然想到，一个人在遭遇危机时，要与之斗争的，从来不是外部敌人，而是自己的身体。即使是现在，即使喝了酒，腹部的隐痛仍让他不可能进行连贯的思考。他意识到在所有表面上是英勇或者悲剧性的情况下总是如此。在战场上，在刑讯室，或者在一条正下沉的船上，你与之斗争的事情总是被忘却了，因为躯体成了重要的问题，直到最后成了唯一重要的问题。即使你没被吓瘫或者痛苦地号叫，生活仍是跟饥饿、寒冷或失眠一刻不停地斗争，还有跟胃酸或牙疼斗争。

他打开日记本，重要的是记下点什么。电屏里的女声开始唱起一首新歌，她的声音像有尖碴的碎玻璃片一样，插进了他的脑子。他努力回忆奥布兰的模样，日记是为他而写，或者说就是写给他的，然而他开始想象思想警察把他抓走后，他将遇到什么。如果他们马上处死他倒没关系，被处死在意料之中，但在死之前（没人说起过这些事，不过谁都清楚）一定要遍尝坦白时不可避免的一切：匍匐在地板上尖叫饶命，骨头被打断，牙齿被打落，头发一缕缕被鲜血染红。既然总是同样的结果，又何必非要承受这一切？为何不可以把你的生命缩短几天或者几星期？从未有人躲过侦察，从未有人不坦白。你控制不住犯了思想罪时，可以肯定的是某一天你必将被处死，然而为何那种什么都改变不了的极度恐惧非要在未来等候着？

他又试着想起奥布兰的样子，这次成功了一点。“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奥布兰对他说过这种话。他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或者说自以为知道。没有黑暗的地方就是想象中的未来，人们永远看不到，然而如果有先见之明，就能神秘地分享到未来。因为从电屏传来的声音在他耳边聒噪着，他无法顺着那个思路往下想。他抽出一根烟噙到嘴上，一半烟丝立即掉到他舌头上，那是种难以吐出的苦涩尘土。老大哥的面庞浮现在他脑海中，取代了奥布兰的脸庞。像前几天所做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看着它。那张脸往上盯着他，凝重，平静，警觉，然而在两撇黑色八字胡后，隐藏的是什么样的微笑？像个沉重的不祥之兆，他又看到那几条标语：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如果有希望，”温斯顿写道，“它就在群众身上。”

如果有希望，它一定是在群众身上，因为只有在那里，在那些被漠视的大批人身上，在占大洋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身上，才有可能产生将党摧毁的力量。党无法从内部推翻，其敌人——如果有敌人的话——无法走到一起并相互确认。即使传言中的兄弟会存在——有可能而已——其成员碰头也只可能是以三三两两的方式。反抗意味着一个眼神，声音里的一点变化，至多会是偶尔的一句传闻而已。然而如果群众能意识到自身的力量，他们不需要密谋，而只需奋力而起，像马摆脱苍蝇那样抖动身躯。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明天早上就能把党粉碎。或早或晚，他们肯定会想到去做那件事，难道不是吗？但是——

他想起有一次，他正在一条拥挤的街道上走着，突然几百个极其喧嚣的声音——女人的声音——从前边不远处的一条小街上传来。那是种可怕的愤怒和绝望的声音，一种低沉而大声的“噢——噢——噢——噢——噢”声，嗡嗡的声音像是一口钟的回响。他的心脏猛烈跳动起来。开始了！他想。暴乱！群众终于挣脱羁绊了！到那个地点后，他看到的是两三百个女人正围着街边市场的摊点。那些女人一脸悲痛，好像是一条正在下沉的船上劫数已定的乘客。就在那时，普遍的绝望一下子又变成许多张嘴巴的争吵。好像是某个摊点在卖铁锅，是种质量很差的不结实货色，但是不管什么样的饭锅，总是很难买到。在那时出乎意料地停止供应了。成功买到铁锅的女人在费劲地拎着铁锅向外走，却被别的人推推搡搡。还有十几个人围着那个摊点吵闹，指责那个摊主看人卖货，另外还藏有铁锅。接着又响起一阵大吵大嚷声。有两个身材臃肿的女人，其中一个披头散发，正在争夺铁锅，都在用力想从对方手里扯过来。有一会儿，两个人都在同时用力拉，结果铁锅的把手掉了。温斯顿厌恶地看着她们。但是——尽管只有那么一阵子——仅仅几百个嗓子吼出的声音听起来几乎力量骇人！她们为什么从来不为值得一吼的事也像那样吼起来？

他写道：

除非他们觉醒，否则永远不会反抗；但除非他们反抗，否则不会觉醒。

他想到那几乎像是从党的教科书上抄来的。当然，党声称是自己把群众从奴役中解放出来。革命前，他们被资本家残酷压迫，吃不饱饭，还要挨打。女人也被迫在煤矿干活（事实上现在还有），儿童长到六岁就被卖进工厂。但同时，完全按照双重思想的原则，党教导说群众天生低人一等，必须用一些简单的规定把他们置于服从的地位。事实上对于群众，人们了解得很少，也没必要了解很多。只要他们继续干活、繁衍，他们别的行为就无关紧要。他们被放任自流，就像阿根廷的平原上没有笼缰的牛群。他们过着似乎是返璞归真、类似他们祖先所过的生活。他们在贫民窟出生、长大，十二岁开始干活，度过蓬勃却短暂的健美和性冲动期，二十岁结婚，三十岁就步入中年，然后死去，多数寿命不超过六十岁。他们脑子里想的全是重体力劳动、养家糊口、跟邻居为鸡毛蒜皮之事争吵、电影、足球、啤酒，还有最主要的赌博。把他们控制住不算困难。思想警察的特务总在他们中间出没，传播谣言，瞄上并消灭被认为有可能变得危险的个别人。然而没人努力向他们灌输党的意识形态。对群众来说，不需要很强的政治感，他们需要拥有的，只是一种初级的爱国主义感情。用得上时，可以随时唤起他们的这种感情。让他们接受更长工作时间和更少配给。甚至在他们变得不满足时——有时确实会——其不满足感也不会带来什么后果。由于缺乏总体上的概念，他们只会专注于一些细枝末节的不如意之事，从来看不到还有更大的罪恶。绝大多数群众家里甚至没有电屏，连民警也很少管他们的事。伦敦的犯罪率极高，是一个充斥着小偷、强盗、妓女、毒品小贩和形形色色骗子的天地，但是因为犯罪都发生在群众自己中间，因而无关紧要。在所有道德问题上，他们也被允许继承其先辈的规范。党在性问题上的禁欲主义并未强加给他们。乱交不受惩罚，允许离婚。甚至如果群众表露出有宗教信仰的需求或者愿望，也能得到许可。他们不配被怀疑，正如党的标语所称：“群众和动物是自由的。”

温斯顿的手往下探，小心地挠了挠静脉曲张的溃疡处，那里又痒了起来。有件事他每次都会想起，即不可能知道革命前生活的真正情形如何。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小孩用的历史课本，是从帕森斯太太那里借来的。他开始把课本上的一段抄进日记里：

在过去（课本上写道），在伟大的革命之前，伦敦并非是我们如今所知的美丽城市，而是个黑暗、肮脏、无比糟糕的地方，只有极少数人能吃饱饭，而成千上万的穷人脚上没有靴子穿，头上无片瓦遮身。年龄不比你大的儿童每天必须为凶残的主人工作十二个小时，他们动作太慢的话，就会被主人用鞭子抽打，只有不新鲜的面包皮和水来填腹。然而在一片赤贫状态下，却有几幢华美大屋，里面住的是富人，有多达三十个仆人服侍他们。这些富人被称为资本家。他们长得肥胖而丑陋，面相邪恶，就像本页后面的插图那样。你可以看到，他身穿长长的黑色大衣，那被称为大氅。头上戴的是顶古怪而发亮的帽子，样子像是火炉管，被称为高顶礼帽。这就是资本家的统一着装，其他任何人都不允许穿。资本家拥有世界上的一切，其他所有人都是他们的奴隶。他们拥有一切土地、一切房屋、一切工厂和一切金钱。任何人不服从他们，他们可以把他投进监狱，或者让他失去工作而饿死。普通人跟资本家说话时，必须向他鞠躬作揖，取下自己的帽子，称他为“先生”。全体资本家的头领被称为国王，而且——

但他已经知道下文如何。还会提到身披细麻法衣的主教、身披白鼬皮长袍的法官、足手枷具、惩罚踏车、九尾鞭、市长老爷的宴会和亲吻教皇的脚尖等。另外还有种叫做“初夜权”的名堂，大概不会在给儿童用的课本上提到。它是一条法律，也就是每个资本家都有权跟在他工厂里干活的女工睡觉。

你怎能判断出有多少是谎言？有可能人们如今的平均生活水平确实比革命前提高了一点，唯一相反的证据，是你骨头里的无声抗议，那是种本能的感觉，即你对现在的生活状况无法忍受，而在别的某个时期肯定不一样。他突然想到，现代生活的真正独具特色之处，并非它的残酷和不安全，而只是一无所有、肮脏和倦怠。看看周围吧，生活不仅跟电屏里喋喋不休的谎言毫无相似之处，跟党想努力达到的理想境界比较起来，更是天差地别。生活中的最大部分，都是中性和非政治性的，甚至对党员来说也是如此，也就是辛辛苦苦干着枯燥的工作，蹭别人的糖精片，缝补破破烂烂的袜子，节省下一个烟头等等。党所描绘出的理想世界是个巨大、可怕和光彩夺目的世界，一个拥有庞大且骇人听闻的武器的钢筋水泥世界，一个由战士和狂热分子组成的国家，迈着绝对一致的步伐前进，拥有同样的想法，呼喊着同样的口号，永远在工作、战斗、打胜仗、迫害别人——三亿人有着同样的面孔。现实却是处于衰败中的肮脏城市，在这里，填不饱肚子的人们穿着破烂的鞋子拖着脚步走动，住修修补补过的建造于十九世纪的房屋，里面总有股煮卷心菜味和厕所里的那种臭味。他似乎看到了伦敦的景观，辽阔而又破败，是座拥有上百万垃圾筒的城市。跟这一景观混合在一起的，还有帕森斯太太的形象，她脸上布满皱纹，头发稀疏，正在徒劳地捣鼓堵塞了的下水管。

他又探手下去挠了挠他的脚踝。电屏日以继夜往你的耳朵里塞满统计数字，以证明如今人们有更多的食品、更好的房屋、更好的娱乐——所以他们跟五十年前的人们比起来更长寿，工作时间缩短，更魁梧，更健康，更强壮，更快乐，更聪明，所受教育更好，其中没有一个词能被证明或推翻。例如，党声称如今有百分之四十的群众识字，而据说革命前的识字率为百分之十五。党还声称如今的婴儿死亡率只有千分之一百六，革命前的数字则为千分之三百——诸如此类，如同有两个未知数的等式。完全有可能的是历史课本上的每个词，甚至那些已被不加怀疑接受的内容，都完全出自想象。据他所知，可能根本没有过什么“初夜权”的法律，也没有被称为资本家的人和高顶礼帽这种着装。

一切都已隐没在迷雾中。过去被清除，连清除行为也被忘却，谎言变成了事实。仅仅有那么一次，他拥有过——是在那件事发生之后，这是关键所在——具体而确凿无疑的证据，可以证明有过伪造行为。他曾把它拿在手指间长达半分钟之久。那一定是在一九七三年——不管怎样，他和凯瑟琳差不多那时已经分居。然而真正与之相关的日子，是在往前七八年的时候。

真正说起来，此事要从六十年代中期说起。大清洗时，革命时期党的首批领导人被永远清除掉了。到一九七〇年时，除了老大哥自己，其他领导人一个不剩，都被当做叛国者和反革命分子揭露出来。戈斯坦因逃掉了，藏匿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至于其他人，有几个只是失踪了而已，而多数在场面宏大的公审中坦白所犯的罪行后就被处决了。最后剩下的三个人叫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他们被捕的时间肯定是在一九六五年。跟经常发生的一样，他们消失一年多，不知道是生还是死。然后突然如通常那样，他们被亮相并坦白自己所犯的罪行。他们坦白曾经通敌（当时的敌国也是欧亚国）、贪污公款、谋杀党的负责人以及阴谋推翻老大哥的领导等，是在革命开始前很久就开始的。另外他们还进行破坏活动，导致成百上千人死亡。坦白完这些罪行后，他们得到赦免并被恢复党内地位，被安置了听起来很重要，实则是挂名性质的职位。他们三个人都写了冗长而语气可怜的文章，发表在《泰晤士报》上，其中分析了自己变节的原因，并保证改过自新。

他们被释放后不久，温斯顿的确在栗树咖啡馆见过他们。他还记得当时用眼角看着他们时的那种半是害怕半是着迷的心态。他们三人都比他年长，是很久以前那个世界的遗留物，几乎是党早期峥嵘岁月留下来的最后几个大人物，他们身上依稀仍有地下斗争和内战留下的风采。尽管到那时，真相和年代已经变得模糊，他还是有种感觉，就是他得知他们的名字要比得知老大哥的名字早一些。他也能感到他们是罪犯、敌人、不可接触者，注定要在一两年内身名俱灭。任何人只要落到思想警察手里，到最后总在劫难逃。他们只是行尸走肉罢了，在等着被送进坟墓。

他们旁边的桌子没人坐，甚至被看到离这种人太近也不明智。他们都默不作声地坐着，面前是放了丁香的几杯杜松子酒，是这间咖啡馆的特制酒。三个人中，给温斯顿印象最深的是鲁瑟福的外貌。鲁瑟福一度是位著名的讽刺画家，他那一针见血的讽刺画在革命前和革命过程中起到了鼓动舆论的作用。即使在当时，《泰晤士报》每隔很长一段时间，仍会刊登一幅他所画的漫画，不过是对他早期风格的模仿，奇怪地缺乏活力，也没有说服力，总是对古老主题的炒冷饭：贫民窟的住户，饥饿的孩子，巷战，戴着高顶礼帽的资本家——甚至在街头防御工事里，那些资本家似乎仍坚持要戴高顶礼帽。他不断努力，想重振雄风，却毫无指望。他身材魁梧，一头浓密而油腻的花白头发，脸皮松弛，满是疤痕，嘴唇像黑人的那样厚。他肯定曾经健壮无比，但在当时，他庞大的躯体正在松弛着，歪斜着，发胀着，并向各个方向散架。他似乎正在别人的眼前碎裂，像一座山正在崩塌。

那是下午三点的人少时间，温斯顿这时想不起来当时他怎么到了那间咖啡馆。里面几乎没什么人，电屏里播放着舒缓的音乐声，丁丁咚咚的。那三个人坐在角落几乎一动不动，从不说话。服务员又主动拿来几杯酒。他们旁边的桌子上有张棋盘，棋子已经摆好，但是没人下。然后可能总共才过了半分钟，电屏里又换播内容，播放的音乐调子变了，变成——难以形容，一种响脆、刺耳、嘲弄的音符。温斯顿在心里称之为预警调。接着，电屏里传出一个人的歌声：

在绿荫如盖的栗子树下，

我背叛了你，你背叛了我。

他们躺在那儿，我们躺在这儿，

在绿荫如盖的栗子树下。

他们三个人一动也不动。温斯顿又看了一眼鲁瑟福那张破了相的脸庞，看到他眼眶里饱含着泪水。他第一次看到艾朗森和鲁瑟福的鼻梁都被打断了，他心里有种惊恐的感觉，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惊恐。

此后不久，他们三人再次被捕，似乎从上次被释放的那一刻起，他们马上开始了新的阴谋活动。在对他们的第二次审讯中，他们除了坦白所有旧的罪行，还坦白了一连串新的罪行。他们被处决，下场被写进党史以昭后世。差不多五年后，在一九七三年，温斯顿展开刚从气力输送管吹送到他桌子上的一团文件时，看到一小片报纸，显然和其他文件夹在一起，然后就被忘掉了。在将其展开的那一刻，他就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它是从约十年前的一期《泰晤士报》上撕下来的半页——是上半页，因此有日期——在这片报纸上，登了一张在纽约参加某个党务活动的代表团的照片，在中间占据显著位置的是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绝不可能弄错，他们的名字还印在照片下方的说明中呢。

问题是两次审讯中，三个人都供认就在那一天，他们是在欧亚国的国土上。他们从位于加拿大的一个秘密机场飞到西伯利亚的某个接头地点，去跟欧亚国总参谋部的人会面，并向其泄露了重要的军事秘密。那个日期之所以印在温斯顿的脑海里，是因为那天刚好是夏至，而且这件事也会记录在无数文件中。只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坦白全是谎言。

当然，这件事本身称不上什么发现。甚至在当时，温斯顿也从未想象过清洗运动中被消灭了的人会真的犯下被指控的罪行。但这是实实在在的证据，是被消灭了的过去的一个碎片，如同在某个地层出现了一块不该出现的骨化石，因此打破了一个地质学理论。如果能以某种方式将其公布于天下，并让人们明了其意义，就足以将党摧毁于无形。

他继续工作，一看到那张照片是什么及明白其意义何在，他马上用另外一张纸把它盖起来。幸好，他打开它时，从电屏的角度看来，它是上下颠倒的。

他把便条簿放在膝盖上并把椅子往后推，这样可以尽量离电屏远些。保持脸部没有表情不难，努力一点，甚至也能控制住呼吸，但你无法控制心跳，而电屏已经灵敏到能够监听到心跳声。他度过了在他觉得有十分钟的时间，一直担心会发生什么事而备受煎熬，比如说突如其来的一阵过堂风，那会让他暴露。然后，他也没有将它再次打开，就把那张照片和别的废纸一起丢进了记忆洞。也许再过一分钟，它便会化为灰烬。

那是十年，不，十一年前的事了。也许他本来可以将那张照片保存到今天。奇怪的是，他用手拿过那张照片这件事甚至到现在，对他来说似乎仍具意义，虽然那张照片本身及它所记录的事件都只是记忆。他想知道的是，因为一件存在过的证据不再一度存在过，党对过去的控制是不是没那么强了？

然而在今天，假如那张照片能从灰烬里复原，也可能根本不成其为证据。他发现那张照片时，大洋国已经不再是跟欧亚国打仗，那三个已死的人肯定是向东亚国的特务背叛自己的国家。在那以后，战争的对象还有过变化——两次还是三次，他不记得了。很有可能的是，坦白材料被一再重写，直到原始事实和日期一点也不重要。过去不仅被篡改，而且是被持续篡改着。最让他受折磨、给他以噩梦般感觉的，是他从未明明白白理解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大规模欺诈。伪造过去的直接好处显而易见，然而最重要的动机却秘不可知。他又捡起钢笔写道：

我明白怎么做，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

像以前很多次一样，他琢磨起自己是不是个疯子。或许疯子只是种少数派。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曾被认为是疯子，到了今天，相信过去不可篡改会被认为是。他可能是独一无二地拥有这种信念，如果是独一无二，那他就是个疯子。但是想到自己是个疯子并没有让他很担心，可怕的是他的想法也有可能是错误的。

他捡起那本小孩用的历史课本，看着作为扉页的老大哥像。那双具有催眠力的眼睛在盯着他，好像有种极大的力量在将你往下压。某件物体进入你的头颅，击打你的大脑，吓破你的胆子要你放弃自己的信念，也几乎是要说服你否认那些说明自己仍有判断力的证据。到最后，党会宣布二加二等于五，而你只能相信这一点。不可避免地，他们迟早会这样声称，他们所在立场的逻辑要求他们这样做。不仅经验的正确性，而且客观现实的存在性本身，都被他们的哲学无声地否定。常识成了邪说中的邪说，但可怕的不是他们会因为你有另外的想法杀了你，而是他们有可能是对的。因为说到底，我们又怎么知道二加二等于四？要么重力在起作用？要么过去是不可篡改的？如果过去和外部世界只存在于头脑里，而思想本身可以控制——那又当如何？

但是不行！突然，他好像不由自主地勇气大增。也没经过什么特意的联想，奥布兰的脸庞就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知道——比以前更肯定地知道——奥布兰跟他立场一致。他在为奥布兰写日记，写给奥布兰。它像一封冗长的信，谁也不会读到，但它是写给某个特定的人，并因为这一点而文字生动起来。

党告诉你不要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以及眼睛看到的，这是他们最主要、最基本的命令。想到针对他的极大力量和党的知识分子能够轻而易举地驳倒他，他的心沉了下来。他无法理解那些高深的辩词，更不用说反驳。但他是对的一方！他们错了，而他是对的。一定要捍卫显而易见、质朴和真实的一切，不言而喻的就是真实的，在这一点上不可动摇！实体世界是存在的，其定律不可改变。石头是硬的，水是湿的，缺少支撑的物体会向地心方向坠落。怀着这种感觉，他是在向奥布兰说话，同时也在提出一条重要的公理。他写道：

自由就是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若此成立，其他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