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天来临时公主不见了，工作室里只有一个小火炉，使人越来越不舒服。卧室冷得像个冰窖，厨房也好不了多少，只有火炉周围的一刊、块地方是真正暖和的。于是玛莎又找了一个被阉割过的雕刻家，她离开前还对我们讲了这个人的情况。几天后她又想回到我们这儿来，可是菲尔莫坚决不同意。她抱怨说雕刻家不停地吻她，弄得她一夜睡不成觉，而且没有热水，无法使用灌洗器。最后她还是认为不回来也一样，她说，“这样我身边再也没烛台了。总有那个烛台……叫我受不了。你们要是老老实实地不招惹我，我当时是不会离开的……”玛莎走后，我们晚上的消遣方式变得全然不同了。我们经常坐在火炉旁，喝着加了热水的烈酒谈论在美国时的生活。我们谈论它的口吻就好像永远不再指望回到那儿去了。菲尔莫有一张纽约市地图，他把它钉在墙上，于是我们常常花去整个晚上探讨巴黎和纽约这两个城市共有的优点。我们在讨论中是不可避免地要谈到惠特曼这个人，这个美国在其短促的历史上造就的一个孤零零的人物。在惠特曼的诗中，整幅美国景象有了生命力——她的过去和未来、她的诞生和死亡，美国有价值的一切惠特曼都已说到，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了。未来是属于机器、属于机器人的。惠特曼，他是灵与肉的诗人，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诗人。今天他的诗几乎已无法解读了，这是一座刻满粗糙的神秘符号的纪念碑，我们没有解读它的钥匙。欧洲语言没有一种可与他创造的不朽精神相提并论，欧洲已到处皆是艺术品，她的土地中尽是死人骨头，她的博物馆被掠来的珍宝塞得满满当当，不过欧洲从未得到的是一种自由、健康的精神，也就是你可以称其为“人”的精神。歌德离这方面最近，但是相比之下歌德不过是一件填进东西的衬衣。歌德是一位有名望的公民，一个学究、一个令人生厌的家伙、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物，只是他身上打着德国的双鹰商标。歌德的安详，那种宁静、气派十足的态度不过是一个德国资产阶级神灵在昏昏迷迷地沉睡。歌德是事情的结尾，惠特曼却是开端。

讨论过一阵这类事情后我有时便起身穿好衣服出去散步，我穿起毛衣和菲尔莫的风衣，又在上面套上一件披肩。这种阴湿寒冷的气候很难抵挡，只有精神坚强才行。人们都说美国是一个极冷和极热气候并存的国家，而且温度计上显示出的严寒温度在这儿是闻所未闻的，不过巴黎的寒冬也是美国所没有的，这是心理上体验到的寒冷，心里冷，身上也冷。这儿从不结冰，也就无所谓解冻了。人们学会了如何抵御遒劲、清新的寒冷气候，正如他们用高墙、门闩和百叶窗，用不断咆哮、说话刻雹蓬头垢面的看门人来防止别人侵入他们的隐私一样。他们加强自己抵抗寒冷的能力，保暖是关键。保暖和安全，这样他们便可以在安逸中烂掉。在一个阴湿的冬夜里根本毋须查阅地图以确定巴黎的纬度，它是一个北方城市，是建在填满人脑壳和人骨的沼泽地上的前哨。沿着林荫道有冰凉的人造电气热源，这就是用紫外线打出的“皆大欢喜”，在它的照射下光顾一连串杜邦咖啡店的顾客显得像生了坏疽的尸首。“皆大欢喜！”这是滋养孤苦伶仃的乞丐的金玉良言，他们在蒙蒙细雨般的紫色光线照射下整夜在街上走来走去。凡有光线的地方总有一点点热气，看着大腹便便、无衣食之忧的王八蛋们喝下一杯杯烈酒和热气腾腾的黑咖啡，一个叫花子也会暖和起来，凡是有光线的地方人行道上总会有人，他们互相推挤，透过脏内衣，通过恶臭的、诅咒谩骂时哈出的气释放出一点儿热量，像牲口一样。或许熙熙攘攘的景观会延续八到十个街区，过后街道又沉入黑夜之中，阴沉、污秽、黑暗的夜，像汤碗里凝结的动物油。参差不齐的住宅延伸了好多个街区，每扇窗都紧闭着，铺面都闩着、锁着。这是连绵多少英里的石筑监牢，里面没有一丝热气，狗和猫全同金丝雀一道呆在屋里，蟑螂和臭虫都被妥当地监禁起来了。“皆大欢喜”。如果你一文不名，为什么不拿几份旧报纸在大教堂的台阶上给自己铺一张床？那儿的门都闩好了，而且不会有管理人员来打搅你。睡在地铁门外更好，那儿有人给你做伴。在一个下雨的夜里看看他们吧，他们全像床垫一样僵硬地躺着——男人、女人、虱子，全抱成一团，用报纸遮挡别人吐唾沫和没有腿的害虫。到桥下或市场上的棚子底下看看他们吧，同像珠宝一样装在袋子里的干净新鲜蔬菜相比，他们是多么卑贱呀！就连油腻腻的钩子上挂着的死马、死牛和死羊看起来也更诱人些，至少明天我们还要吃这些东西，甚至它们的肠肚也有用途。可那些睡在雨里、浑身发臭的叫花子又有什么用呢？他们能替我们做什么？他们叫我们流五分钟血，如此而已。

唉，得了，这些是基督教诞生两千年后的夜间我在雨中散步时产生的感想。至少现在那些鸟儿都有人养活了，还有猫和狗。每一回从看门人窗下经过并且被她恶狠狠地盯住瞧了个够之后，我就会产生一种疯狂的欲念，想掐死世上所有的鸟类。在每一颗冷酷的心灵深处仍有一两滴爱——刚好够喂小鸟的。

仍叫我难以忘怀的是观念与生存之间竟有这么大的区别，其中存在永久性的脱节，尽管我们试图用一块鲜艳的篷布把两者蒙在一起。而这也办不到，观念必须同行动结合在一起，如果观念中没有性，没有生命力，那么也就没有行动。观念无法在头脑的真空中单独存在，观念是同生存相联系的：肝观念，肾观念，组织间隙间的观念，等等。如果仅仅是为了一个观念，哥白尼本会砸烂整个现存宇宙的，哥伦布也会葬身马尾藻海。这个观念的美学孕出一个又一个你摆在窗台上的花盆。可是如果既不下雨又不出太阳，把花盆摆出窗外又有什么用呢？

菲尔莫关于黄金的主意多极了，他把它叫作关于黄金的“神话”。我喜欢“神话”，也喜欢有关黄金的事，可我并不为此着迷，也看不出我们为什么要造花盆，即使是金子的花盆。他告诉我法国人正在把他们的金子贮藏在防水箱子里，存放在地下，他说有一部小火车头在这些地下洞穴和走道中到处跑。我极欣赏这个主意，金子置身于深深的、无人破坏的寂静中，在摄氏十六又四分之一度的环境中静静地沉睡。他说一个军的部队花四十六天零三十六小时仍数不清埋在法国银行下面的全部金子，还有储备的金假牙，手镯、结婚戒指，等等。还储存了够吃八十天的食物，金子堆上还有一个抗御高爆炸药造成的震动的人工湖。他说黄金趋向于渐渐消失，这是一个神话，并不是又有人侵吞公款。太妙了！我在设想当我们放弃了观念上、衣饰上和道德上的金本位制后，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想想看，爱情上的金本位制！

迄今为止，我的符合自己心愿的想法一直是要摆脱文学的金本位制。简单他讲，我是想展现情感的再生，描写一个人处于最艰深的思考时的行动，就是说，在他处于谵狂状态中的行为。我要刻画一个苏格拉底之前的人物，一个半是色鬼半是巨人的生灵。简而言之，我要在肚脐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而不是在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抽象观念上。你在一些地方会遇到遭人冷落的塑像、设有陷讲的绿洲、被塞万提斯忽视的风车、流到山上去的河流、从上到下身上长着五六个Rx房的女人。（斯特林堡在给高更的信中说，“我看到的树是哪一个植物学家都不会再看到的，我看的动物是居维叶从未想到过的，我看到的人是只有你才能够创造的。”）当雷姆卜兰特如愿以后，他带着金条、干肉饼和折叠床下到地洞里，“黄金”是住在地下的神的黑话，这个词里包含着梦幻和神话。我们正在回到炼金术的年代，回到造出我们膨胀的象证的虚假的亚历山大式的智慧上去。真正的智慧却已被学问的小气鬼藏在地窖深处，他们用磁铁在空中划圆圈的这一天就要到来。为了找到一块矿石你得带上两件仪器走到一万英尺的高处，纬度高的地方最好，你得在那儿同地球内部及死人的幽灵建立起精神感应式的联系。再也没有克朗代克，再也没有富金矿了，你将不得不学着唱两句、跳两下，读一读十二宫图，研究研究你的内脏。所有掖在地球口袋里的金子都得叫人提到，所有的象征主义都得重新从人的肠子里扯出来，不过首先要改善工具，首先要发明更好的飞机，要分辨声音来自何方，这样便不至于听到屁股下有爆炸声便傻呼呼地乱跑。其次有必要适应平流层中的寒冷层次，成为空中的一条冷血鱼。没有崇敬，没有神灵，没有渴求，没有懊悔，没有歇斯底里。总之，正如菲力浦·达茨所说——“别灰心！”

这些都是在三一广场喝下一杯味美思和黑茶蕉子酒后激发的快活念头。正值一个星期六下午，手中拿着一本“失败”的书，一切便在神圣的痰液里游泳了。酒在我嘴里留下一股发苦的草药味，我们伟大西方文明的庇荫处现在像圣人的脚趾甲一样地腐烂。女人们正从我身边走过，成千上万的女人，她们全在我面前扭屁股。大钟声在震荡，公共汽车驶上了人行道，互相撞在一起。侍者在用一块肮脏的破布擦桌子，老板兴高采烈地给现金出纳机搔痒。我脸上一副空虚的表情，烂醉如泥，视线模糊，我死死盯着擦过我身边的屁股。在对面的钟楼上，那个驼背在用一支金槌敲钟，鸽子闻声惊叫起来。我打开书。那本尼采称之为“迄今为止最好的德国书”。——书中写道：“人会变得更聪明、更敏感，但是不会更好、更幸福，行动更坚决，至少在某些时期是如此。我预见上帝看到人类不再欢悦的时刻会到来，那时他会打碎一切以便重新创造。我坚信一切都是为达到这一目的而设计的，而且这焕然一新的新纪元在遥远的未来降临的准确时间已确定。不过在此之前有一段漫长的时间，我们人类仍能在这片亲爱的古老土地上过几千几万年欢乐的生活。”

妙极了！起码在一百年前就有人有眼光看出整个世界快完蛋了！我们的西方世界！每当我看到男男女女在监狱大墙后面无精打采地移动——他们头上有遮盖，只是与世隔绝短短的几小时——我便大吃一惊，这些衰弱的人身上居然仍具有表现出情趣的潜力。灰色的大墙后面仍有人性的火花，只是永远也不会燃成大火了。我问自己，这些是男人和女人还是影子？被看不见的细绳吊着晃来晃去的木偶的影子？他们显然是能自由活动的，不过却无处可去。他们仅仅在一个区域内是自由的，在那儿可以随心所欲地游荡，不过他们尚未学会如何飞翔。至今还没有一个人在梦里飞起来过，也没有一个人生下来便很轻、很欢快，能飞离地球。鼓动有力的翅膀的雄鹰有时尚会重重地跌到地面上，它们呼呼振动翅膀的声音使我们头晕眼花。呆在地球上吧，你们这些未来的鹰！天空已有人邀游过，那儿是空的。

地底下也是空的，填满了枯骨和幻影。呆在地球上，再漂浮几十万年吧！

现在是凌晨三点钟，我们这儿有几个婊子，她们正在光地板上翻跟头。菲尔莫光着身子走来走去，手里端着一只高脚杯，他的肚皮绷得像鼓一样，硬得像一根管子。从下午三点开始不停地往下灌的茵香酒、香摈酒、科尼亚克白兰地和安如葡萄酒在他嘴巴里像阴沟一样汩汩响，姑娘们把耳朵贴在他肚子上倾听，像听音乐匣似的。用一根纽扣钩拨开他的嘴，往里面再倒一杯酒，当这阴沟发出潺潺响声时我听见蝙蝠飞出钟楼，这场梦也变得奇妙了。

姑娘们脱光了，我们检查一遍地板，以免木刺戳进她们屁股里去。她们仍全穿着高跟鞋。她们的屁股！她们的屁股磨光了、擦破了、用沙纸打光了，光滑、结实、鲜艳得像一只台球或一个麻风病人的脑袋。墙上挂着莫娜的像，她面朝东北方，与她的视线平行的是用绿墨水写的克拉科夫，她左边是多尔多涅河，这个词是用红铅笔圈起来的。突然我看到眼前一个鲜艳、光亮的台球上出现了一道黑洞洞毛茸茸的缝，这时支撑我的两条腿像一把剪刀一样。瞧一眼这个黑洞洞的、未缝台的伤口我的脑袋上便裂开一道深深的缝。所有以前费力地或心不在焉地分门别类、贴标签、引证、归档、密封并且打上印戳的印象和记忆乱纷纷一涌而出，就像一群蚂蚁从人行道上的一个蚁穴中涌出。这时地球停转了，时间停滞了，我的梦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断了、消逝了，在精神分裂症大发作中我的肚肠流出来，这一次大扫除后我就与上帝面对面站在一起了。我又看到了毕加索笔下仰卧着的伟大母亲，她们的Rx房上爬满了蜘蛛，她们的传奇深藏在迷宫里，而莫莉·布卢姆永远躺在一块脏垫子上了。厕所门上涂着红粉笔画的xxxx，圣母用悦耳的声音发出哀号。我听到一阵放荡的大笑，这儿是满满一屋子患了牙关紧闭症的人，那个发黑的身体像磷一样在发光。放荡、完全控制不住的狂笑，还有冲着我来的格格狂笑，那是从青苔般的髭间发出的笑声，这笑声使那个台球鲜艳、光滑的表面起了皱褶。这是血管里含有杜松子酒的伟大妓女、人类的母亲。婊子们的母亲啊！蜘蛛在你对数的坟墓里滚动我们，这是一只贪得无厌的恶魔，它的笑声叫我心碎。我低头看看这个深陷下去的坑，这是一个不留痕迹的迷失的世界。我又听到钟鸣，斯塔尼斯拉斯宫那儿有两个修女，她们衣衫下散发出陈腐的奶油味，还有因为下雨始终未付印的宣言、为了发展整形外科而打的战争、威尔士王子飞遍全世界装修无名英雄的陵墓。每一只飞出钟楼的骗幅都是一项失败的事业，每一次狂欢都是注定要死的人从单人战壕里通过无线电台发出的呻吟。从那个黑洞洞的未缝合的伤口、从那个令人嫌恶的臭水沟、从那个挤满黑压压人群的城市的摇篮（思想的乐曲就在这儿被淹没在动物油中）、从被扼杀的乌托邦中，生下一个小丑，一个半美半丑、半明亮半混沌的怪物，这个小丑向厂向旁边看时是撒旦，向上看时是一个涂了黄油的天使、一个长翅膀的蜗牛。

低头看那条缝里，我看到一个方程式符号，一个处于平衡状态的世界，一个化为零蛋、一点痕迹不留的世界，这不是范诺登用手电筒照的那个零蛋，也不是那个过早地醒悟过来的人身上的空洞，这更像一个阿拉伯数码里的零，从这个符号中能跃出无数数学的世界和一个杠杆支点，这个杠杆平衡星星、不清晰的梦、比空气还轻的机器、轻量级的四肢及生产这些东西的炸药。我要在那条缝里一直穿上去，穿过眼睛，让这双可爱的、古怪的、炼金术炼成的眼睛拼命转动。只有在它们转动时我才会又听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听见这些话滚过一页页纸张，这些话观察极为细致入微，内省极为大胆，所有悲哀的言外之意都轻轻地幽默地提到了，现在这些话就像风琴曲子一直奏到人的心脏破裂为止。过后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令人目眩、的人的强烈光线，它将群星多产的种子带走，这是艺术史，它植根于大屠杀中。

每当我低头看一个婊子被人操过多次的阴户时便感觉到了脚下的整个世界，这是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一个精疲力竭的世界。它光滑得就像麻风病人的脑袋一样。假如哪个人敢把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都谈出来，他就连一平方英尺的立足之地也得不到。一个人一露面这个世界便重压在他身上，把他的腰压断。总有过多的腐朽柱子立着，过多令人痛苦的人性有待人去繁衍。上层建筑是一个谎言，其基础则是巨大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怖。如果说在过去千百年间真的出现了一个眼睛中流露出绝望、饥饿神色的人，一个为创造一种新生物把世界翻个底朝天的人，那么他带给世界的爱便会化为忿怒，他自己则会变成一场灾难。如果我们不时读到探究真理的书、刺伤人使人冷酷无情的书、令人叫苦落泪诅咒谩骂的书，我们就知道这些文字是那个被压趴下的人写的，他唯一的抵抗就是诉诸文字了，而他的文字总是比世界上撒谎压人的重量更有力，比胆小鬼们发明的要压垮人格之奇迹的刑台和刑车更有力。如果哪个人敢于直抒胸臆、秉笔直书他的真实经历，真正的真实，那么我想世界将毁灭、将被吹成碎片，没有神、变故和意志能重新弥合起这些失去的碎片、原子和不可摧毁的要素以再造一个世界。

自从最后一个贪吃的人、最后一个懂得“喜悦”的含义的人出现以来的四百年间，人类在艺术、思想和行为上都在持续不断地衰败。这个世界完蛋了，连一个干脆利落的屁也不曾留下。哪一个绝望的、饥肠辘辘的人会对现存政府、法律、道德、准则、理想、思想、图腾和禁忌表现出丝毫敬重？如果谁知道念出那个在今天被称之为“缝”或“洞”的谜一般的东西意味着什么，如果谁对被贴上“淫秽”标签的现象怀有最低限度的神秘感，那么这个世界便会分裂成几块。正是对淫秽的惧怕，即事情干巴巴的、被人操过的那一面，使得这个疯狂的文明社会显得像个火山口，创造性精神和人类母亲大腿间正是这种张开大嘴打哈欠似的空幻感。一个饥饿、绝望的精灵出现并使一只土拨鼠锐声尖叫是因为他懂得在哪儿敷下性的炽热导线，是因为他懂得在无动于衷的坚硬表现下藏着丑恶的创伤，其伤口永远不会愈合。于是他把这段炽热的导线夹在两腿间，他使用难以令人接受的卑下手段。戴上橡皮手套也没有用，所有能冷静、机智地加以处理的都是表皮上的东西，而一个志在创造的人总是要钻到底下、钻到开放的伤口上、钻到正在化脓的对淫秽的惧怕上。他把发电机拴在最脆弱的部分，叫人操过的火山口是淫秽的，比一切更加淫秽的是隋性，比最难听的赌咒发誓更亵读的则是麻痹。如果只剩下一个裂口的创伤，它一定得向外喷射，尽管喷出来的只是蛤螈蝙蝠和侏儒。

每一样东西都装在另一样东西里面，有的是完全的，有的是不完全的。地球不是健康和舒适的干旱高原，而是一位仰卧的硕大女性，她天鹅绒般的躯体随着海浪而涨大，起伏，她在大汗淋漓、极度痛苦的王冠重压下蠕动。赤身裸体性交后，她在星星紫光笼罩下的云彩中滚动。她的全身在狂热的激情支配下放出光芒，从慷慨的Rx房到隐约可见的大腿。她在四季和岁月间邀游，一场盛大的狂欢以突发的狂怒攫住她的躯体，抖去了天空中的蜘蛛网，于是她以暴躁的兴奋心情降落在自己的旋转轨道上。有时她像一只母鹿。这只母鹿跌进了陷阶，它心怦怦跳着躺在那儿等待钦声敲响、猎狗狂吠。爱与恨、失望、怜悯、怒气、厌恶——这些在行星间的乱交中又算得了什么？当夜晚提供了耀眼的太阳般的欣喜时，战争、疾并残酷和恐怖又算得了什么？若不是记起回到野蛮时代和星团，我们睡觉时嚼的糠又是什么？

莫娜每逢性欲亢奋时常常对我说，“你是一个伟大的人。”藏在我灵魂深处的这话常会跳出来照亮我下面的阴影，尽管她把我扔在这儿听任我死掉，尽管她在我脚下留下了一个空空的大坑。我是一个普通的人，嘶嘶响的灯光使我头晕。我是一个零蛋，我看到周围的一切都沦为嘲弄人的东西。由硫磺燃着的男女从我身边走过，穿着黑色号衣的搬运工打开了地狱的双颚，声名在拄着拐杖走路，它被摩天大楼骗了，被生着锋利牙齿的机器的大口嚼烂。我穿过高大的建筑物朝清凉的河边走去，我看见光束像火箭一样从骷髅的肋间直刺天空。如果我像莫娜所说的真是一个伟大的人，我阿谀奉承人的愚蠢行为又该作何解释？

我是一个有灵有肉的人，我的心并没有钢梁拱卫，我有过欣喜的时刻，我伴着燃烧的火星歌唱。我歌唱赤道、她生着红毛的大腿和从视线中消失的岛屿。不过谁也没有听见我唱，朝太平洋彼岸发射的一炮落进太空里了，因为地球是圆的，鸽子们朝下飞行。我看到她隔着桌子望着我，眼光中一派悲怆。在她身体里扩散的悲伤将鼻子碰在她脊骨上，碰扁了，搅拌成怜悯的骨髓已变成液体。她轻巧得犹如浮在死海海面上的一具死尸，她的手指痛得流血，血变成了口水。随着潮湿的黎明来临，钟声敲响了，这钟声沿着我的神经纤维无休无止地回荡，这撞击声伴随着铁一般的恶意在我心里当当响。奇怪的是钟声竞会这样响，更怪的是钟破裂了，于是这个女人转向黑夜。她的蛆一般的言辞咬透了床垫。我在赤道下移动，听见了张着绿色大口的鬣狗可怕的哈哈大笑声，看见了生着光滑尾巴的豺、羚羊和有斑点的豹子，它们全被留在伊甸园里了。这时她的悲哀扩展了，像一艘无畏战舰的舰首，她沉下去的重量使我的耳朵被水淹没了。稀泥被洗掉，蓝宝石滑出来，通过快乐的神经细胞淘洗出来，它的光谱被拼接在一起，船舷泡在水里。我听见炮架像狮爪落地时一样无声无息地转动，看到它们在呕吐、在流口水。天幕垂下来，所有的星星都变成了黑的。黑色的海洋在流血，沉思默想的星星孕育着一大块一大块刚刚肿胀起来的肉，同时鸟儿在头顶上盘旋，幻党的天空中落下臼杵，还有正义包扎起来的眼睛。所有在这儿讲到的东西都用想象中的脚沿着死去的球体平行移动，所有用空眼眶看到的东西都像开花的草一样绽开。在虚无缥缈之中出现了无限的符号，不断上升的螺旋下裂开的口子在缓慢下沉。陆地和海洋和谐地连为一体，这是用血肉写就的诗篇，它比钢丝和花岗岩还坚硬。经过无尽的长夜，地球向一个未知的创造物飞速旋转而去……今天我在熟睡中醒来，嘴边挂着快活的诅咒，我不断地自己咕哝谁也听不懂的话，像在念一篇连祷文——“做你想做的事……做你想做的事！”干什么都行，但是要叫它带来欢乐；干什么都行，但是要叫它带来欣喜。当我向自己提到下面这些东西时脑袋里塞得满满的——搞同性恋的人、叫人恐惧的人、叫人发疯的人、狼和羊、蜘蛛、蟹、梅毒张开了翅膀、子宫的门总闩着、总敞着，像坟墓一样作好了接待准备。淫欲、犯罪的神圣——我崇拜的人就过着这种生活，那也是我崇拜的人的失败，是他们留下的话，是他们未说完的话。那是他们拖在身后的善与恶、他们造成的悲哀不和、仇恨和争斗，而超出这一切的是狂喜！

我以前的偶像的一些所做所为使我流泪，那是捣乱、混乱、暴力，最主要的还是他们引起的仇恨。一想到他们残缺不全的肢体、他们选择的荒诞风格，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浮夸和乏味、他们耽溺于其中的杂乱无章状态以及他们在自己身边设置的种种障碍——我便觉得异常高兴。他们陷在自己拉的屎中不能自拔，他们都是喜欢不厌其烦地絮絮叨叨的人。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差一点儿就会说，“指给我一个说起话来没完的人，我就会说这是一个伟大的人！”被称作他们的“详尽探讨”的东西正对我的胃口——这是争斗的征兆，这是缠绕着各种纤维的争斗，是不和谐精神的气氛和环境。你指给我看一个能说会道的人，我不说他不够伟大，可我会说他吸引不了我……我向往那些会叫人生厌的特性。我想到艺术家毫不含糊地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推翻现存价值观念、是把周围的一片混乱按自己的方式整理得井井有条，散布争斗和不和以得到情感上的解脱并使死者复活，于是这时我兴高采烈地跑到那些伟大而又不完美的人那儿去，他们的困惑滋润了我。他们结结巴巴的话在我听来犹如仙乐。我在漂亮地膨胀起来，在被打断之后接着往下写的书页上看到被抹去的小段插入的闲话、肮脏的脚注，也可说是胆小鬼、骗子、贼、蛮子和诽谤者留下来的。我从他们美妙的喉咙的肿胀肌肉上看出把轮子翻转过来时，从掉队的地方加快脚步赶上来时，他们一定费了惊人的力量。在日常烦恼和骚扰后面，在软弱和懒惰的人的下贱、矫饰过的恶意后面，我看见那儿立着人生中令人心灰意懒的象征，我看到那个制定秩序、散布争斗和不和的人，他深受意志力的影响，这样一个人势必一次次为自己的行为受苦受难，直至被绞死拉倒。我从他的高雅手势后看到一个荒谬的幽灵在徘徊——他不仅崇高，而且还荒谬。

我曾一度认为做到有人情味是一个人可望达到的最高目标，可我现在明白这意味着要毁掉自己。如今我骄傲地说自己没有人味，我不属于其他任何人和政府，任何信条和原则都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与人性这部吱吱作响的机器毫无关联，我是属于地球的。我睡在枕头上这样说，这时自己可以感觉到太阳穴处冒出了两只角。我可以看到我的疯狂的祖先围着床在跳舞，他们宽慰我、给我打气、用毒蛇般的舌头抽打我、用藏在暗处的脑袋朝我嘻笑。我不是人！我带着疯狂的、幻觉般的狞笑这样说，哪怕天上落下鳄鱼我也要一直这样说下去。我的话后面是那些咧着嘴嘻笑、藏在暗处的脑袋，有些死掉的人的脑袋长时间地笑，有些像患了牙关紧闭症一样笑，有些又扮出鬼脸来狞笑，这是一直在进行中的事情的预演和结果。我自己狞笑的脑壳是看得最清楚的，我看到自己的骷髅在风中跳舞，毒蛇从腐烂的舌头里爬出来，描写欣喜的膨胀的书页被粪弄脏了。

我把我的脏东西、我的屎尿、我的疯狂，我的欣喜都投进通过肉体地下铁道流动的大循环中去，所有这些自然的、不受欢迎的、醉后吐出的东西将通过这些人的脑子无休止地向前流动，一直流到一个装着人类历史、永远不会枯竭的罐子里。同人类并驾齐驱的还有另一类生物，他们就是那些没有人性的人，是艺术家这类人，他们受已知的冲动驱使掌管了无生命的人类，他们用狂热和激情鼓动人类，以此把这团生面变成面包，把面包变成酒，再把酒变成歌曲。他们从废弃的肥料和死气沉沉的废料中造出一首散发着臭气的歌。我看到这一类人在洗劫世界，他们把一切翻个底朝天，他们的脚总踩在血泊中，他们的手总是空的，总是在抓抓不到、握不上的神。为了使撕咬他们的要害的妖魔平静下来，他们毁掉了能够得到的一切，他们用力揪自己的头发以领悟、了解这个永远难以理解的难题，他们像发疯的熊那样大吼大叫、乱撕、乱顶，他们做这些事情时我都看到了，我看到这是对的，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一个属于这一族类的人必须站在高处，口中胡说八道，把自己的肠肚剖出来。这是正当的、正义的，因为他必须这样做！任何达不到这一吓人场面、任何不那么令人战栗、不那么可怕、不那么疯狂、不那么令人兴奋、不那么具有污染性的东西都不是艺术，都是伪造的，是人性的，是属于生命和无生命的。

比方说，每当我想到斯太甫罗根，我便会联想到某一个妖魔站在高处向我们扔自己撕裂的肠子。在《魔鬼》中发生了地震，这不仅是降临在富于想象力的人头上的大灾难，而是一大半人类被埋葬于其中、永远被消灭的大地震。斯太甫罗根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所有这些矛盾的总和，它们不是使一个人麻痹就是领他爬上高处。没有一个地方太低，他进不去；也没有一个地方太高，他不敢爬上去。遗憾的是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一个被置于神秘的中心的人，他的光芒为我们照亮黑暗的深邃和广大。

今天我感觉到了自己的血统，我没有必要去求助占星术或查阅家谱表。我对星星上或我的血液里写着什么一无所知，只知道我是由人类的某些神话中的创始人繁衍的。那个把神圣的瓶子举到唇边的人、那个跪在集市上的罪犯、那个发现所有的尸体都会发臭的纯洁的人、那个跳舞时手中发出闪电的疯子、那个撩起长袍朝大地上撒尿的修道士、那个翻遍所有图书馆要找到《圣经》的宗教狂——所有这些人合成了我，所有这些人造成了我的仟侮、我的欣喜。假如我没有人味儿，那是由于我所生活的世界已经超出人性的界线了，那是由于做个有人味儿的人像是在做一件可怜的、令人遗憾的、凄凉悲苦的事情，它受到种种理智限制，受到种种道德规范的制约，由种种老生常谈和这个那个主义固定范围。我将葡萄汁一饮而尽，我从中得到了智慧，不过我的智慧并非来自葡萄，我沉醉也根本不是因为酒……我想绕过那些高大荒芜的山脉，一个人会在那儿渴死、冻死。这就是“超瞬时”历史，就是不存在人、兽、草木的绝对时空，在那儿一个人寂寞得发疯，语言则只是词语而已，那儿的一切都是自由自在的，与时代不谐调的。我想要一个男人、女人、树木都不讲话的世界（因为如今的世界上话讲得太多了）！

我想要一个河流能把人载到各地去的世界，不是成为古老传说的河流，而是能叫人同别的男女，同建筑、宗教、植物、动物接触的河流。是上面有船只的河流。人们在这样的河里溺死，并非淹没在神话、传说、书籍和以往的尘土中，而是淹没在时间、空间的历史中。我要能造出莎士比亚和但丁这样的大海的河流，要不会在以往的空泛中干涸的河流、大海。对了，让我们有更多的海吧，新的、挡住过去的大海，创造新的地质构造、新的地形景观、陌生而且令人恐惧的大陆的大海，在摧毁的同时也保护我们的大海，我们可以在上面航行，去探求新发现、新视野的大海。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大海、更多的动乱、战争和大毁灭吧。让我们得到一个男男女女大腿间都装有发电机的世界，一个充满自然的愤怒、激情、行动、戏剧、梦幻、疯狂的世界，一个孕生欣喜而不是干放屁的世界。我坚信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应寻求写一本书，哪怕它只有一大页呢。我们必须寻找碎片、碎屑、脚趾甲，任何含有矿物质、任何得以使肉体和灵魂复活的东西。

也许我们命中注定要遭厄运，也许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希望活下去。如果是这样，那就让我们发出最后一声听了叫人胆寒、叫人毛骨惊然的吼叫吧，这是挑战的呼叫，是战斗的怒号！悲伤，去它的！挽歌和哀乐，去它们的！传记、历史、图书馆和博物馆，去它们的！让死人去吃掉死人。让我们活着的人在火山口边上跳舞吧，这是临死前的一场舞，不过它仍是一场舞。

我们时代的伟大诗人弥尔顿说，“我爱流动的一切。”今天早晨我高兴地拼命大叫着醒来时正想着他，我正在想他的河流、树木和他的摸索的整个黑暗世界。是啊，我对自己说，我也爱流动的一切：河流、阴沟、熔岩、精液、血、胆汁、词和句子。

我爱从羊膜中溅出的羊水；我爱生着引起痛苦的的结石、肾砂和诸如此类东西的肾脏；我爱撒出的热呼呼的尿和久治不愈的淋病；我爱歇斯底里的疯话、像拉痢疾一样一泻而出的句子和灵魂全部病态的映像；我爱亚马逊河和奥里诺科河这样的大河，那儿摩拉瓦基乃之流的狂人在一只无顶的小船上漂过了梦和古老的传说，淹死在瞎眼的河口中；我爱流动的一切，甚至爱女人来月经时流出的血，它冲走了生育能力不强的精子；我爱会流动的手稿，不论它们是用象形文字写的、深奥的、反常的、多形体的或是单边音的；我爱流动的一切，一切其中有时间的和适当的东西，它们把我们带回永远不会结束的开始中，即先知们激烈、令人狂喜的猥亵，宗教狂的智慧，牧师和他的橡皮连祷文，妓女的下流话，从排水道里漂走的唾液，Rx房里的奶汁和子宫里流出的带苦味的蜜水，以及一切流质的、溶化的、放荡的和有溶解力的，所有在流动中得到静化的脓和脏物，那些失去其出身意识的东西和那些将大循环驱向死亡和瓦解的东西。这个伟大的乱伦愿望与时间一起向前流动，将来世的伟大概念同此地此刻融汇起来，这是一个空幻、自杀的愿望，它被言词阻挡，被思想麻痹。

夏天快过去时，菲尔莫邀我去同他一起住，他在迪普莱克，斯广场附近有一套俯瞰骑兵兵营的工作室公寓套间。自从上回到勒阿弗尔小游一趟回来后我们经常见面，若不是菲尔莫我真不知道自己今天会在哪里，很可能早就死掉了。他说，“都是那个小婊子杰基，要不我早就邀你来了。我无法甩掉她。”

我只有笑笑。菲尔莫总是这样，他有勾引无家可归的婊子们的天才，最后杰基总算自动走了。

多雨的季节来临了，这是使你沮丧、心情不愉快、漫长而又沉闷地长膘、下雾、阴雨连绵的季节。冬天的巴黎真是一个可恶的地方！这种天气侵蚀进你的灵魂，使你变得像拉布拉多海岸那样光秃秃的。我不无焦虑地注意到唯一的取暖设备是工作间里的小炉子，不过这儿还算舒服，从工作间窗子里还能看到极美的景致。

早上菲尔莫粗暴地摇醒我，在我的枕头上留下一张十法郎的票子。等他一出门我便又躺下睡个回笼觉，有时一直躺到中午才起来。没有什么急着要做的事，除了这本有待写完的书，而且这也不大叫我伤脑筋，因为我早就知道反正谁也不会接受它的。但是菲尔莫却被它深深打动了，每天晚上他胳膊底下夹着一瓶酒回到家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桌前看我写了多少页。

起初我还挺欣赏他的热情，后来再没什么好写的，看到他乱翻，看我又写了些什么，我便非常不安，他还以为我能像水龙头流水一样流出东西来呢。没有东西拿给他看时，我的感觉正与受他庇护的婊子一模一样。我记得他常常谈起杰基，“只要她随时给我脱光就行了。”如果我是女人我倒是很乐意为他脱光衣服，那样总比提供他等着看的稿子容易些。

不过他努力要叫我过得舒服，食物和酒总有的是，他还不时执意要我陪他去跳舞。他很喜欢去奥德萨街一个黑鬼们聚会的场所，那儿有一个好看的黑白混血儿，她偶尔跟我们一起回家来。使他不快的是找不到一个爱喝酒的法国姑娘，她们都太清醒，无法使他满意。他喜欢带一个女人回工作室来，同她痛饮一番再干正经事。他还喜欢叫女人以为他是艺术家，由于他租的房子是一位画家的，要造成这样一种气氛也不难，我们在大柜里找到的油画很快便挂得到处皆是，一幅尚未完成的画引人注目地装在画架上。遗憾的是，这些画全是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它们给人造成的印象通常都不大好。讲到欣赏绘画，一个妓女、一个看门人和一个内阁部长的艺术趣味没有多大差异。后来马克·斯威夫特开始定期拜访我们，旨在替我画像，这件事使菲尔莫颇为高兴。菲尔莫极崇拜斯威夫特，说他是天才，他亲手绘的画没有一件不带点儿残忍的味道，可是至少他笔下的人或物还能使你认出画的究竟是什么。

应斯威夫特的要求我留起了胡子，他说我脑袋的形状需要留胡子。我必须坐在窗前，背后就是埃菲尔铁塔，因为他想把埃菲尔铁塔也画进去，他还要把打字机也画上。在此期间克鲁格也养成了来串门的习惯，他坚持认为斯威夫特根本不懂得绘画。看到画上的物体失去了比例他极为恼怒，他毫无保留地信奉自然法则。斯威夫特却根本不理会自然，他只要画出脑子里想的东西。不管怎样，现在斯威夫特使我的画像装在画架上。尽管样样都不成比例，甚至一位内阁部长也看得出那是一颗人脑袋、是一个留着胡子的人。看门人却真的对这幅画产生了很大兴趣，她认为画得惊人地像我本人，也赞赏在背景中画出埃菲尔铁塔的主意。这种宁静的生活持续了一个多月，我对邻近区域很感兴趣，尤其是在夜间其彻底的污秽和悲哀被我觉察以后。

朦胧中那么迷人、那么安静的小广场在黑暗降临后竟会显出最阴沉、最险恶的特性。那边是围住兵营一侧的又长又高的墙，常有一对恋人靠着墙偷偷拥抱——常常是在雨中。看到一对恋人靠着一座监狱的大墙、在昏暗的街灯下拥抱真叫人觉得压抑，仿佛他们已被人逼到绝境了。兵营院墙里的情况同样叫人丧气，下雨天我常站在窗前看底下的活动，那简直就像另一个星球上发生的事情。我无法理解，他们居然根据作息时间表做每一件事，可是这个时间表准是由一个疯子制定的。他们在泥泞中挣扎，军号吹响了，战马在冲锋陷阵——这一切都在四堵大墙之内进行，这是模拟的战斗，参加者是一大群玩具士兵，他们对学习如何杀人、擦靴子和用马梳梳马一点儿兴趣也没有。整个过程都是十分荒谬的，不过是谋划中的事情的一部分罢了。无事可做的时候他们显得更加滑稽可笑，他们搔痒，手插在口袋里走来走去，抬起头看天，一个军官一走过来他们就啪地碰碰脚跟敬礼。

我看这儿就是一座疯人院，连马匹也有几分傻气。有时他们把大炮拖出来喀嚓喀嚓在街上游行，人们驻足呆呆地望着他们，称赞他们的漂亮军衣。我却总觉得他们像一支正在撤退的军队，他们身上有股寒酸气，衣着邋遢，垂头丧气，他们的军衣穿在身上太肥大，他们作为单个人时具有的惊人的敏捷灵活气息也一扫而光。

太阳出来后情况就全然不同了，他们眼神里有一线希望，走路精神多了，还表现出一点儿热情。接着景物的色彩都变得鲜艳了，他们又摆出法国人特有的小题大做、无事生非的派头。他们在街角的小酒馆里愉快地边喝酒边聊天，军官们也显得更有人味，也许应该说更有法国味。太阳一出来巴黎的任何地方都很漂亮，若是哪一家小酒馆放下遮太阳的篷布，在人行道上摆上几张桌子，在酒杯里倒上颜色鲜亮的饮料，那么人们的人情味就很浓了。太阳普照时，他们就是人，天下最好的人！他们那么聪明，那么懒洋洋的，无忧无虑！把这样一个民族赶进军营里去，叫他们一遍遍操练，封他们当列兵、中士、上校及诸如此类的事真是罪孽。

如同我所说的，日子过得很顺心。卡尔不时带一件活儿来叫我干，通常是他自己不愿写的游记。每篇只得五十法郎，不过这类文章好写，我只要查查以前的报纸，把旧文章改头换面抛出就行了。人们只是上厕所或在候诊室里消磨时间时才看这类玩艺，关键在于要把文章中的形容词重新换过，其余不过是些日期和统计数字而已。如果这是一篇重要文章，这个部门的头头便会署上他的大名。他是一个傻瓜，哪一种语言也说不好，可是会挑别人的毛病假如他看到哪一段自以为写得不错的文字便说，“我就是要你这样写嘛！写得漂亮，我准许你把它写进你的书里去。”有时这些漂亮的段落是我们从百科全书或旧导游手册上抄来的，卡尔真把其中一些搬进他的书里了，因为这些段落有点儿超现实主义的味道。

有一天晚上，我散步回来一推开门便有个女人从卧室里跳出来。她立即嚷道，“你就是那个作家吧！”她打量一下我的胡子以加深印象，她说，“多么可怕的胡子！我看你们这些人呆在这儿准是疯了。”菲尔莫手里拿着一条毯子跟在她身后。“她是一位公主。”他说，一面还咂咂嘴唇，好像刚刚尝了尝某种珍贵的鱼子酱似的。他俩都穿着出门的衣服，我弄不明白他们拿着睡觉的被褥干什么，后来我马上想到，准是菲尔莫把她强拉进卧室看他的洗衣袋去了。每一回有新的女人上门他都要来这一手，尤其是法国女人。洗衣袋上缀着“凭票取衣”，不知为什么菲尔莫养成了向每一位来访的女客讲解这句话的痹好。可是这位女人不是法国人，这一点他当即对我说明了。她是俄国人，而且还是一位公主。

他激动地高声谈论，像一个刚刚发现一件新玩具的孩子。

“她会讲五种语言！”他说，显然为这样一种才能所倾倒。

“不，四种！”她马上纠正道。

“好，就算四种吧……总之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姑娘，你该听听她讲话。”

公主有些不安，她不断搔自己的大腿、揉鼻子。她突兀地问我，“他为什么想现在铺床？他以为那样就能得到我吗？他是个大孩子，他的举动太丢人。我带他去一家俄国餐馆，他跳起舞来像个黑鬼。”她扭扭屁股演示菲尔莫是怎样跳的，又说，“他说得太多，嗓门太大。他说的全是废话。”她在屋里急速转来转去，察看画和书，她始终高昂着头，偶尔也搔搔自己身上。

她不时像军舰一样转过身去，把舷侧朝向我们。菲尔莫跟着她到处走，一手提着酒瓶，一手端着酒杯。她嚷道，“别这样跟着我！除了这个你就没有别的可喝了？你不能弄一瓶香摈来？我一定要喝点儿香摈。我的神经！我的神经！”

菲尔莫瞅空子在我耳边低声说了两句。“是个演员……电影明星……有个家伙抛弃了她，她总忘不了……我一定要把她灌醉……”“那么我就走开。”我正说着，公主大叫大嚷着打断了我们。

“你们为什么要咬耳朵？”她跺着脚喊道。“难道你不知道这样是不礼貌的吗？你，我记得你是要带我出去的，不是吗？今晚我一定要喝醉，我早就对你说过了。”

菲尔莫说，“是的，是的，咱们马上就走。我只是想再喝一杯。”

她吼道，“你是一头猪，不过你也是一个好孩子。只是你说话声音太大，不懂礼貌。”她又转向我，“我能指望他规矩一点儿吗？今晚我一定要喝醉，我可不想叫他给我丢人。以后我还会来这儿的，我想跟你谈谈，你显得更聪明一些。”

临出门时公主友好地跟我握握手，她答应哪天晚上再来吃饭——“等我清醒的时候。”她说。

“好极了！”我答道。“再带上一位公主，至少带一位伯爵夫人一同来，我们每个星期六都换床单。”

大约到了凌晨三点菲尔莫蹒跚进来了……就他一个人。他喝得烂醉，敲得乱响，像一个瞎子，他在用裂开的拐杖探路。嗒、嗒、嗒，一路响着走过疲倦的小巷……“我这就去睡了，明天再跟你细说。”经过我身边时他说。他闯进里屋，扯下床罩，我听见他在叹息——“这样一个女人！这样一个女人！”不到一秒钟他又出来了，戴着帽子，手里提着裂了缝的手杖。“我早就知道会出这种事的。她疯了！”

他在厨房里翻腾了一阵，带着一瓶安如葡萄酒回到工作室里来，我只好坐起来和他干一杯。

据我把故事连接起来的情况看，这整个事情源于香榭里舍大街的“邦德波威”，有一回他在回家的路上在那儿下车喝了一杯。和平时一样，这时露天咖啡座上坐满了老家伙，这一位正坐在小径上，面前摊着一棵小碟子。菲尔莫凑巧走过来同她视更多了。

一场舞刚跳了一半她突然走出舞场，眼泪涌出来。菲尔莫说，“怎么回事？这一回我又怎么了？”他出于本能马上把手放在背后，好像屁股仍在扭动似的。她说，“没什么，你什么也没干。好了，你是个好孩子。”说完，她又把他拉到舞场上开始狂跳起来，菲尔莫小声问，“可你究竟怎么了？”她又答道，“没什么。我看到了一个人，就这个。”然后她又猛然发脾气了——“你干吗要把我灌醉？你不知道喝醉酒后我会发疯？”

她问，“你有支票吗？我们一定得离开这儿。”她把侍者叫过来，同他用俄语耳语了两句。“是真的支票吧？”侍者走开后她问。接着，她又冲动地吩咐，“在楼下衣帽问里等我，我得给人打个电话。”

侍者送来我的零钱后菲尔莫悠闲自在地信步下楼来到衣帽问等她，他来回走动，轻声哼曲子、吹口哨、咂嘴预想着将要品尝的鱼子酱的滋味。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他仍在轻声吹口哨。二十分钟过去了，公主仍未露面，菲尔莫这才起了疑心。衣帽间的侍者说她早走了，他冲出门，门口站着一个穿制服的黑鬼，咧着嘴大笑。黑鬼是否知道她跑到哪里去了？黑鬼笑了，黑鬼说，“我听见说库波勒饭店，没听见别的，先生！”

在库波勒饭店一楼，他看到公主坐在一杯鸡尾酒前，脸上一副想入非非、恍恍馏熄的表情。看到他，她微笑了。

他说，“这样跑掉象话吗？你可以告诉我，说你根本不喜欢我……”听到这话她发火了，表演了一番，没完没了他说了许多之后呜呜大哭起来，鼻涕眼泪流了不少。她哭诉道，“我疯了，你也疯了。你想叫我跟你睡觉，可我不想跟你睡。”后来她又开始破口大骂她的情人，就是在舞场上看到的那个电影导演。这就是她不得不逃离那个地方的原因，这就是她每天晚上吸毒、喝醉酒的原因，这也是她纵身跳进塞纳河的原因。她这样唠唠叨叨地说自己有多么疯痴，突然又有了一个主意，“咱们到布里克托普的店里去！”她在那儿认得一个人……他以前曾答应帮她找个工作，肯定他会帮助她的。

“那要花多少钱？”菲尔莫谨慎地问。

要花很多钱，她马上告诉他了。“不过听着，假如你带我去布里克托普那儿，我就答应跟你一起回家。”她挺老实，又补充说这也许会花掉他五六百法郎的。“可是我值这么多钱！你不明白我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全巴黎再也找不到另外一个我这样的女人……”“那只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菲尔莫的美国佬脾气完全表现出来。“我可不这么看，我看不出你值什么。你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古怪的婊子。老实说，我宁愿给某一个穷酸的法国姑娘五十法郎，至少她们还给人一点儿报偿。”

他一提起法国姑娘她便暴跳如雷。“别对我说起这些女人！

我恨她们！她们愚蠢……她们丑……她们全是为了钱。我告诉你，别说了！”

不到一分钟她的气又消了，她又想出一个新花招。她喃喃道，“亲爱的，你还不知道我脱光了是什么样呢。我美极了！”说着她用双手托着两只Rx房。

然而菲尔莫不为所动，他冷冷他说，“你这个婊子！我并不在乎在你身上花几百法郎，不过你太古怪。你甚至连脸都没有洗，你嘴里有股臭味，我才不管你是不是公主呢……我并不要你的神气活现的俄国花样，你该上街去推销。你并不比哪一个法国小姑娘强，你甚至还不如她们，我不会再在你身上花一个苏了。你该到美国去，那儿才是你这种吸血鬼呆的地方……”他这番活好像一点儿也没有使她生气，她说，“我想你有点儿怕我。”

“怕你？你？”

她说，“你还是个小孩子呢，你没有一点儿礼貌。等你更了解我以后就不会这样说了……你干吗不学着对我好一点儿？如果你今晚不想跟我一同去，悉听尊便。明天五点到七点间我在‘圆顶’等你，我喜欢你。”

“可我明天不打算去‘圆顶’，哪一天晚上也不去！我不想再见到你了……永远不想。咱俩一刀两断了，我要到街上找一个漂亮的法国小姑娘，滚你的蛋吧！”

她瞧瞧他，疲乏地微笑了，“你现在这样说。等着瞧！等你跟我睡过以后再说，你还不知道我的身体有多么美呢。你以为法国姑娘懂得怎样做爱……等着瞧吧！我要叫你为我发狂。我喜欢你，只是你太野蛮。你还是个孩子。话太多……”“你疯了，”菲尔莫说。“天下女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爱上你，回家去洗洗脸吧。”说完他不付酒钱就走了。

不过没几天公主便就范了，她真的是一位公主，对此我们确信无疑，只是有淋玻总之，这儿的生活一点也不枯燥，菲尔莫患有支气管炎，正如我所说的，公主有淋病，而我有痔疮。

我在马路对面的俄国杂货店里退掉了六个空酒瓶子，我一滴也不曾喝下肚。没有肉，没有酒，没有肥野味，也没有女人，只有水果和石蜡油、碘酒和肾上腺素油膏。这个鬼地方没有一把椅子是坐着舒服的。现在，瞧着公主我自觉身份大增，像一个巴沙一样。这个词的发音使我联想到她的名字，玛莎。这个名字并不很贵族化，令我又联想起《活尸》。

起初我以为三人同居会令人尴尬，可是一点儿也不。看到她搬进来，我以为自己又要倒霉了，以为得另找个地方住了，可是菲尔莫很快就叫我明白他只是暂时收留她，到她能自立时为止，我不明白“自立”这样一个词用在这样一个女人身上是指什么，照我看她一辈子都是头朝下倒立的。她说是革命迫使她离开俄国的，我敢肯定，若没有这场革命她也会被赶出国的。她自以为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演员，不论她说什么我们也不反驳她，那么做完全是浪费时间。菲尔莫觉得她很好笑。早上去上班前菲尔莫在她枕头上扔下十法郎，在我的枕头上也扔下十法郎。到了晚上我们三个一起去楼下的俄国餐馆吃饭。附近住着很多俄国人，玛莎已经找到了一家可赊点儿帐的饭馆。一天十法郎对于一位公主自然是微不足道的，她不时想吃鱼子酱、喝香槟，还需要满满一柜新衣服以便重新在电影界找一份工作。现在她无事可做，只是消磨时间而已，她开始发胖了。

今天早晨我吓了一跳。洗完脸后我错拿了她的毛巾，看来我们无法教她学会把毛巾挂在她自己的钩子上。为此我狠狠训斥了她一顿，她却平静地答道，“亲爱的，如果一个人这样就会瞎掉，那么多少年前我早就瞎掉了。”

还有马桶，我们都得用，我试图以父亲般的口吻向她解释马桶上的坐垫圈会传染玻她却说，“哼，得了！如果你们这么怕，我就找一家咖啡馆去上厕所。”我向她解释，那样做并没有必要，只要采取一般的预防措施就行了。她说，“喷，喷，我不往下坐就是了……我站着。”

有了她一切都变得十分荒谬，她先是不肯就范，因为来了月经。这一拖就是八天，我们开始以为她是在装蒜，可是她并没有装。有一天，正在收拾房间，我发现床下有些药棉，上面还沾着血。她把所有的东西都扔在床底下：桔子皮、卫生巾、瓶塞、空瓶子、剪刀、用过的避孕套、书、枕头……她只在要睡觉时才整理床，她花去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看俄文报纸。她对我说，“亲爱的，若不是要去买报，我根本就不起床。”这话说得对极了！她什么也不看，只看俄文报纸，身边连一点手纸都没有，没有可擦屁股的东西，除了俄文报纸。

说来她的怪癖也真怪，待她的月经完了，休息好了，腰里也长了一圈膘，她仍不肯就范。她假装只喜欢女人，要她接受一个男人就得先恰到好处地刺激刺激她。她要我们带她去一家妓院，他们在那儿表演人与狗交媾的把戏。她说勒达同天鹅交更好。天鹅一拍翅膀就使她兴奋异常。

一天晚上，为了查明她究竟更喜欢什么，我们陪她来到一个她提出要去的窑子。不等我们找到机会向鸨母提及这个话题，一个坐在邻桌旁喝醉了的英国人同我们攀谈起来。他已经上了两次楼，还想再试一回。他口袋里大约只有二十法郎，而且不懂法语，他问我们肯不肯代劳，跟他看上的那个姑娘讲价钱。这个姑娘正巧是个黑鬼，是来自马提尼克岛的一个力大无比的婊子，漂亮得犹如一只豹子，而且性情也很可爱。为了说服她收下英国人剩下的那几个钱，菲尔莫只得答应等她跟英国人一睡完自己就接着跟她睡。公主在一旁看着，听清了每一句话，然后便勃然大怒，她觉得受了侮辱。菲尔莫说，“得了，是你要找点儿刺激的——你看着我干好了！”可她并不想看他干，她只想看一只公鸭子干。于是菲尔莫说，“老天在上，我哪一天也比得上一只公鸭子……也许还强些哩。”就这样斗了一阵嘴，最后为了抚慰玛莎我们只得叫过来一个姑娘，由她俩去互相逗弄……菲尔莫同黑鬼回来了，玛莎眼中直冒火。从菲尔莫望着黑女人的样子我就可看出她一定身手不凡，于是自己也感到欲火中烧。

菲尔莫一定觉察到了我的心思，也明白整夜坐着看别人于是多么难捱，他突然从衣袋里掏出一张一百法郎的票子，把它摔在我面前。他说，“瞧，你大概比我们其他人更需要嫖一回。拿着这钱，自己去挑一个吧。”不知为什么，他摔钱的动作比他为我做过的任何事情都更加叫我觉得他可亲，而他为我做的已经很多了。盛情难却，我收下这笔钱，马上打手势叫那黑姑娘做好再睡一次的准备。这好像使公主怒不可遏，她质问我这儿是不是除了这个黑女人以外就再没有一个我们看得上的姑娘。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没有”，实情也的确如此——这个黑女人是这座窑子的皇后。只要瞧她一眼你就会起兴，她的两只眼睛像是在精液里泡过一样，所有这些想同她睡的要求弄得她飘飘然，至少据我看她已经不会直直地走路了。跟在她身后爬上弯弯曲曲的窄楼梯时我无法抑制要把手伸进她两腿间去的诱惑，我们就这样一直上了楼。她回头朝我嫣然一笑，每当我的手把她弄得太痒了她便微微扭扭屁股。

到处都是欢快聚会的人，人人都很快活，玛莎情绪也不错。

于是第二天晚上她喝光了走量的香槟，吃完了鱼子酱，又给我们讲述了一段自己的身世之后，菲尔莫便去制服她了。看来这一回他最终要如愿以偿了，她不再挣扎，叉开两条腿躺着，听任他不停地玩弄。后来他刚刚爬到她身上，她才漫不经心地告诉他自己有淋病于是菲尔莫像根圆木头似的从公主身上滚下来，我听见他在厨房里寻找那块只有特殊情况下才用的黑肥皂。

过了几秒钟他双手捏着一块毛巾站在我床前说——“你能想到吗？这个婊子养的公主有淋病！”看来他吓坏了，这时公主却在用力啃苹果，读俄文报纸，她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玩笑。她躺在床上，通过敞开的门对我们说，“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呢。”

菲尔莫最终也把此事看作一个玩笑，他又打开一瓶安如葡萄酒，替自己倒了一杯，一饮而荆这时才凌晨一点，于是他又坐下跟我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这样一件区区小事挡不住他。他当然要小心些……他在勒阿弗尔染上的老病还没有全好。他已记不得这病是怎么染上的了。有时一喝醉酒他就忘了洗洗身子。

这并不很可怕，可是谁也说不上今后病情会如何发展。他并不想叫别人按摩他的摄护腺，不，他不喜欢那样。他头一回得花柳病还是在大学里，不知道是哪个姑娘传给他的，还是他传给姑娘的。校园里有那么多风流韵事，简直不知道该信谁才好。几乎所有的女生都怀过孕，大家都太无知了……甚至连教授们也很无知。有一个教授叫人把他阉了。这是听人说的……第二天夜里他拿定主意要冒这个风险——戴着避孕套去冒险。其实这没有多大风险，除非套子破了。他替自己买了一些长长的鱼鳞状的套子。各种各样的都有，要我相信这是最可靠的。可是这也帮不了他，她的那个地方太紧。菲尔莫说，“老天，我并没有一点儿不正常的。你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吗？有个家伙轻轻松松地弄进去叫她染上了病，这个人的玩艺儿一定小得不正常。”

一次次尝试都失败了，他只得完全放弃。现在他们像兄妹俩似的躺在一起，做着乱伦的美梦。玛莎的活蕴含着哲理，“在俄国常有这种事，一个男人同一个女人睡在一起，可是根本不碰她。他们可以这样几星期地睡下去，根本不去想那件事，直到有一回他碰了她……哗！哗！以后就，哗！”

现在菲尔莫竭尽全力要叫玛莎恢复健康，他认为一旦治好了她的淋病那个地方就会松开的，真是一个古怪的想法。于是他给她买了一只灌洗袋、大量高锰酸盐、一只旋转注水器和其他一些小玩艺，这全是一个匈牙利医生向他推荐的，此人是住在达里格尔广场的一个替人打胎的江湖郎中。菲尔莫的老板有一回曾使一个十六岁的姑娘怀了孕，她便介绍他认识了这个匈牙利人，后来老板又生了美妙的下疳，仍是匈牙利人治的。在巴黎，一个人正是通过泌尿生殖系统的交往才结识朋友的。总之，在我们的严格监督下，玛莎在留意自己的健康。那天夜里我们为难了一阵，玛莎把一支药栓塞进她身体里之后找不到药栓上的线了。她嚷道，“我的上帝！线到哪儿去了？我的上帝！

我找不到那根线了。”

菲尔莫说，“你在床底下找过吗？”

后来她终于平静下来，但是只平静了几分钟。下一件事是：“我的上帝！我又流血了！我的月经刚完，这会儿又滴出血来了，这准是喝了你们买的便宜香摈的缘故。我的上帝，你们是想叫我流血流死了拉倒吧？”她披着一件晨衣，两腿之间夹着一条毛巾走出来，竭力要显得像平时一样有气派。她说，“我一生都是这样，有神经衰弱。我白天到处跑，到晚上就喝醉了。刚来巴黎时我还是一个纯洁的姑娘，我只读维荣和波德莱尔的诗。当时我在银行里有三十万瑞士法郎，我拼命享受，因为在俄国时他们总是把我管束得很严。当时我比现还要漂亮，所以所有的男人都拜倒在我脚下。”讲到这儿，她停下来把堆在腰间的松松垮垮的衣服拉拉好。“你们千万别以为他叫我扮演一个角色时我就很乐意，是他这么说。我来到这儿……这病是他们给我喝的毒药引起的……就是法国人疯了似的猛喝的那种可怕的开胃酒……当时我遇到了那位电影导演，他是天底下最好的人，他恳求我每天夜里跟他睡觉。我还是一个很傻的黄毛丫头呢，于是一天夜里我允许他强xx了我。我希望成为一个大明星，却不知道他身上尽是毒汁。这样他把淋病传给我了……现在我要他重新得上这种病我投塞纳河自杀全怨他……你们为什么笑，你们不信我自杀过？我可以拿报纸给你们看……所有的报上都有我的照片。哪一天我要给你们看俄文报纸……他们写我写得妙极了……不过，亲爱的，你明白我首先一定得有套新衣服。穿着这身脏兮兮的破衣服是无法引诱这个男人的，再说，我还欠裁缝一万二千法郎呢……”打这儿起就是一个关于继承权的长故事了，她正在设法得到这个继承权。她有一个年轻的律师，是个法国人，听她的口气是一个相当胆小的人，他在努力争回她的财产。他不时给她一百法郎或差不多这个数目的钱，记在帐上。她说，“他正像所有法国人一样小气，而我是那么漂亮，他的眼睛总是死盯着我。

他不断恳求我跟他睡，我总听他这么说听腻了、听烦了，于是有一天夜里我答应了，只是为了叫他别再罗索，这样我偶尔还能弄到一百法郎。”她歇斯底里地狂笑了一阵，又说，“亲爱的，他的事太好笑，真难以用言语描绘。有一天他打电话说，‘我一定要马上见到你……事情很重要。’见面后他给我看了从医生那儿拿来的一张纸——是淋病！亲爱的，我当着他的面哈哈大笑。

我怎么能知道自己的淋病还没有治好？‘你想跟我睡，结果是我睡了你！’听了这话他不吱声了。生活中的事情往往是这样……你什么也不疑心，冷不丁就，哗！他是一个大傻瓜，接着又重新爱上了我，他只是求我检点些，别整夜在蒙帕纳斯喝酒、跟人睡觉。他说我使他如醉如痴，他想娶我，后来他家里人听说了我的事，就劝他去了印度支那……”从这儿玛莎又平静地把话题转到她同一个搞同性恋的女人的风流韵事上。“亲爱的，那天晚上她结识我的经过有意思极了。

当时我正在‘吉祥’，像往常一样喝醉了酒。她把我从一个地方领到另一个地方，整夜都在桌子底下同我做爱，后来我再也受不了啦。于是她带我去她的公寓，她给我二百法郎。还叫我跟她一起住，可我不愿让她每天晚上折腾我……那会使人太衰弱。

再说，我可以告诉你们现在我对同性恋并不像以前那样感兴趣了。我宁愿跟一个男人睡觉，哪怕那样会疼呢。等我情欲极其高涨时我一点儿也控制不住自己……要来三、四、五次……就那样！哗！哗！哗！过后我就会流血，这对健康非常不好，因为我很容易贫血，现在你们明白我为什么每隔一段时间就得让一个搞同性恋的女人与我兴奋一次了……”

巴黎像个婊子，在远处看她非常迷人，叫你迫不及待地想把她搂到怀里。可是过了五分钟后你便觉得空虚，你厌恶自己，觉得自己受骗了。

我衣袋里装着钱回到巴黎，好几百法郎，是临上火车时柯林斯塞在我衣袋里的。这笔钱足够租一个房间，至少还可以吃一个星期好饭。我已有好几年没有一次拿到过这么多钱了，我兴高采烈，也许一种新生活就要在我面前展开了。我又想把钱存起来，于是找了城堡街上一家面包店顶上的一个便宜旅馆，离旺夫街不远，尤金有一回曾给我指过这个地方。走几步便是连接蒙帕纳斯铁道的桥，这块地方我很熟。

我本可以租一间一个月房租才一百法郎的屋子，这种房子当然是什么设备也没有的，甚至连窗子也没有。也许本来我仍会租下来的——只是为了有个牢靠的地方睡一会儿——若不是进这个房间前不得不先穿过一个瞎子的房间。想到每天夜里要从他床前经过我极不痛快，因而决定到别处找找看。我来到塞尔街，就在公墓后面，我看到一幢东倒西歪的破房子，围着院子有一圈阳台，阳台上还吊着鸟笼子，下面一层都吊满了。也许这是振奋人心的景象，可我却觉得它像医院里的集体病房，旅馆老板也显得不很像一个智力健全的人。我决意等到晚上好好四下看看再说，然后再到一条僻静小巷里挑一家有点儿吸引力的小酒店。

吃饭时花了十五法郎，这是我给自己规定的饭钱的大约一倍。这使我很不安，甚至不许自己坐下来再喝杯咖啡了。尽管这时已下开了毛毛雨。我情愿走一走，然后在一个不太晚的时辰静静地上床。这样节衣缩食地花钱本来已经使我很不愉快了。

这种事我一辈子没干过，我天生就干不了这种事。

后来小雨变成了倾盆大雨，对此我很高兴，这提供了一个我正需要的可以躲到某个地方伸伸腿的借口。这会儿去睡觉仍太早，我加快脚步折回拉斯帕伊林荫大道去。突然一个女人过来拦住我，就在暴雨中。她问我几点钟了。我告诉她我没有表，这时她喊叫起来，“啊，好先生，你讲英语吗？”我点点头，她便滔滔不绝地说开了，“我的好人，或许你能发发善心带我去一家咖啡馆。雨下得这么大，我没有钱找个地方坐坐。请你原谅我，亲爱的先生，可你的面容那么慈祥……我马上就知道你是英国人了。”说着她朝我笑了，这是古怪的、半疯半傻的笑。

“或许你能给我出点儿主意，亲爱的先生。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我的上帝，没有钱真是太可怕了……”这一串“亲爱的先生”、“好心的先生”和“我的好人”差一点儿叫我发歇斯底里。我怜悯她可又非笑不可，我真的笑了，我当着她的面哈哈大笑。于是她也大笑起来，这是一种怪诞的尖声大笑，笑声走了调，是一种叫人万万料想不到的狂笑。我抓住她的胳膊，我们一起朝最近的一家咖啡馆奔去，进了那家小店后她仍不住地格格笑。她说，“亲爱的好先生，也许你认为我没有说实话。我是一个好姑娘……是好人家女儿。只是”——说到这儿她又病态地、时断时续地笑了一阵——“只是我太不幸，连一个可以坐坐的地方也找不到。”这时我又大笑起来，我忍不住要笑——她用的词儿、古怪的口音、她头上那顶奇怪的帽子、那种半疯半傻的微笑……我打断了她，“喂，你是哪国人？”

“英国人，”她说。“是这样，我出生在波兰，不过父亲是爱尔兰人。”

“这样你就成了英国人？”

“是埃”说着她又傻笑开了，很忸怩，作出一副害羞的样子。

“我想你知道一家可以带我去的小旅馆？”我这样说并不是有意要同她一道去，只是为了替她免去那一套她们惯用的开场白。

“啊，我的好先生，”她说，好像我犯了一个最最令人痛心的错误。“我知道你说的不是心里话！我不是那种姑娘。你在跟我开玩笑，我看得出来。你这么好……你的面容这么慈祥。我不敢对一个法国人讲对你讲过的话，他们一定会立刻叫我难堪的……”她用这种口气又讲了一阵，我想甩掉她一走了之，可她不愿一个人呆着。她怕，因为她的证件不符合要求。我能不能行行好送她回旅馆？或许我能“借”给她十五或二十法郎叫旅馆老板闭嘴？我送她回到她说她住的旅馆，给她手里塞了一张五十法郎的票子。她不是非常精明就是非常天真，有时这很难判断，总之她叫我等她跑回酒馆去换钱。我告诉她不必了，她便冲动地抓起我的手举到唇边吻了吻，我受宠若惊，马上乐意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给了她。这个疯狂的动作感动了我，我自忖有时当个阔佬还是不错的。可以感受到这种很新鲜的刺激。不过我并没有昏了头。五十法郎！一个下雨的夜里浪费五十法郎未免太过分。我走开时她挥舞那顶稀奇古怪、她根本不会戴的小软帽向我告别，好像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感到自己很蠢、很轻率。想起她说的话，“我亲爱的好先生……你的面容这么慈祥……你真好。”等等，我又觉得自己是个圣人。

心里洋洋得意时很难马上上床睡觉，你觉得自己应该报答这没有料到的好心夸赞之辞。经过“丛林”饭店时我瞧了一眼一楼的舞场，光背、戴着快把她们勒死的一串串珍珠的女人——看起来会把她们勒死——正在朝我扭动她们美丽的屁股。我径直到柜台前要了一杯香摈酒，音乐一停便有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坐到我身边，她长得像挪威人。这地方其实并不像从门外看起来那么挤、那么欢快，只有六七对男女，刚才他们准是一起跳舞来着。我又要了一杯香槟酒，以免丧失勇气。

站起来同这位金发女郎跳舞时舞场上没有别人，若在平时我一定会有些不自然，如今香槟起了作用，还有她贴在我身上的姿势、昏暗的光线及那几百法郎给我的踏踏实实的安全感，不过……我们又跳了一场，像是在举行个人表演，然后我们便交谈起来。她一开始便哭，引出了这场谈话。我认为很可能她是喝得太多了，于是便装出不介意的样子，同时看看周围还有没有别的女人，可是店里已经全空了。

中了圈套后要逃，而且要马上逃，否则你就完蛋了。我所以没有逃，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想到我为买帽子的支票付了两次款。因为某件琐事，人常常卷入麻烦中去。

我很快便弄清了，她哭泣的原因是刚刚埋葬了自己的孩子。

她也不是挪威人，是法国人，而且还是一个助产士。我得承认她是一个俊俏的助产士，即使是在这脸上热泪涔涔之时，我征询她的意见：喝点儿酒会不会好受一些，她便立即叫了一杯威士忌，一眨眼工夫便喝完了。我柔声问，“还要吗？”她说要，她觉得十分难过，非常沮丧，因而还想要一包“骆驼”牌香烟。

又说，“不，等等，我想还是要一包‘帕尔麦尔’牌子的好。”我想，要什么随你的便，只是看在基督份上别再哭了，你一哭我就心里直发怵。我又把她拉起来跳舞，一站起来她就好像换了一个人，或许悲伤会叫一个人变得更淫荡，我说不上。我低声咕哝说要离开这儿，她急切地问，“去哪儿？好，随便。找个能说话的安静地方。”

我钻进厕所又数了一遍钱，我把一百法郎的钞票藏在裤子上的表袋里，把一张五十法郎的票子和零钱放在裤子口袋里。我回到酒吧里，决定要言归正传了。

她自己谈起了这个话题，这样我就比较容易启齿了。她遇到困难了，还不仅仅是失去了孩子，她母亲病在家里，病得很厉害，要付给医生诊费、要买药，还要买这个、买那个。当然，她的话我一句也不信。我反正得替自己找个旅馆，我便提议她跟我一道走，一起过夜，我暗想回到我那里能节省些。可她不干，坚持要回家，说她自己租了公寓，何况还得照顾她妈妈。仔细一盘算，我认定睡在她那儿会更便宜一些，便应允了，提议马上就走。走之前我认为最好先叫她知道一下我的财政状况，这样到分手时便不会有什么埋怨。我告诉她我口袋里有多少钱，我看她听完后快要昏过去了，她说，“你竟然是这种人！”她像是受了极大侮辱，我估计她会大闹一抄…然而我毫不畏惧，根本不为所动，我平静地说，“好吧，那么我走开就是，也许是我误会了。”

“我看你是误会了！”她嚷道，同时仍拽着我的袖子不放手。

“亲爱的，听着……公道点！”听到这话我又恢复了信心，我明白这只不过是要我答应再给她一点儿，以后一切就都妥了。我疲惫地说，“好吧，我会对得起你的。走着瞧好了。”

“那么，你刚才是在撒谎喽？”她问。

“是的，我是在撒谎……”我笑了。

不等我戴上帽子她便叫了一辆出租车，我听见她给司机的地址是克利希林荫道。我自忖，到那儿去的车费比租个房间还多呢。唉，算了，有时间……咱们走着瞧。我不知道车子是怎么开动的，不过她很快就对我大谈起亨利·博尔多来。我还不曾遇见一个不知道亨利·博尔多的妓女！不过这一个是真正有才华的，现在她的语言也文雅了，她那么温柔，那么聪明，使我不断地考虑该给她多少钱才合适。我仿佛听到她在说——“没有时间了。”总之听起来是这话，处于我目前的境况，这话值一百法郎。我诧异这是她自己的话还是从亨利·博尔多那儿拣来的。这也无关紧要。是蒙马特尔街了，我自言自语道，“你好，老妈妈，我和你女儿会照顾你的——没有时间了！”我记得，她还要给我看她的助产士执照。

进屋一关上门她就显得十分惊慌，她乱忙一气，两只手拧来拧去，摆出萨拉·伯恩哈特的姿势。她的衣服脱了一半，她不时停下来催我快点儿脱，催我干这干那。最后她脱光了，手里拎着一件小背心走来走去，找她的晨衣。我搂住她狠狠拥抱了一下。待我放开她，她脸上流露出很痛苦的表情。“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我一定要下楼去看看妈妈！”她嚷道，“想洗就洗个澡，亲爱的。在那边。我几分钟就回来。”在门口我又拥抱了她，我穿着内衣，勃起得很厉害。不知怎么搞的，她所有这些痛苦和激动、所有的悲伤和做作只是激发了我的欲望。也许她只是下楼去安慰她的老鸨，我有一种感觉，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这将是我在晨报上读到的那类戏剧性轶事。我很快巡视了一下这个地方，这儿有两个房间和一个浴室，装修得还可以，挺卖弄风骚。墙上挂着她的执照，是“一级”的，这类执照总是一级的。梳妆台上还有一张女孩的照片，是一个生着一头秀发的小女孩。我放水洗澡，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如果要出什么事，我会在浴盆里被人发现……我可不喜欢这个主意。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我在屋里来回踱着，心里越来越不安。

她回来时比出去时更加颓丧，不住地呜咽道，“她快死了……她快死了！”有一刹那我差点儿要拔腿走了。当一个女人的妈妈要死在楼下了，也许正在你底下，你他妈的怎么能爬到这个女人身上去呢？我伸出双臂搂住她，一半是同情，一半是决计要获得此行的收获。我们这样站着，她低声咕哝说她需要我应允给她的钱，好像真的遇到了难处，这钱是给“妈妈”的。见鬼，眼下我根本没有心思为几个法郎讨价还价。我走到放衣服的椅子那儿，从表袋里取出一张一百法郎的票子，仍始终小心地背对着她。并且，作为进一步预防措施，还把裤子放在我知道自己将要睡的这一侧。这一百法郎仍不十分令她满意。不过她嫌少时不很坚决，由此我看出这已足够了。接着她以惊人的力量猛地脱下晨衣跳上床来，我刚刚用双臂搂住她，把她拉过来，她便去够开关，关上了灯。她充满激情地拥抱我，她呻吟，所有的法国女人跟你睡觉时都是这样呻吟的。她的调情手段弄得我激动得不得了，关灯的把戏我还是头一回遇见……好像真的洞房花烛夜一样。可我仍不免疑虑重重，一俟能方便行事就伸出双手摸摸我的裤子是不是还在椅子上。

我想我就要在这儿过夜了，床睡着很舒服，比一般旅馆的床还软些，床单也是干净的，我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只要她别扭来扭去就好了！这劲头会叫你认为她有一个月没跟男人睡过了。我想尽量拖长时间跟她睡个够，我这一百法郎要个个花得值得，可她仍在喃喃自语，说男女睡觉时说的种种疯话，在黑暗中这些话更容易很快叫你不能自持。我不想全力以赴，可是不可能，她在不停地呻吟、喘粗气，还咕哝道，“快，亲爱的！

快，亲爱的！啊，这好极了！啊，啊！快，快，亲爱的！”我试图数数以镇定下来，但她的喊叫像火警警报响起来一样紧急。

“快，亲爱的！”这一回她喘着粗气抽搐了一阵，哗，我听到星星叮当乱响，我那一百法郎不见了，还有早已忘掉的那五十。灯又全亮了，她仍像跳上床时那样麻利地跳下床，一边还像头老母猪一样哼哼、尖叫。我又躺下来抽起一根香烟，同时后悔地凝视着我的裤子，它皱成了一团。不到一分钟她又回来了，一面往身上裹晨衣一面用叫人心神不宁的激动口吻告诉我别拘束、随便些。她又说，“我下楼去看看妈妈。别客气，亲爱的，我马上就回来。”

过了一刻钟，我觉得非常急躁不安，我走进里屋看完了放在桌上的一封信，信上没有什么内容，是一封情书。在浴室里我查看了架上所有的瓶子，一个女人使自己身上香气袭人的各种玩艺儿她都应有尽有。我仍希望她会回来，给我另外五十法郎的货，可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仍不见她的踪影。我心慌了，也许楼下真有人快死了。我糊里糊涂地穿起衣服来，我想这是出于一种保护自己的本能吧。系腰带时我突然想起她是如何把那张一百法郎的票子装进钱包的，情急中她把钱包塞进衣柜上层了，我还记得她的动作——踞起脚尖要够到那层。不到一分钟我就打开衣柜摸到那只钱包，它还在老地方。我急忙把它打开，看见我那一百法郎稳妥地藏在绸子夹层之间。我把钱包放回老地方，穿上外衣和鞋子溜到楼梯平台上仔细侧耳听了一阵。什么都听不到，天知道她到哪儿去了。我马上又回到衣柜前摸出她的钱包，装上那一百法郎和所有零钱。我无声地关上门，轻手轻脚地下楼，一到了街上我便使出吃奶的力气尽量快走。到布尔东咖啡店那儿我停下吃点儿东西，妓女们在这儿放肆地用东西投掷一个吃饭时睡着了的胖子。这个胖子睡得很死，还在打鼾，不过他的颚仍在机械地上下活动。这个地方闹哄哄的，有人在喊“开车啦”！接着便是一阵有节奏的僻僻啪啪乱扔刀叉声。胖子睁了睁眼，傻呼呼地眨眨眼，脑袋又向前倒在胸脯上了。我仔细把那一百法郎的钞票放回表袋里，数了数零钱。身边的嘈杂声越来越大，我无法确切忆起是否在她的执照上看到“一级”的字样。至于她妈，我根本不关心，我希望现在她已经死掉了。如果这姑娘说的都是实话那才怪呢，她太好了，好得叫人不敢相信。“快点，亲爱的……快点！快点！”还有那个说“我的好先生，你的面容真慈祥”的傻子，不知她是不是真的在我们停下的那个地方的旅馆里租了一个房间。

我想是在七月四日这天他们又把我屁股底下的椅子抽走了，事先并没有告知我。大洋彼岸的某个大人物决定要省钱，裁减校对员和可怜的打字员，使他能付来回旅费和住里兹饭店富丽堂皇的房间的房租。我付清累积欠排字工的小笔债务，又给马路对面的小酒馆送了一份礼以便继续赊帐，这样一来最后一次工资就所剩无几了。我只得通知旅馆老板我要搬走，我没有告诉他原因，因为那会使他担心他那微不足道的两百法郎。

如果丢掉了工作你怎么办？”这话始终在我耳边回荡，现在好了！完蛋了！除了再上街去没有什么事可做，步行、四处转悠、坐在长椅上消磨时间。现在蒙帕纳斯的人当然都认识我了，我还可以装一阵，假装我仍在报社工作，这样讨一顿早饭或晚饭吃也容易些。正值夏季，旅游者在大量涌来，我已想好了骗他们钱的法子。“你要干什么……”嗯，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不愿意饿死。如果我什么都不干，一门心思只想着吃的，自己便会免于崩溃。一两周之内我还可以照常去保罗先生的餐馆，每天晚上饱餐一顿，他不会知道我是否还在工作。要紧的是吃饭，其余的托付给上帝好了。

我自然会竖起耳朵打探有什么办法能混一点儿饭吃，我结交了一批新人——以前百般设法躲开的讨厌的人，我厌恶的酒鬼、有几个钱的艺术家、古根海姆基金得主等。你若一天十二个时蹲在露天咖啡座上，交朋友便不是什么难事。你渐渐认得了蒙帕纳斯的每一个酒鬼，他们像虱子一样凑在你身边，哪怕你除了自己的耳朵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给他们。

现在我失去了工作，卡尔和范诺登又有话说了，“你妻子现在来了怎么办？”唉，那又怎样？要喂的不是一张嘴，而是两张嘴了，我在逆境中将有人陪伴了。假如她的美貌未衰，也许我会过得比一个人时好些——这个世界绝不会允许一个美貌女人饿死。我不能指望塔尼亚为我故什么，她在给西尔维斯特寄钱。

起初我还幻想她也许会让我跟她一起住，可她怕连累自己，再说她必须对她的老板好一些。

当你穷困潦倒时首先要求助的便是犹太人，我手头几乎一下子就有了三个，全是充满同情心的好人。一个是退休的皮货商人，他极渴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因此他提议我写一组文章，用他的名字投到纽约一家犹太人的日报上。我还得在多姆饭店和库波勒饭店附近一带搜寻有名气的犹太人，我找到的第一个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一个英文词也不会说。我得根据他留在纸餐巾上的图表写出激波理论，同时还得描述爱因斯坦的观点，这一切只得到二十五法郎。在报上看到我的文章后，连我自己也读不懂，不过这些文章都很像回事儿，这也就行了，尤其是添上那个皮货商的笔名后。

在这段时间里我写了很多用笔名发表的文章。埃德加一基内林荫大道上那家新的大妓院开张时我捞了一点儿，那是给我写宣传小册子的酬劳，也就是一瓶香摈和在一间埃及式房间里免费嫖一次。如果我带来一个顾客还能得到佣金，正像以前凯皮干的一样。有一夜我把范诺登带来了，他要通过自己在楼上享乐的方式让我挣几个钱。可是老鸨听说他是记者后怎么也不收他的钱，又让他免费喝了一瓶香摈，免费嫖了一回，我却从中什么也没得到。事实上，我还得替他写这篇报道，因为他想不出如何传开这件事而又只字不提这是怎样一个地方。这样的事情一件接一件，我被人捉弄得够劲儿。

最糟的差事是我应承为一个聋哑心理学家写一篇论文，是讲如何照顾跛孩子的。我的脑子里塞满了各种有关疾并夹板、工作台和新鲜空气的理论。这篇论文断断续续写了六个星期，更倒霉的是，我还得校对这鬼东西。这是用法语写的，一种我平生不曾见过听过的法语。不过它每天给我带来一顿丰盛的早饭，一顿美式早餐，有桔汁、燕麦片粥、奶油、咖啡，有时还变花样，有火腿鸡蛋。我在巴黎期间只有这一段能吃到像样的早餐！

这多亏了纽约曼哈顿东区罗克威海滩上的跛孩子以及毗邻小湾、小叉里令人伤心的景象。

有一天我碰巧遇到一个摄影师，他在为慕尼黑某个性欲倒错的人拍一套巴黎下流场所的照片。他问我愿不愿脱下裤子摆好姿式让他照，还有其他一些动作。我想到那些瘦得皮包骨的小矮个儿，他们看上去像旅馆侍者和送信的。人们有时会在书店橱窗里摆的色情明信片上看到这些人物，他们是今天鲁纳街和巴黎其他臭名昭著的地方的神秘幽灵。我不大喜欢在这些社会精英面前展示自己身体的这个主意，可是这个摄影师向我保证这些照片将会严格地由私人收藏，而且最终要拿到慕尼黑去，我便应允了。当你远离家乡时你会允许自己稍稍放荡一场，尤其是出于一个值得的、替自己挣口饭吃的动机。回想起来我毕竟不是一个过于拘谨的人，甚至在纽约时也不是这样。在那儿有时夜里我那么狼狈，不得不出去在邻里间乞讨。

我们不去旅游者熟悉的参观游览场所，而是到一些小地方去，那儿的气氛更合适一些。我们可以下午去那儿，先玩一会儿纸牌再干活。这位摄影师是个好游伴，他十分熟悉这个城市，尤其是这儿的墙。他常跟我谈起歌德、霍亨斯陶芬王朝时代及黑死病流行期间对犹太人的屠杀。这都是有趣的话题，而且总与他正在做的事情有某些含混的联系。他对电影剧本也颇有研究，有一些惊人的见解，不过谁也没有胆量去实施他的意见，看到一匹像沙龙门那样被劈开的马会激发他大谈但丁或达·芬奇或雷姆卜兰特，他会从维莱特的屠宰场跳上一辆出租车带我赶到特卡德奥博物馆，为的是指给我看使他着迷的一块头骨或一具木乃伊。我们仔细游览了第五、第十三、第十九和第二十区，我们最喜欢的休息地点都是阴郁的小地方，比如国家广场白杨树广尝护墙广场保罗一魏尔伦广场许多地方是我本来就熟悉的，可是听了他的独到见解后我对所有这些地方有了全然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如果今天我碰巧沿着霍尔城堡街散步，吸进了医院床上发出的恶臭味——这股臭味在第十三区弥漫——那么我的鼻孔一定会快活地张大，因为这股气味同放置很久的死尸和甲醛气味混合后便会产生另一种气味，这是我们在想象中穿过黑死病酿成的欧洲尸骨陈列所的旅途中会闻到的种种气味。

通过这个摄影师我认识了一个唯灵论者，他叫克鲁格，是一位雕刻家兼画家。出于某种原因克鲁格很喜欢我，当他发现我乐意倾听他的“深奥”见解后我简直无法从他身边逃开。对于这个世界上的某些人，“深奥”这个词似乎具有一种灵丹妙药的功效，正像《魔山》中裴波尔克伦先生对“安居”的反应。

克鲁格是一个出了毛病的圣人、一个色情受虐狂、一个肛门类型的人，他遵循的法则是拘泥细节、正直和诚心实意，在休息日里他会毫无愧色地打掉一个人的牙齿，叫它落到此人的肚子里去。他似乎认为我已成熟了，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据他说是一个“更高阶段”。我已作好准备进入他指定的任何阶段，只要不少吃的不少喝的就行。他唠唠叨叨地对我谈“线魂”、“成因体”、“切除”、奥义书、普洛提诺、讫里什那穆提、“灵魂的业力受职仪式”、“涅磐的知觉”，全是从东方吹来的胡话，像瘟疫后散出的气息。有时他恍恍惚惚说起自己上一辈子的模样，至少是他想象中的模样，或者讲述他做过的梦。照我看这些梦十分平淡无奇，甚至不值得一位弗洛伊德主义者去费神，可是他自己却认为这都是深藏不露、奥秘难测的奇观，因而我一定要帮他解析这些梦。他把自己整个翻过来，像翻一件己磨光的外套一样。

我一点一点地取得了他的信任，我钻到他心里去了。我已把他掌握得牢牢的，他会在大街上追上我，看是否能借给我几个钱花。他想叫我活下去，以便活着完成向更高阶段的过渡。我就像树上一只正在成熟的梨，我不时出现退步，吐露我需要更多的尘世的滋养——去看一次狮身人面像或是去圣阿波罗街，我知道每当肉体的要求变得太强烈、每当他变得软弱时便要去那儿。

作为画家他一钱不值，作为雕刻家他更不值钱，可他是个好管家，这也就不错了，而且他还是一个十分节俭的管家，什么都不浪费，甚至连包肉的纸也不扔。每逢星期五晚上他便为同行艺术家们打开自己的画室，有很多饮料，很好的三明治，如果偶尔剩一点什么我第二天便来把它消灭掉。

在布里埃舞厅后面还有一家我常去的画室，那是马克·斯威夫特的画室。假如这位刻薄的爱尔兰人不是天才当然也是一个怪才，他有一个犹太女人，是给他当模特儿的，他俩在一起已住了多年。现在他厌烦她了。正在找借口甩掉她，不过因为吃光了她当初带来的嫁妆，他现在正苦于找不到既不赔钱又能摆脱她的方法。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同她闹翻，迫使她宁愿饿死也不再忍受他的残酷行为。

他的这位情妇是个相当不错的女人，人们至多不过会说她已没有身材了，她养活他的能力也完蛋了。她自己也是画家，那些声称了解情况的人中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说她比他更有才能。

不论他待她多么苛刻她仍是公正的，她不允许别人说他不是一个大画家。她说，正是因为确有天才他才是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人。别人从未在墙上看到她的油画，只看到他的，她的作品都掖在厨房里了。有一次我也在场，有一个人坚持要看看她的作品，其结果很令人不快。斯威夫特用他的一只大脚指着她的一幅油画说，“你看这一幅，站在门口的这个男人正要出去撤尿，他会找不到回来的路，因为他的头在……再看看那边那幅裸体画……画阴部之前她干得不错，我不明白她当时在想什么，可她把那儿画得那么大，画笔一脱手掉进去就再也捞不出来了。”

为了给我们讲解裸体画该是怎样的，他拖出一幅巨大的油画，这是他才画完的。画的是她，这是在犯罪心理激发下的绝妙报复，是一个疯子的作品——恶毒、琐屑、邪恶、机智。你会产生一种感觉，即他是透过锁眼窥视她的，是在她没有防备时画下她的——比方说她呆呆地掏鼻孔或搔屁股时。在画上，她坐在马鬃填的沙发上，呆在一间没有通风设备的房子里，一间没有窗子的巨大屋子，这儿活像松果腺的前叶，她身后是一道通向阳台的曲曲折折的楼梯，楼梯上铺着令人不愉快的绿色地毯，这种绿色只能出自一个快要毁灭的世界。最突出的东西是她的屁股，它一边大一边小，上面尽是疤痕，她像是微微从沙发上抬起了屁股，仿佛要放出一个响屁。她的面部却被斯威夫特理想化了，显得甜美而又纯洁，纯得像咳嗽药水。她的胸部被画得很大、被阴沟里的臭气充得胀大起来。她像一个放大了的胎儿，生着一副安琪儿的迟钝、甜蜜容貌，正在月经污血的海洋里游泳。

然而人们还是情不自禁地喜欢他，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人，一个脑子里除了绘画什么都不想的人，而且还狡猾得像一只山猫。正是他启发我想到去发展与菲尔莫的友谊，菲尔莫是一个在外交界供职的年轻人，他也加入了围着克鲁格和斯威夫特转的那一小批人。斯威夫特说，“让他帮帮你，他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

当一个人把自己的钱全花在自己身上时，当一个人用自己的钱过得十分舒适自在时，人们便总会说，“他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至于我，我看不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可以花钱的地方。对于这些人，人们不能说他们大方或吝啬，他们毕竟把钱投入流通了——这才是要紧的。菲尔莫明白他在巴黎呆不了多久，他打定主意要在这段时间里玩个痛快。由于一个人有朋友陪着玩得更有趣些，他自然会来找我这样一个有充裕时间的人充当他所需要的伙伴。人们说他是一个令人生厌的人，我想他的确也是，不过需要食物时比厌烦更糟糕的事情你也可以忍受。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在其他方面使我的夜生活变得有意思多了，尽管他蝶蝶不休地说话，通常是谈他自己或他一味崇拜的作家——尽是阿纳托尔·法朗士和约瑟夫·康拉德之流。他喜欢跳舞，喜欢喝好酒，喜欢女人，于是别人就能原谅他还喜欢拜伦和维克多·雨果了，他刚出大学门才几年，有的是时间去改掉这些爱好。我喜欢的是他的冒险精神。

由于我同克鲁格呆在一起的那一短时期内发生了一件古怪的事情，我和菲尔莫更熟了，也可以说更亲密了。这件事情是柯林斯刚到后不久发生的，柯林斯是菲尔莫从美国来时在路上认识的一个海员。我们三人去吃饭前常在圆形露天咖啡座定期会面，总是喝茴香酒，这种酒使柯林斯心情舒畅，也为后来灌下去的甜酒、啤酒、白兰地等垫了底。在柯林斯呆在巴黎的这段时间里我过的是贵族的日子，只吃鸡，喝名贵葡萄酒，吃以前听也不曾听说过的甜点心。过上一个月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我就只好去巴登一巴登、维希或艾克斯菜班了。此时我在克鲁格的画室里过夜，我正在成为一个讨人厌的家伙，因为我从未在凌晨三点钟以前回来过，不到中午很难把我赶下床来，克鲁格从未公开责备过我，不过他的态度很清楚地表明我正在变成一个讨厌鬼。

有一天我病了，好饭菜在我身上生效了。我不知道自己生的是什么病，总之不能下床，我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也丧失了勇气。克鲁格不得不看护我，为我煮汤喝，为我干别的，这对于他是一段很难的日子，尤其是他马上就要在画室里举行一次重要画展了，这是为一些有钱的鉴定家举办的私人画展，他指望从这些人那儿得到赞助，我睡的帆布床就摆在画室里，再没有其他房间可以安置我了。

要举行画展那天早上克鲁格一醒来便十分不快，若是我还能站起来，我知道他准会照我下巴上揍一拳，然后把我踢出去。

可我直挺挺地躺着，衰弱得像一只猫。他想哄我起床，想等参观画展的人一来便把我锁进厨房里。我也意识到自己这是在给他捣蛋，有一个垂死的人躺在眼前，人们不可能有兴致看绘画和雕塑。克鲁格打心眼儿里认为我快死了，我自己也这么想。这就是他提议叫救护车拉我去美国医院时我提不起一点儿劲来的原因，尽管我也有一种负罪感。我只想舒舒服服地就死在画室里，我并不想被人赶起来找一个好点儿的地方去死。我不在乎自己死在哪里，真的，只要不叫我起来就行。

听我这样说，克鲁格吓坏了。假如参观的人到了，画室里摆着一具死尸比睡着一个病人更倒霉，那会彻底毁掉他的前程，不论这种前程是多么黯淡。他当然不会这样对我讲，不过我从他焦虑不安的神情中看出这是使他烦恼的原因。这使我变得固执起来，我拒绝让他往医院打电话，我不让他打电话叫医生，我什么都不让他做。

最后他被我惹火了，不顾我的抗议便开始给我穿衣服。我身体太弱，无法抗拒，只能有气无力地低声咕哝——“你这个狗东西，你！”屋外很暖和，可我还是像条狗一样不住地发抖。

他给我完全穿好衣服后便又在我身上盖了件大衣，然后溜出去打电话。“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停地这样说，可他只是砰地关上门走了。几分钟后他又回来了，一句话也没对我说便忙着收拾画室，这是最后的准备工作。过了一会儿有人敲了敲门，是菲尔莫，他告诉我柯林斯正在楼下等着呢。

菲尔莫和克鲁格两人把手放在我身下将我扶起来，拖着我朝电梯走的路上克鲁格态度柔和些了。他说，“这是为了你好。

再说，这样对我不公平。你知道这些年来我是怎样挣扎过来的，你也该替我想想。”他真的快掉眼泪了。

尽管我觉得很不幸、很苦恼，他这番话还是差点儿使我笑起来。他比我年纪大得多，是一个糟糕的画家、一个糟糕透顶的艺术家，尽管如此他也该交一回好运——至少一辈子该有一次机会。

“我并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喃喃道。

他答道，“你知道我一直是喜欢你的。等你好些了可以再回到这儿来……住多久都由你。”

“当然，我明白……我一时还死不了。”我勉强说了一句。

不知为什么，一看到柯林斯在楼下我的精神就好多了。如果有谁显得充满生气、健康、快活、豁达，这个人便是他。他把我抱起来放在汽车座位上，好像我是个洋娃娃，而且动作很轻柔，被克鲁格粗暴地搬了一回后我很欣赏这一点。

我们驱车来到旅馆——柯林斯下榻的旅馆——柯林斯同旅馆主人谈了几句。我听得见柯林斯对这位主人说，没有什么疾箔…只是有一点儿累了……几天就会好的。我看到他把一张皱巴巴的钞票塞在那人手里，然后迅速、灵巧地转身回到我身边说，“来，振作起来！别让他以为你快死了。”说着，他把我用力拉起来，用一只胳膊撑住我的身体，带我朝电梯走去。

“别让他以为你快死了！”显然死在别人手上是不得体的，一个人应该死在自己家里，也可以说是悄悄死去。他的话很鼓舞人，我开始把这看作一个拙劣的笑话了。上了楼，关上房门后他们脱掉我的衣服，给我盖上被子。柯林斯热切他说，“你现在不能死，他妈的！那样你会叫我难堪的……再说，你到底有什么病？过不了好日子？拿出点儿勇气来！过一两天你就能吃上等腰肉牛排了。你以为你生病了！别急，等你生了一回梅毒再说！那才叫你胆战心惊呢……”他又幽默地谈起他沿着长江的旅行，路上头发掉了，牙齿也烂了。处于这样的衰弱状态中，他讲述的这段往事对我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安慰效果，使我完全忘记了病痛。这家伙胆子真大，也许为了我的缘故他有几分添油加醋，可我当时听他讲故事时并不想挑刺。我全神贯注地听，我仿佛看到了长江肮脏混浊的河口、汉口的灯光、众多的黄面孔、穿过三峡飞流直下的舢板和被龙口中吐出的带股硫磺味的火舌映红的湍流。多么奇异的经历！中国苦力们如何每天围在小船周围，打捞被船上人扔下水的垃圾废物；汤姆·斯莱特里如何在弥留之际从病榻上撑起身子再看一眼汉口的灯光；那个英俊的欧亚混血儿如何躺在一间屋子里往自己血管中注射毒药。还有千篇一律的蓝褂子和黄面孔，他们中有千千万万的人被饥馑弄得惟悴不堪，忍受疾病折磨，他们靠吃老鼠、狗和树根为生，他们啃光了地上长的草，吞下了自己的孩子。很难设想这个人身上曾一度布满了伤疤，曾因是麻风病人被关起来，然而他说话时的声音平静、和蔼，好像经历过的磨难已荡涤了他的灵魂。

他伸手去端酒，这时他的面容变得越来越柔和，他的话真的宽慰了我。这会儿中国自始至终像命运之神那样悬在我们头顶上，一个正在烂掉的中国，它正像一头硕大的恐龙一样化为尘土，然而直到最后一刻仍保留着它的魅力、新奇、神秘，它的残酷古老的传说。

我再也无法继续听他讲下去，我的思绪回到头一回买了一包爆竹的那个国庆日，还有点燃爆竹用的长长的引火棍，这种引人物很容易断，一吹便呈现出一点明亮的红光，它的气味会留在手指上好几天，会使你联想到一些古怪念头。国庆那天街上乱扔着颜色鲜艳的红纸张，上面盖着黑色和金色的印记，四处是细小的爆竹，里面裹的东西是最最稀奇古怪的。这些爆竹一包包多极了，全用人脑浆色的又细又扁的肠线穿成一串串的。

整天空气中都弥漫着火药和引火棍味，艳红色包装纸上的金粉始终沾在手上。一个人永远也不会想到中国，可它一直沾在你的指尖上，叫你的鼻子直发痒。很久以后，当你几乎全然忘记了爆竹的气味之后，某一天你会被金箔呛醒，破碎的引人棍又送来刺鼻的气味，艳红的包装纸使你对根本不了解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土产生了眷恋之情。尽管你并不了解它，它在你的血液中流动，神秘地流动。像时间或空间这类时隐时现却又永恒的概念，越年老你便越仰慕它，试图用脑子去理解它，可是却不成功，这是由于中国的每一件事物中都孕含智慧和神秘，你无法用双手抓住它，也无法理解它，只得由它去，由它沾在你手指上，由它渐渐渗进你的血管中。

几星期后我收到已回到勒阿弗尔的柯林斯写来的言辞恳切的邀请信，于是一天早上我同菲尔莫上了火车，打算同柯林斯共度周末，这是到巴黎后第一次离开它。我们精神振奋，一路喝着安如葡萄酒来到海边。柯林斯给了我们一个酒吧的地址，我们就在那儿见面。那是一个叫作“吉米餐馆”的地方，据说在勒阿弗尔人人都知道它。

我们在火车站搭上一辆四轮马车快速赶往约会地点，在车上我们边走边喝光了剩下的半瓶安如葡萄酒。勒阿弗尔是一个欢快、充满阳光的城市，空气十分清新，那种强烈的咸味差点儿使我思念起纽约的家乡。桅杆和船身处处可见，还有鲜艳的船旗、宽阔的广场和只有在外省才见得到的屋顶很高的咖啡馆。

我立即产生了很好的印象，这个城市在张开双臂迎接我们。

不等走到酒吧我们便看到柯林斯急匆匆地沿着街道走过来，肯定是要去车站，而且同往常一样迟到了一会儿。菲尔莫马上提议喝点茴香酒，我们都在互相拍背、笑、喷唾沫星子，阳光和带咸味的海边空气已经使我们陶醉了。起初柯林斯拿不定主意喝不喝茴香酒，他告诉我们他得了淋病，不太厉害——很可能是“太累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瓶子给我们看，这玩艺儿叫作“花柳灵”，若是我没有记错的活。这是海员们用来治淋病的药。

去“吉米餐馆”之前我们在一家馆子里先垫补了一点，这儿铺面很大，椽子粗大，被烟熏得很黑，餐桌上摆满了吃的。我们滥饮柯林斯推荐的甜酒，以后又坐在一个露天咖啡座上喝咖啡和烈性酒。柯林斯在谈论查露斯男爵，他说此人甚中他的意。

他在勒阿弗尔呆了差不多一年，滥花从前走私时积蓄下的钱财。

他的爱好很简单——吃、喝、女人和书，还得有一个私人浴室，他坚持这一点。

仍在谈论查露斯男爵，我们已到了“吉米餐馆”。这时已临近傍晚，店里的人渐渐多起来。吉米在店里，脸红得像棵甜菜，他太太站在他身边，是一个眼睛明亮、胸脯丰满的漂亮法国女人。我们受到了殷勤的招待，面前又摆上了茴香酒，留声机在高声尖叫，人们用英语、法语、荷兰语、挪威语和西班牙语叽哩咕嗜地闲扯。吉米和他妻子都非常快活，活跃，他们真诚地互相拍打、亲吻，还举起酒杯碰碰，置身于这样一个欢快的大笑大喊的环境中你只想脱下衣服跳一场战舞。酒店里的女人都像苍蝇一样围拢来，如果我们是柯林斯的朋友也就是说我们有钱，我们穿着旧衣服来也不要紧，英国人都是这身装束。我口袋里一个苏也没有，当然这也不成问题，因为我是贵客。不过有两个极漂亮的婊子挽着我的胳膊，听候我吩咐，我还是觉得有些难堪。于是我打算硬着头皮挺下去，谁也说不上哪些饮料由酒店提供、哪些要付钱。我得摆出一副绅士派头，哪怕口袋里一个苏也没有呢。

伊薇特，就是吉米的妻子，对我们格外大方，非常友好。她在为我们准备一个小宴会，还得再等一会儿。她不让我们喝得太醉，因为她要我们好好吃饭。留声机疯了似的响着，菲尔莫早已同一个美丽的黑白混血儿跳起舞来，她穿着一件紧身天鹅绒衣服，优雅的身姿一览无余。柯林斯溜到我身边小声讲了讲我身边那个姑娘的情况，“老板娘会请她吃饭的，只要你想要她。”她从前是妓女，在这个城市的郊区有一所漂亮的房子，现在她成了一位船长的情妇。他走了，所以没有什么好怕的。“如果她喜欢上你，就会邀你和她同居。”他又补充道。

这番话已足够了，我马上转向这位马色尔，着着实实把她吹捧了一通。我俩假装跳舞，站在酒吧的一个角落里，互相狠命地揉弄。吉米朝我拼命挤挤眼，赞许地点点头。这个马色尔是个淫荡的婊子，同时也很令人愉快。我发现她很快就把其他姑娘打发走了，以后我们坐下来亲密地谈了许久。遗憾的是宣布吃饭了，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餐桌边坐了大约二十个人，我和马色尔被安排在一侧，对面就是吉米和他妻子。宴会以噼噼拍拍地打开香摈酒瓶塞开始，接着便是醉意十足的致词，在此期间马色尔和我在桌子底下互相挑逗。轮到我起身讲几句话了，我只得捏着面前的餐巾，真是使人痛苦又叫人兴奋。我只能简单讲两句拉倒，因为马色尔一直在我的裆里搔痒。

这顿饭一直吃到临近午夜，我一直盼着同马色尔在那幢悬崖上的漂亮房子里过夜，可是还办不到。柯林斯计划带我们到各处转转，我也不便拒绝。他说，“别担心，你走以前会跟她厮混个够。叫她在这儿等你，直到我们回来。”

对此她有几分不快，后来我们告诉她我们在这儿要呆几天，她这才高兴起来。一出门菲尔莫便极其严肃地拉住我们的胳膊说他有点儿事要说，他面色苍白，忧心忡忡。

“说呀，怎么了？”柯林斯快活地说，“有话快说。”

菲尔莫一时还说不出来，他哼哼卿卿了许久才迸出一句，“嗯，刚才去上厕所时我发现……”“这就是说你已经染上淋病了！”柯林斯得意洋洋地说，一边炫耀式地掏出那瓶“花柳灵”。他又刻毒地补充一句，“别去看医生，那些贪心的王八蛋会把你的血放光的。也别停止喝酒，那一套全是胡扯。每天喝两次这个……喝之前先把它摇匀。最糟的是发愁，你懂吗？来吧，等我们回去我给你一个注水器、一些高锰酸盐好了。”

于是我们便踏入了夜色，朝海滨走去，那儿传来音乐声、喊叫声、酒后的赌咒声。一路上柯林斯一直在轻声谈论这谈论那，谈他曾爱上的一个男孩，谈那孩子的父母知晓后他如何费尽周折才摆脱困境。然后他又从这个话题绕回查露斯伯爵，接着又讲到逆河而上、后来失踪的库尔茨，这是他最喜欢的话题。我欣赏柯林斯这样不断借助文学背景的手法，这好像一位百万富翁从不走下他的罗尔斯一罗伊斯轿车。对于他，现实与理想之间并没有中间地带。我们进了伏尔泰堤上那家妓院，柯林斯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打铃要姑娘、要饮料，这时他仍在喋喋不休地谈他和库尔茨趟河弄水的经历呢。后来姑娘们上床睡在他身边，用一个个吻封住他的嘴，他这才不说这些离题的话了。这时他似乎猛地悟到自己在哪儿，于是转向开这所妓院的那位老妈妈，向她滔滔不绝地介绍他这两位专程从巴黎来看这个地方的朋友。屋里有六七个姑娘，全都光着屁股，而且我得说都蛮漂亮。她们像小鸟一样蹦来蹦去，这时我们三个仍在设法同那位老妈妈攀谈。最后老妈妈借故告辞了，叫我们随便些。我完全被她吸引住了，她那么和善可亲，那么温柔而又充满母性，而且举止又是那么文雅。若是她稍稍年轻一点儿，我便会向她求爱的，此刻你当然不会想到我们正在“罪窟”里，人们都这样称呼一所妓院。

总之，我们在那儿呆了大约个把钟头，只有我的状况还好，能享受这儿的优惠，柯林斯和菲尔莫则留在楼下同姑娘们聊天。

等我回来，我看到他俩躺在床上，姑娘们在床边围成一个半圆，用最最甜美的嗓音合唱“皮卡迪的玫瑰”，离开这所房子时我们在情感上都有几分沮丧，尤其是菲尔莫。柯林斯很快带我们来到一个粗野的地方，这儿挤满了请假上岸的海员。我们坐在这儿欣赏了片刻同性恋大聚会，这时正处于高xdx潮。出来时我们必须经过红灯区，这儿脖子里围着披中的老妈妈就更多了，她们坐在门口台阶上边扇扇子边笑容可掬地朝过路人点头致意。全是一些好看的好心人，像是正在守护一个托儿所。三三两两的水手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吵吵闹闹地闯进这些俗丽的地方，到处是性行为，它淹没了一切，像一小股潮水席卷了支撑这个城市的支柱。我们沿着这个水潭的边缘游荡，这儿一切都乱成一团，纠缠在一起，你会有这样一种印象：所有的大船、拖网渔船、游艇、帆船和驳船都被一场凶猛的风暴刮上了岸。

在四十八小时内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好像我们已经在勒阿弗尔呆了一个月或更久。我们打算星期一一早就走，因为菲尔莫必须回去工作。我们整个星期天都在喝酒、狂欢，也顾不得什么淋病不淋病了。那天下午柯林斯向我们吐露他正考虑回到他在爱达荷的农场去，他有八年没有回家了，想在再去东方航行前回去看一眼家乡的群山。此刻我们正坐在一家妓院里等一个姑娘到来，柯林斯应允悄悄给她一点儿可卡因。他告诉我们勒阿弗尔已叫他生厌了，这儿围着他转的婊子太多，再说吉米的妻子又爱上了他。她醋劲大发，使他日子很不好过，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大闹一通。自从我们到了以后她表现还不错，可是柯林斯告诉我们这长不了。她特别妒嫉一个俄国姑娘，这个姑娘喝醉酒后有时到酒吧里来，是个捣蛋鬼。除了这些女人，他还如醉如痴地爱着头一天对我们讲过的那个男孩。他说，“一个男孩子能叫你心碎，他是他妈的那么美！那么狠心！”听到这话我们笑了，这真是太反常了，可是柯林斯却是十分认真的。

到了星期日午夜前后我和菲尔莫去睡了，人们给了我们一间在酒吧顶上的房间，这儿闷热极了，一点儿气也不透。透过打开的窗子我们能听到他们在楼下喊叫，留声机不停地在唱。突然暴风雨来临了——一场常见的大暴雨。在雷鸣声和打在窗玻璃上的风雨声中，楼下酒吧里爆发的另一场风暴也传进了我们耳朵。这声音近得吓人，十分不祥，女人们扯着嗓子拼命尖叫、酒瓶砸得粉碎、桌子被掀翻，还不时传来人的身体砰然摔倒在地板上发出的熟悉的、令人作呕的响声。

大约到了六点柯林斯把头探进门来，他脸上敷满药膏，一只胳膊用吊带吊着，还咧着大嘴笑呢。

他说，“正如我所说的，昨天夜里她撒野了。我想你们听到吵闹了吧？”

我们很快穿好衣服下楼同吉米道别，这个酒店全被毁了，没有一只酒瓶还立着未倒，没有一把椅子没有砸烂，镜子橱窗也被砸成碎片。吉米正在给自己调一份鸡尾酒。

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们把事情串起来了。我们摇摇摆摆去睡觉后不久那个俄国姑娘进来了，伊蔽特立即侮辱了她，甚至连借口也不找一个。于是她俩开始互相揪头发，正揪得起劲，一个瑞典大汉走进来给俄国姑娘下巴上来了记清脆的耳光，目的是叫她清醒一下。这一下犹如火上浇油，柯林斯质问这个大块头究竟有什么权利卷入一场私人纠纷。作为答复，他的下巴上被那人捣了一下。这一下很有力，使他飞到酒店另一头去了。

“活该！”伊蔽特嚷道，一面利用这个好机会抄起一个酒瓶朝俄国姑娘头上抡去。正在这时候下起了大雷雨，一刹那间爆发了一场十足的大混战，女人们都发了歇斯底里，迫不急待地抓住这个机会报私仇。没有什么比得上酒馆里的一场漂亮械斗……当一个人躺在桌子底下时在他背上插把刀子或是用酒瓶子狠揍他是最容易不过的。可怜的瑞典人这才发现自己惹出了大乱子，在场的每个人都恨他，特别是和他在同一条船上的水手。他们都希望看到他被人干掉，于是他们锁上门，把桌子推到一边，在酒柜前空出一小块地方让他俩斗出个输赢来。他们果然决出了胜负！打完这一架后他们不得不把这可怜的恶鬼送到医院去。柯林斯还算相当幸运——只是扭伤了手腕，几根手指脱了节，鼻子流了血，眼睛也青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被搔了几下而已。可是如果再遇见这个瑞典人他一定要宰了他，他告诉我们这件事还没有完。

这场打斗也没有完，此后伊蔽特只得另找一家酒吧畅饮一番。她受到了侮辱，她打算了结这些事，于是她雇了一辆出租车，吩咐司机把车开到俯瞰大海的悬崖边上。她要自杀，她就是打算这么干，可是这时她醉得太厉害，一爬出车子便哭起来。

别人还来不及制止，她便开始脱起衣服来。司机把她半裸着载回家里，吉米看到她这副样子不禁勃然大怒，扬起磨剃须刀的皮带把她抽得屁滚尿流。她还喜欢挨揍，这个婊子。她跪在地上用双手搂住他的腿恳求道，“再来几下！”吉米却已打够了。

“你是一头者脏猪！”说着他一脚蹬在她肚子上，把她踢得没气了，也把她无聊的有关性的念头踢掉了一点儿。

我们早该走了，在清晨的光线下看这个城市又是另一番景象。站在那儿等火车驶出站时我们谈论的最后一个话题是爱达荷州，我们三个都是美国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我们却有共同之处，而且可以说有很多，我们变得多愁善感了，美国人在分手时常会这样。对于奶牛、羊、那个人能成其为人的广阔天地以及所有这些空谈，我们萌发了非常愚蠢的遐想，如果驶过来的是一条船而不是一列火车，我们准会跳上去告别这一切。可是柯林斯再也不会见到美国了，这是我后来听说的，然而菲尔莫……唉，菲尔莫也得受到惩罚，其方式是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料到的。最好还是让美国就这样，总在不可触及的地方，这有点儿像在身体虚弱时看一张绘有图画的明信片。那样你会想象它一直在等待你，没有变化，没有遭到破坏，一大片爱国者的广阔土地，那儿有牛、有羊，有情欲难禁的男人看见什么都奸，奸男人，奸女人，也奸牲口。美国并不存在，美国只是你给予一个抽象观念的名称……

一天，从晴空中落下一封鲍里斯的来信，我已有好多个月没有见过他了。这是封奇怪的信，我并不想假装完全看明白了。

“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至少在我看来，是你触动了我，触动了我的生活。就是说，我仍活着，而我又快要死了。这样多愁善感了一阵我又经历了另一次洗礼，我又活了一回。我活着，这一回不凭借回忆往事，像我跟别人谈起的那样，不过我活着。”

信就是这样开头的，没有问候的话，没有日期，没有地址，写在从空白笔记本上撕下来的格纸上，字写得很轻，字体华丽、潦草。“这就是为什么你同我非常亲近，不论你喜不喜欢我，在内心深处我倒认为你是恨我的。通过你我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我又看到了自己在死去，我快死了。除了死掉拉倒，还有点儿别的。这也许是我怕见到你的原因——也许你在我身上玩了鬼把戏，然后死了。如今事情发生得很快。”

我站在石头旁边一行行读过去，这一番关于生死和事情发生得很快的空谈听起来像疯话。据我所看见的，什么也没有发生，除了报纸头版上登载的那些寻常灾祸。过去六个月来鲍里斯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躲在一间房租便宜的小屋里，或许同克朗斯塔特通过心灵感应术保持着联系。他讲到退却的防线和撤出的战区，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好像他正在一条战壕里向司令部写报告。也许他坐下写这封信时穿着常礼服，也许他搓了几回手，以前有顾客上门来租他的公寓时他常常那样。他又写道，“我想叫你自杀的原因是……”看到这儿我不禁大笑起来，以前在波勒兹别墅他常把一只手插进常礼服的后襟里踱来踱去，要不就是在克朗斯塔特那儿——不拘哪儿，只要有摆下一只桌子的地方就行——同时滔滔不绝地把这番生与死的废话说个够。必须承认我从来没有听懂过一个词，不过这场面倒也热闹。作为一个非犹太人，我自然对一个人脑袋里闪过的各种念头感兴趣。有时他会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那是被脑子里涌现的潮水般的念头弄得疲乏了。他的脚刚好碰到书架上，那儿放着柏拉图和斯宾诺莎的书，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书对我没有用。我要承认他把这些书渲染得很有意思，但是我根本不知道它们是讲什么的，有时我也会偷偷翻翻其中一卷，看看那些异想天开的思想是不是真是这些人自己的，因为鲍里斯总说这些观点是他们的，不过他的话与他们的思想联系不大，基本上不沾边，鲍里斯有他自己的独特说法，就是说，当我同他单独在一起时，不过一听克朗斯塔特讲话我就觉得是鲍里斯剽窃了他的高见。他俩谈论的是一种高等数学，不含一点血肉的东西，鬼魂般荒诞，抽象得可怕。待他们谈到死的事儿时才变得具体一些了。不管怎样，切肉刀和砍肉斧也得有一个柄。我非常喜欢参加那些讨论，生平第一次觉得死亡很吸引人，我是指所有带有不流血痛苦的、抽象的死亡。他们不时会因为我还活着恭维我，但是他们的恭维方式令我很窘迫，他们叫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生活在十九世纪并出现返祖现象的遗老、一条浪漫的破布、一个有情感的直立猿人。鲍里斯尤其从挖苦我中得到乐趣，他要我活着以便自己能随心所欲地死去。他看我、揶榆我的样子…杀的原因是当时我同你非常亲近，或许是再也不会有的那么亲近。我怕，我非常怕哪一天你会回来找我、死在我手上，那样一来一想到你，我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是不能忍受的，为此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

或许你能想象出他会说这种话！我自己却不清楚他怎么看待我，至少我本人显然纯粹只是一个观念，一个不吃食物生存下来的观念。鲍里斯向来不大重视吃饭问题，他企图用观念养活我，每一件事情都是观念，然而，当他打主意要把公寓租出去时却不忘在卫生间里放一只新脸盆。总之，他不想叫我死在他手上。他写道，“你必须做我的生命，直到最后。这是你可以接受我对你的看法的唯一办法。如你所见，因为你同某件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一道捆在我身上了，我想我永远也摆脱不了你，也不希望这样做。我死了，但我想要你活得一天比一天更兴旺。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向别人谈起你时总有点羞愧，这样熟悉地谈论自己总是不容易的。”

也许你会以为他迫不急待地要见我，希望了解我正在做什么。错了，他在信中连一行也不曾提及具体的或个人的事情，除了这一番有关生死的话，除了这一小段战壕中写就的话，这一小股向每个人宣告战争仍在继续的毒气。有时我自问为什么被我吸引的人都是精神错乱的人、神经衰弱的人、神经病患者、精神病患者——尤其是犹太人。一个健康的非犹太人身上准有某种叫犹太人激动的东西，就像他看到发酸的黑面包一样。比如说莫尔多夫，据鲍里斯和克朗斯塔特说，他自封为上帝了，这条小毒蛇毫无疑问在恨我，可他又离不开我。他定期跑来叫我侮辱一顿，对于他这像吃补药一样。起初我对他确实十分宽宏大度，不管怎样他在付钱叫我听他说。尽管我从未显出很同情的样子，我却明白涉及到一顿饭和一点儿零花钱时要免开尊口。

过了不久，我发现他竟是这样一个受虐狂，于是便时时当面嘲弄他。这就像用鞭子抽他，使悲哀和忧伤伴着新迸发的活力一起涌泻了。也许我们之间一切都会和谐的，若不是他觉得保护塔尼亚是他的职责。塔尼亚是犹太人，这引出一个道德问题。他要我忠于克劳德，我必须承认对于这个女人我还是一往情深的。

他有时还给我钱，叫我去跟她睡觉，直到他领悟到我只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色鬼为止。

我提到塔尼亚是因为她刚从俄国回来，几天以前才回来。西尔维斯特仍留在后面去钻营一份工作，他已完全放弃了文学，又投身于那个新的乌托邦了。塔尼亚要我同她一起回去，最好回到克里米亚，去开始新的生活。那天我们在卡尔的房间里大喝了一气酒，商量这件事的可能性。我想知道到了那儿我做什么谋生，比方说，能不能干校对员。塔尼亚说我不必担心干什么，只要我真心愿意去他们会替我找到一份工作的。我想显出热心的样子，结果却显得悲戚戚的。在俄国，人们可不想看到哭丧的脸，他们要你快活、热情、轻松、乐观，听起来那儿同美国一样。可我天生就缺乏这份热情，当然我没有对她说，可我暗自希望他们扔下我，让我回到自己的小职位上去，呆在那儿，直到战争爆发。这一套关于俄国的骗局略略使我有些不安，塔尼亚为此却很动感情，因而我们几个喝光了十几瓶便宜的红葡萄酒。卡尔像蟑螂一样蹦来蹦去，他身上的犹太血统足以使他因为俄国这样一个念头而欣喜若狂。除了叫我们结婚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立即结婚。他说，“结婚吧！你们不会损失什么！”然后他假装要去办一件小事，好叫我俩来个速战速决。塔尼亚也想干，可是俄国的事已牢牢地移植在她脑子里了，她便在对我唠叨中浪费完了这段时间，她的话使我有点恼火和不安。可我们必须考虑吃饭、去办公室了，于是我们在埃德加一基内林荫道上挤进一部出租车飞速驶走了，这儿距公墓很近。这时正是坐在敞篷汽车上穿过巴黎的好时辰，葡萄酒在肚子里翻来滚去更叫人觉得格外痛快。卡尔坐在我们对面的折叠座位上，脸红得像一棵甜菜。这个可怜的狗东西倒挺快活，想到他将在欧洲另一边过一种美妙的新生活了，同时他也有点儿怅然，这我看得出来。他并不真想离开巴黎，正如我也不想离开一样。巴黎对他并不好，同样，它对我、对任何人都不好，可是当你在这儿饱经磨难之后仍是巴黎使你留连忘返，你可以说它掌握住你了。它像一个害相思病的婊子，宁愿死也要拽着你。我看得出，他就是这样看待巴黎的。过塞纳河时他咧着嘴傻笑，四下里望望建筑物和塑像，仿佛是在梦中看到它们。对于我这也像一场梦，我把手伸进塔尼亚的胸口，拼命捏她的xx头，我留意到桥下的流水和驳船，还有圣母院，正像明信片上画的。我醉醺醺地自忖一个女人就是这样被奸污的，不过我仍很滑头，知道拿俄国、天堂或天下任何东西换我脑子里这些乱糟糟的念头我都不会换的。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我独自在胡思乱想，很快我们就要把很多吃的塞进肚子，还有额外叫的一切好吃的、一些会淹没去俄国这件事情的上好浓甜酒。有了塔尼亚这样一个充满朝气的女人，他们一旦想到什么才不会管你怎样呢。放手让他们干，他们会在出租车上就扯下你的裤子。不过穿过街上来往的车辆还是很妙的，我们脸上涂着胭脂，肚子里的酒像阴沟一样发出汩汩的响声，尤其在我们猛地拐入拉菲特街之后。这条街的宽度恰好能容纳街尾那所小殿堂，上面是耶稣圣心，一座有外国情调、乱七八糟的建筑，这也是穿越你的醉酒状态、丢下你无助地在过去的日子里游泳的清晰明白的法国观念，这就是叫你在完全清醒而又不刺激神经的飘忽不定的梦幻中游泳。

塔尼亚回来了、我有了稳定的工作、关于俄国的醉话、夜晚步行回家、盛夏的巴黎——生活似乎又昂起头来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鲍里斯寄来的那类信令我觉得十分荒诞的原因。我几乎每天都在五点左右同塔尼亚会面，跟她一起喝一杯波尔图葡萄酒，她把这种酒叫作波尔图葡萄酒。我让她带我去以前从未到过的地方，去香榭丽舍大街附近的时髦酒吧，那儿的爵士乐声和姑娘低声吟唱声仿佛渗透进桃花心木的家具里去了。即使是去上厕所，这软绵绵的伤感旋律也在身边索绕，它通过排气扇飘进厕所，使生活变成虚幻，变成彩虹色的泡沫。不知是因为西尔维斯特不在还是出于别的原因，塔尼亚现在觉得自由了，她的一举一动简直像天使一样。有一天她说，“我走之前你对我很不像样。你干吗要那样做？我从来没有做过伤害你的事，对吗？”我们在柔和的灯光照射下，在渗透那个地方的软绵绵餐室音乐声中变得易动感情了。快要到去上班的时间了，我们还没有吃饭，支票簿存根摊在我们面前——六法郎、四个半法郎、七法郎、两个半法郎——我机械地数着，同时在想自己会不会更乐意去当一个酒吧招待员。常常是这样——塔尼亚跟我说话，当她滔滔不绝地谈到俄国、未来、爱情这一类废话时，我会想到最不相干的事情上去，想到擦皮鞋、当厕所服务员。我尤其想到这个，因为她拉我去的那些下流场所很舒适，我从来不曾悟到我去的那些下流场所很舒适，我从来不曾悟到我会非常理智，也许会老、会驼背……不，我始终在想，未来不管怎样合情合理仍会处在这种环境中，同样的乐曲会灌进我脑子，酒杯碰在一起，每一个形状姣好的屁股后面会放出一道一码宽的香气，足以驱散生活中发出的臭气，甚至楼下厕所里的臭气。

奇怪的是这个想法从未阻止我同塔尼亚踊跳到这些时髦酒吧里去。离开她当然是容易的，我常常领她来到办公室附近一所教堂的门廊上。我们站在黑暗中最后拥抱一回，她对我低声道，“老天，现在我该干什么？”她希望我扔掉工作，这样就可以白天黑夜都同她做爱。她甚至不再去理会俄国了，只要我们在一起就行。可是我一离开她头脑就清醒了。从旋转门里进去后我听到的是另一种音乐，不那么缠绵，不过也很好听。香气也成了另外一种，不止一码宽，却无处不在，像是汗味和机器散发出的薄荷味。进门时我通常都喝得大醉，一进来便好像突然来到了海拔低的地方。我一般是一进来便直奔厕所，它使我振作起来。厕所里凉快些，要不就是流水声造成了这种错觉，厕所始终是一种冷灌洗疗法，而且是真正的。进去之前你必须经过一排正在脱衣服的法国人。哼！这些魔鬼身上发出了臭味，为此他们还拿高薪呢。他们站在那儿，脱掉了衣服，有的穿着长内衣、有些留着胡子，大多数人皮肤苍白，像血管中有铅的瘦老鼠。在厕所里你可以仔细看看他们无所事事时都想些什么，墙上涂满了图画和文字，都是诙谐可笑的猥亵玩艺儿，很容易看懂，总的来说挺好玩、引人喜爱。要在某些地方涂写准还需要一只梯子，我想，即使是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样做也是值得的。

有时我站在那儿撒尿，不禁想这些乱涂乱抹的东西会给那些时髦女人留下怎样的印象，我在香榭里舍大街看见她们进漂亮的厕所。如果她们能看到在这儿人们怎样看待一个屁股，不知道还会不会把屁股撅得那么高。在她们周围，无疑一切都是薄纱和天鹅绒的，要不就是她们从你身边赛卒走过时身上发出的好闻气味使你这样想。她们中有些人起初并不是高贵淑女，有些人摇头摆尾地走路只是在替她们的行当做广告。当她们独自呆着时，在自己的闺房里大声谈话时，也许口中也会说出一些奇怪的事情，因为她们所处的世界同每一个地方一样，发生的事情多半是屎尿垃圾，同任何一个垃圾桶一样脏，只是她们有幸能盖上桶盖。

我说过，同塔尼亚一起度过的下午对我从未有过不好的影响，有时我喝酒喝得太多，只得把手指伸进喉咙里——因为看清样时不清醒是不行的。看出哪儿漏了一个逗点比复述尼采的哲学更需要精神集中。有时喝醉了你也可以很精明，可是在校对部精明是不合时宜的。日期、分数、分号——这些才是要紧的，而头脑发烧时这些东西是最难盯住的。我不时出些荒谬的错，若不是早就学会了如何舔老板的屁股，我准早就被解雇了。

有一天我还接到楼上那个大人物的一封信，这个家伙高高在上，我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他。信上有几句挖苦我具有超凡智力的话，言辞间他明白无误地暗示我最好本分些、尽职尽责，否则会受到应有惩处的。老实说，这把我吓得屁滚尿流，从此说话时再也不敢用多音节的词了，实际上我一夜几乎都不开口。我扮演了一个高级白痴的角色，这正是他们所要求的。为了奉承老板，我不时走到他面前礼貌地问他这个或那个词是什么意思。他喜欢我这一手，这家伙是个活字典、活时间表，不论他在工间休息时灌了多少啤酒，在某个日期或某个词的词义上你永远也难不倒他。而且他的工间休息时间全由他自个儿掌握，因为他要巡视自己主管的这个部门，他天生就是做这个工作的。唯一叫我懊悔的是我懂的太多，尽管我很小心谨慎还是不免暴露出来。

假如我来上班时胳膊底下夹着一本书，我们这位老板准会看见，若是本好书他便会怨恨我。不过我从来没有有意做什么事情使他不快，我大喜欢这份工作了，绝不会把绞索往自己脖子上套。

同一个与自己毫无共同之处的人交谈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即使只用单音节的词也会露馅。这个老板心里明白我对他讲的事情根本不感兴趣。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他非常喜欢驱走我的迷梦，并给我灌输各种日期和历史事件。我想，这就是他报复我的方法吧。

结果我患了轻度神经官能症，一吸进新鲜空气便信口胡说。

清早我们回蒙帕纳斯时，不论谈到的是什么话题，我都要尽快用消防水龙头往上面浇水，打断这个话题，以便让自己从变态的梦幻中解脱出来。我最喜欢谈谁也不懂的事情，我已经患了一种轻微的精神错乱，我想这种病叫作“模仿言语症”。一夜间校对的文稿标签都在我的舌尖上跳舞，达尔马提亚——我曾拿到为这个美丽的珠宝胜地做的广告。对了，达尔马提亚，你坐上火车，早上毛孔便出汗，葡萄绷破了皮。我能从这条壮观的林荫大道一直滔滔不绝地谈论达尔马提亚，一路谈到马萨林红衣主教的宫殿，只要我愿意还可以说下去。我连它在地图上的位置都搞不清楚，也从来不想搞清。可是在凌晨三点你身体疲乏不堪、衣服被汗水和广藿香浸透，手镯叮当响着从绞衣机里通过，这时伙伴们要我说的那些喝醉了啤酒后胡扯的事情都毫无意义——那些地理、服装，演讲、建筑之类的琐事。达尔马提亚是要在夜里某个时辰谈论的，那时交通警的锣已不响了，卢浮宫的庭院显得又美妙又荒谬可笑，使你想无缘无故地哭一场，这正是因为周围又美丽又静谧，那么空旷，与报纸头版和楼上掷骰子的人全然不一样。有达尔马提亚像一把冰冷的刀锋搁在颤动不已的神经上，我才得以体会途中那些最美妙的感觉。

好笑的是我可以走遍全球，可是总想不到要去美国，对于我它比一块消失的大陆更浩渺、更遥远，我对消失的大陆尚存有某种神秘的向往，对美国却毫无感情。有时我也确曾思念莫娜，不是把她当作特定时间空间中的一个人去思念，而是抽象地、超然地思念，仿佛她已变成一大团云彩状的东西冉冉升到空中，这团东西遮住了过去。我不能使自己长时间地思念她，不然我就会从桥上跳下去的。真怪，我已对这种没有她在身边的生活习以为常了，但是只要想她一会儿便足以完全破坏我的满足，把我又推向悲惨的过去那个令人痛苦的阴沟里。

七年来我不分昼夜四处游荡，心里始终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她。若是有一位基督徒像我忠于莫娜那样忠于上帝，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早已成为耶稣基督了。我昼夜思念着她，甚至哄骗她时也是如此。有时，正在做其他事情，觉得自己完全忘却了这件事情时——也许正在拐过一个街角——我眼前会突然出现一个小广场几棵树和一只长椅，在这僻静的地方我们站着争吵，在这儿我们用刻薄的语言、争风吃醋的话题吵得对方发疯。我们总是拣一个僻静的地方，比方说吊刑广场清真寺外昏暗悲哀的街道，或是布尔特伊大道那个敞开的墓穴一带，那儿一到晚上十点钟便死一般寂静，使人联想到谋杀、自杀或任何可以创造人类戏剧遗迹的东西。当我意识到她走了，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一个巨大的空洞便打开了，我觉得自己在下跌、下跌，跌进幽深的空间中去。这比流泪还糟，比懊悔、创伤或悲哀更深刻，这是魔鬼撒旦被抛入的无底深渊，无法再爬上来，没有光线，没有人说话的声音，没有人手的触碰。

夜晚穿过街道时我曾几千次想她回到我身边的一天会不会到来，我将渴望的目光全投向建筑物和雕像，我那么渴求、那么绝望地望着它们，到此时我的思想准已同这些建筑物和雕像融为一体了，它们一定浸透了我的痛苦。我也忍不住忆起我们肩并肩穿过这些现在浸透着我的梦想和渴望的悲哀、幽暗的街道时她什么也没有注意到，什么也没有感觉到，对于她这些街道同其他街道是一样的，只是略微脏一点儿，仅此而已。她不会记得在某一个角落我曾驻足捡起她的发夹，或是我俯身替她系鞋带时标明了她落脚的地方，它将会永远留在那儿，甚至在大教堂被毁坏、整个拉丁文明都永远被消灭后它仍将留在那儿。

一天夜里沿着勒蒙街散步时一阵不寻常的痛苦和忧伤攫住了我，一些事情栩栩如生地展示在我面前。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因为我常常闷闷不乐地、绝望地在这条街上行走，还是因为我想起了一天夜里我们站在吕西安一埃广场时她说过的一句话。

她说，“你为什么不带我去看看你写过的那个巴黎？”想起这话时我明白了，我忽然悟到根本不可能指给她看那个我已经了解的巴黎，那个区域未确定的巴黎，那个只是由于我的孤独和对她的渴求才存在的巴黎。这样一个巨大的巴黎！再探究它一遍会花去一个人的一生。只有我拥有打开它的钥匙，这个巴黎不适合游览，即使是抱着最好的意愿来旅游，只能在这个巴黎生活，每天必须体验它的一千种不同的折磨。这个巴黎像一个恶性肿瘤在你体内长大，越长越大，直到吞噬掉你。

跌跌撞撞地走过沐佛塔尔街，这些往事在脑子里转来转去，我又回想起以往的另一件怪事。那是一本导游手册，莫娜要我替她翻书页，因为封面太沉重，可我当时发现根本无法翻开。一点原因也没有，只是因为那时我一门心思都去想沙拉文，现在我正是在他的神圣管区内漫游——仍是一点儿原因也没有——我忆起有一天受到日复一日经过的那块招牌启发后我冲动地闯进奥尔菲拉公寓要求看看斯特林堡曾住过的房间。截至那时为止我还没有遇到很大不幸，尽管我已失去了所有的东西，也已尝过空着肚子在街上徘徊、提心吊胆地提防警察的滋味。那时我在巴黎还没有交上一个朋友，这种状况与其说令人沮丧倒不如说是使人茫然，不论我在这个世界上流浪到何处，最容易找到的莫过于一个朋友。不过实际上迄今为止我还没有遭遇什么太大的不幸，一个人的生活中可以没有朋友，正如他没有爱情甚至没有钱也可以生活下去，尽管人们认为钱是必不可少的。我发现，一个人可以只凭悲哀和痛苦在巴黎生活！这是一种苦涩的滋养品，或许对于某些人这是最好的滋养品。不管怎样，我还没有落到穷途末路的地步，我只是在同灾祸调情而已。我有充裕的时间，有闲情逸致去窥探别人的生活，去同已死去的传奇故事闹着玩。不论一件事物有多么肮脏，一旦塞进一本书里便显得令人惬意地遥远和陌生了。离开这个地方时我意识到自己唇边浮现出一丝讥讽的笑容，好像在对自己说，“别着急，奥尔菲拉公寓！”

从那时起我当然明白在巴黎的每个疯子早晚都会发现一件事：并不存在为受磨难者预备的现成地狱。

现在我好像有点儿明白她为什么那么喜欢看斯特林堡的作品了，我看到她读完“有味道”的一段后抬起头来，眼睛里充满笑出来的泪水，她说，“你同他一样疯……你该受罚！”当她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受虐狂后，这位施虐狂是多么高兴啊！她还没咬自己，看看牙齿是否锋利。我刚刚认识她的那些日子里她浑身都是斯特林堡的味道，使我们聚到一起的是使斯特林堡沉迷于其中的纷乱飘忽的念头、两性之间永恒的争斗和使斯堪的纳维亚的蠢极了的白痴喜欢的那种蜘蛛般的残忍。我们在死亡的舞会上相聚，我很快被吸进漩涡里，待再浮出水面我已辨认不出这个世界了。当我发现自己解脱时音乐已停止，盛宴已结束，我被剥得光光的……那天下午离开奥尔菲拉公寓后我去了图书馆，在恒河中沐寓沉思默想了一阵黄道十二宫，然后我便开始琢磨斯特林堡无情地描写的那个地狱的含义。这样细想着，我渐渐明白了神秘的远游——这位诗人飞越地球表面，然后又英勇地降到地球的核心，仿佛命中注定要在一出已失传的剧中再扮演角色。这是在鲸鱼肚子里做一阵黑暗、可怕的居留；是试图解放自己的血腥挣扎；是要从过去的羁绊中脱身；是投射在异国海岸上的明亮、血迹斑斑的太阳。他和其他人（但盯拉伯雷、凡高等）为什么都来到巴黎对于我已不再是神秘的了。我明白了为什么正是这个巴黎吸引了那些受折磨、产生幻党的爱情狂人，我明白了为什么在这儿、在这个轮子的正中，一个人能够接受最离奇、最不切实际的理论，却又一点儿也不觉得它们古怪。一个人正是在这儿重读青年时代读过的书，每个谜都有了新的意义，每一根白头发都是一个谜。一个走在街上的人早就知道自己傻了、疯了，因为很明显这些冷漠、麻木的脸正是他的看守的面孔。在这儿所有的分界线都消失了，世界展现出它是一座疯狂的屠宰常单调的生活延伸到无限，出口紧紧关上了，逻辑在四处横行，血淋淋的刀在闪光。空气寒冷而污浊，语言则是《启示录》式的。到处都找不到一个标明出口的牌子，除了死亡之外没有什么好谈的。一条死胡同的末尾有一座绞刑架。

巴黎，一座永恒的城市！它比罗马更久远，比尼尼微更壮观，它是世界的肚脐，人像一只漂到大洋中死一般寂静的软木塞，独自漂浮在这儿，在海洋的渣滓和船只残骸之中，无精打彩、毫无希望，连路过的哥伦布也不去注意他，文明的摇篮也就是扔全世界的腐肉的污水坑，就是尸体存放所，发臭的子宫把骨肉的血污包裹放在里面。

大街是我的庇护所，谁也无法明白大街的魔力，直到他被迫在街上避难，直到他变成一根稻草被每一阵西风吹来吹去。冬季某一天走过一条街时看到一条被出卖的狗，这个人便会感动地落泪。街对面竖立着一个破烂的棚屋，像一座公墓一样令人快活，它自称是“免于坟墓宾馆”。这使人哈哈大笑，笑得要死，一直笑到他看到到处都有旅馆，为兔子、狗、虱子、皇帝、内阁部长、当铺老板和屠宰马的人建的旅馆，而且两家中就有一家是“未来旅馆”，这更叫人发歇斯底里。这么多未来旅馆！没有一家旅馆的名称中用了过去分词、用了虚拟式、用了连接词。

一切都是古老的、可怖的，叫人笑得毛骨惊然，像牙龈脓肿，充满了未来气息。这未来的淫荡湿疹使我沉醉了，我摇摇晃晃来到紫罗兰广场，花都是淡紫色和蓝灰色的，门框很低，只有侏儒和小妖精能挤进来。左拉的迟钝头盖骨上方的烟囱正在冒出纯焦炭，与此同时桑威奇斯教堂的圣母玛丽亚竖着包心菜样的耳朵倾听油箱咕咕的冒泡声，那是那些漂亮的臃肿蛤蟆蹲在路边发出的声响。

我为什么会突然想起了温泉关？因为那天有个女人用屠宰场里《启示录》式的语言同她的小狗说话，而那条小母狗也懂得这个油腻腻的邋遢接生婆在说什么。这使我多么沮丧啊！甚至比看到在布尔街出售的呜咽的杂种狗更叫人难过，使我产生惋惜之情的并不是狗，而是巨大的铁栅栏——生锈的铁矛，它们仿佛把我和属于人的生活隔开了。在沃格端屠宰场（伊波阿格屠宰场）附近那条令人愉快的小胡同里，那儿叫作贝口海哨街，我看到有些地方有血迹。正如斯特林堡在疯狂中在奥尔菲拉公寓的铺地石中辨认出了凶兆，我漫无目的地走过这条溅满血污的泥泞小巷时记忆中破碎的往事纷纷散落，从我眼前零零散散地飘过，以最可怕的恶兆训诫我。我看到自己的血洒出来，洒在泥泞的道路上，就我所知准是从路的顶端洒起的。人像一个肮脏的小木乃伊投入这个世界，道路被血污弄得很滑，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每个人都在走他自己的路，纵使地球上果实多得成堆，也没有时间去采摘。人群摇摇晃晃地向出口的标志奔去，如此惊慌，如此拼命，体弱无助的人被踩在泥里，讼也听不见他们的呼号。

我的人类世界已经死去，我在世界上是完全孤独的，大街是我的朋友，大街以悲哀、痛苦的语言向我倾诉，其中包含着人类的不幸、渴求，懊悔、失败和徒劳的努力。一天夜里，接到消息说莫娜生病了，快饿死了，我从布罗卡街的立交桥下走过，突然想起正是在这儿，在这条凹陷的街道的污秽和沉闷气氛中，莫娜靠在我身上用颤抖的声音恳求我答应永不离开她，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或许她是被对未来的预感吓坏了。才过了几天我便站在圣拉扎尔车站的站台上看着列车启动，这趟车将要把她载走，她把身子探出窗外，我在纽约同她道别时她也是这样。她脸上仍挂着悲伤的、难以捉摸的微笑，最后那一瞥如此意味深长，可那不过是一副面具、一副被茫然的笑容扭曲的面具。仅仅几天以前她还难舍难分地靠在我身上，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到现在仍不清楚，于是她自己决定上了火车并且带着忧伤、神秘的微笑望着我，这微笑使我困惑不解，这是不公平、不自然的笑，我一点儿也不明白。现在站在立交桥阴影里的是我，我伸手去拉她，我绝望地依在她身上，唇边挂着同样难以捉摸的笑，这是我罩在自己的悲伤之上的面具我可以站在这儿茫然地笑，不论我的祷告多么充满激情，不论我多么焦急地盼望，我们之间隔着大洋——她将在那儿饿死，我却在这儿走过一条条街，热泪涔涔。

嵌在街上的就是这一类的残酷，它透过墙缝盯着我们，恐吓我们，尤其是当我们突然对无名的恐惧做出反应时，当我们的心灵中突然侵入叫人发怵的惊慌时。正是它使街灯柱像鬼魂似地扭来扭去，使它们向我们招手，引诱我们走上前去听任它们死死抓住正是它使有些房子显得像一些秘密罪行的守护人，关闭的窗子又像看东西看得太多的眼睛眶。正是这种东西、这种嵌进街道的人为地貌使我突然看到头顶上方铭刻着“僵死的撒旦”时撒腿便跑。将要进入寺院时我看看到那儿写着“星期一、二接待肺结核病人，星期三、五接待梅毒病人”，这使我毛骨悚然。每一个地铁车站上都有咧嘴笑的骷髅用“谨防梅毒！”欢迎你。凡有墙壁的地方都贴着海报，上面画着有毒的蟹预报癌症的到来。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碰到什么，都有癌症和梅毒。

它写在天空上，它冒火花、跳跃，像一个凶兆。它已经咬食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只不过是月亮一样的无生命物质。

我在一点半钟去找范诺登，这是先前约好的。他曾预先告诉过我，如果不开门就是说他在同某人睡觉，也许是他那个格鲁吉亚女人。

他还是露面了，刚刚大吃大喝了一顿，不过像往常一样显得疲惫不堪。他一起床就诅咒自己、诅咒工作、诅咒人生，他一起床便百无聊赖、心烦意乱，想到自己昨夜没能死去便懊恼不已。

我在窗旁坐下尽力劝慰他一番，这是一件很乏味的事情，必须哄得他真的起床。早晨——凌晨一点到下午五点都是他所说的“早晨”——他常利用早晨的时间沉涸于幻想之中，多半是重温往昔的旧梦，回忆他的“娘儿们”。他努力去追忆她们是如何离开他的，在一些关键时刻同他说了什么，他是在哪儿跟她们睡觉的等诸如此类的琐事。他躺在床上咧着嘴笑，诅咒谩骂，同时以那种奇怪的、令人生厌的方式用手指比划，似乎要表明他对此类事情已深恶痛绝，不屑用语言表达。床头挂着一只灌洗器，这是他用来应付“紧急情况”的，是为“处女们”预备的，他总像一头警犬一样追逐她们。跟某一位这些神话中的姑娘睡过后他仍称她为处女，而且几乎从不提她的姓名。“我的处女，”他总这么说，如同他说“我的格鲁吉亚女人”一样。进卫生间前他说，“如果我的格鲁吉亚女人来了，叫她等着，说这是我说的。听着，你若愿意要就要她好了，我已经烦她了。”

他斜眼看看天气如何，深深叹了口气。若是下雨他便说，“他妈的这鬼天气，叫人难受。”若是阳光明媚他又说，“他妈的这鬼太阳，叫人睁不开眼。”正要刮胡子，他猛然想起没有干净毛巾了。“这个他妈的鬼旅馆，他们太吝啬，连每天给一块干净毛巾都舍不得！”不论他干什么，到哪儿去，事情总是不对头，不是来到了一个鬼国家便是找了一个鬼工作，或者就是某个鬼女人把他弄得不舒服。

他嗽嗽喉咙说，“我的牙齿全坏了，这都是因为他们这儿给人吃的鬼面包。”他大张开嘴，扯开下唇叫我看，“看见了吗？昨天拔了六颗牙，要不了多久就得重装一副假牙，这就是为生计奔波的结果。我到处游荡的时候全部牙齿都好好的，眼睛也很明亮。现在再看看我！我还能玩娘儿们真是不简单。老天，我想找个有钱的娘儿们——像卡尔那个小滑头找的一样。他给你看过那个女人给他写的信了吗？你知道她是谁？他不肯告诉我她的名字，这个狗东西……他怕我把她从他身边夺走。”他又嗽嗽喉咙，盯着空牙洞看了许久。他忧伤他说，“你比我走运，至少还有朋友，而我，除了那个用他的有钱女人逗我发疯的小滑头以外，我身边一个人也没有。”

他说，“听着，你认识一个叫诺尔玛的女人吗？她整天在大教堂附近闲荡，我看是个搞同性恋的。我昨天把她带到这儿来，在她屁股上搔痒了……我甚至把她的裤头褪下来了……后来我厌烦了。老天，我再也不愿那样勉强什么人了，那不值得。她们要么干，要么别干——浪费工夫跟她们搏斗是愚蠢的。在你正跟一个小婊子拼命搏斗时，也许外面露天咖啡座上有十来个娘儿们恨不得马上跟你睡呢。这是真的，她们全为了跟人睡觉到这儿来，她们认为在这儿干没有罪……可怜的傻瓜！有些从美国西部来的教师是货真价实的处女……我说的全是真的！她们整天坐着想这件事，你根本不用怎么挑逗她们，她们正巴不得呢。那天我弄了上个结了婚的女人，她说她已有六个月没有跟人睡过了。你能想象到吗？老天，她十分上劲儿！我还以为她要把xx巴从我身上吸下来呢，她还一直哼哼卿卿的。‘你怎么样？’她不住地这样问，像疯了一样。你知道这个婊子想干什么？

她想搬到这儿来往。你想想！她问我爱不爱她，可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我从不间她们的名字……也不想知道。这些结过婚的女人！老天，你若见到我带到这儿来的所有结过婚的女人，你就再也不会想入非非了。这些结过婚的女人比处女更糟，她们根本不等你动手——她们自个儿替你把那玩艺儿掏出来，过后她们还要谈论爱情，真叫人恶心。告诉你，我真的恨起娘儿们来了！”

他又瞧了一眼窗外，在下檬檬细雨，五天来一直这样下着。

“乔，你去多姆大饭店吗？”我叫他乔是因为他叫我乔，卡尔同我们在一起时也是乔。每个人都是乔，因为这样简便些，还可以愉快地提醒你别把自己看得太重了。言归正传，乔不想去多姆大饭店——他在那儿欠的钱大多了。他想去“库波勒”，想先在那儿溜达一会儿。

“正下雨呢，乔。”

“我知道，去他妈的！我得运动运动，我得把肚子里的脏东西冲洗出去。”听他这么说，我产生了一种印象——全世界都包孕在他肚子里，在那里面腐烂。

穿衣戴帽时他又陷入一种半昏睡状态，他站着，一只胳膊穿过外衣袖子里，帽子斜扣在头上。他开始大声说梦话——里维那拉避寒地，太阳，如何在偷懒中虚掷了一辈子光阴。他说，“我对生活的全部要求不外乎凡本书、几场梦和几个女人。”他沉思着喃喃自语，同时带着最最温柔、最最阴险的微笑望着我。

“喜欢我的笑容吗？”他问，接着又厌恶地说，“老天，我若能找到一个可以这样朝着她笑的阔女人该有多么好！”

他显出极其疲倦的样子说，“现在，只有一个阔女人才能救我。一个人总是追逐新的女人便会厌倦的，这会变得机械起来。

你瞧，问题在于我无法恋爱。我是十足的利己主义者，女人只是帮我做梦的，仅此而已。这是一种罪孽，同酗酒、抽大烟一样。我每天都得换新的女人，否则就不自在。我想得太多了，有时也觉得自己很好笑——我那么快就把它拔出来，这其实又是多么没意义。我干那件事完全是机械的，有时我根本不在想女人，可是突然注意到一个女人在看着我，好，得了，这一套又重新开始了。还来不及想自己在干什么我就把她带到屋里来了，连对这些女人们说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我把她们带到屋里，在她们屁股上拍一巴掌，还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完事了。真像一场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不大喜欢法国姑娘，忍受不了她们，他说，“她们不是想赚钱就是想叫你娶她们，她们骨子里全是婊子。我情愿对付一个处女，她们还给你一点点幻想，开始还挣扎几下。”其实全一样，我们瞥了一眼那个露天咖啡座，所看到的妓女中没有一个是范诺登不曾睡过的。他站在酒吧门口把她们一一指给我看，他细致地描述她们，谈到她们的优缺点。“她们全都不够性感。”他说，接着便用双手比划，心里又想起漂亮、有趣、急不可耐地要干那件事儿的处女。

这番逻想刚刚进行了一半，他猛然打住不说了。他兴奋地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指给我看一个鲸鱼般大块头的女人，她正要坐到一把椅于上去。他咕噜道，“这是我的丹麦娘儿们。看见她的屁股了？丹麦式的。这娘儿们是多么喜欢干那件事儿呀！她简直是乞求我的。到这儿来……现在看看她，从这边看！看看那个屁股，好吗？硕大无比。告诉你，她趴到我身上时我双手去搂还搂不过来，她的屁股把全世界都遮住了。她让我觉得自己像一只爬进她身体里的小爬虫，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迷上她——我猜是因为她的屁股。它是那么不谐调，上面又有那么多皱褶！你无法忘掉这样一个屁股，这是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事实。其他女人或许会叫你厌烦，或许会给你一瞬间的幻觉，可是这个娘儿们——她的屁股！天啊，你不会忘记她的……就好像上床睡觉时身上压了一座纪念碑。”

这个丹麦娘儿们似乎叫他兴奋起来了，那股懒散劲儿一扫而光，眼珠都快要从脑袋里凸出来了。当然，一件事情使他联想起另一件。他想从这家鬼旅馆里搬出去，因为这儿的吵闹声叫他心烦。他还想写一本书，这样脑子里就有事情可想了。然而那件见鬼的工作在碍事儿。“这件鬼工作叫你浑身没劲儿！我不想写蒙帕纳斯……我想写我的生活。我的思想，我想把肚子里的脏东西弄出来……听着，把那边那个娘儿们弄来！很久以前我跟她睡过，她曾在中央菜市场附近祝是个很有意思的婊子，她躺在床边上，拉起裙子。那样试过吗？还不坏。她也并不催我，只是躺着玩她的帽子，我却从容不迫地在她身上使劲儿。等我达到高xdx潮，她好像不耐烦了——‘完事了吗？’好像这根本无所谓似的。当然啦，是无所谓，这一点我他妈的清楚极了……只是她那种冷血动物的样子……我还真有点儿喜欢……那样子很迷人，知道吗？起身去擦自己身上时她唱起来了，走出旅馆时还在唱，连‘再见’都不说一声。她挥舞着帽子、哼着歌儿走掉了。这是能整治你的婊子！睡起来倒还不错，我想我喜爱她还要胜过我的处女呢。可跟一个对此根本无动于衷的女人睡觉是一件邪恶的事情，直叫你的血发热……”沉思了一会儿他问，“若是她有点儿感情，你能想象出她会是怎样的？”

他又说，“听着，我要你明天下午跟我一道去俱乐部……那儿有一场舞会。”

“明天不行，乔。我答应要帮卡尔帮到底……”“听我说，别管那个讨厌的家伙！我要你帮我一把，是这么回事，”——他又用双手比划开了——“我搞到了一个女人……她应允在我不上班的晚上来跟我过夜。可我还没有完全掌握住她，她有一个母亲，你知道……算是一个画家之类的货色。每一回见面她都要唠叨个没完，我想实情是当妈的吃醋了。若是我先跟这个妈睡一觉她就不会介意了，你明白这类事情……总之，我想你也许会乐意要这个妈的……她还不错……若是没有看见她女儿我自己也会考虑要她的，女儿年轻漂亮，一副水灵样儿——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她身上有一股纯洁的气息……”“你听着，乔，你最好还是找别人去……”“唉，别这样！我知道你对此怎么想，我只是请你帮我一个小忙。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甩掉那个老女人，我想先喝醉酒再躲开她——可我认为那年轻的不会高兴的。她俩都是缠缠绵绵的女人，从明尼苏达州还是什么地方来的。好了，明天过来叫醒我，行吗？否则我会睡过头的，另外，我要你帮我找一间房子，你知道没有人帮我。给我在离这儿不远的一条僻静的街上找一个房间，我只有呆在这儿了……这儿，让我赊帐。你得答应帮我做这件事，我会时常给你买顿饭吃的。无论如何你得来，跟那些蠢娘儿们说话急得我要发疯，我要跟你谈谈哈夫洛夫洛克·霭理士。老天，我已把那本书找出来三个星期了，结果一次也没看过。人在这儿就跟烂掉差不多。你信不信？我从来还没有去过卢浮宫，也没有到过法兰西喜剧院。这些地方值得去吗？

不过我看这也能多多少少叫人别胡思乱想。你整天干什么来着？

不觉得无聊？为了跟女人睡觉要干什么？听我说……到这儿来。

先别走掉……我很孤独呢。你知道吗？这种状况再持续一年我就会发疯的，我一定得离开这个鬼国家，我在这儿无事可做。我明白现在在美国叫人不痛快，反正都一样……可在这儿人会疯掉的……那些下贱的蠢货整天坐着吹嘘他们的作品，所有这些人都一文臭钱不值。他们都是潦倒失意的人，这才是他们来这儿的原因。听着，乔，你想过家吗？你是一个有意思的家伙……你好像还喜欢这儿。你在这儿发现什么了？但愿你能告诉我，我真心希望能不再想自己的事情。我心里乱极了……好像那儿有一个结……我知道我快要把你烦死了，可我一定得找个人谈谈。

我不能同楼上那些家伙谈……你知道那些狗东西是什么货色……都是写署名文章的人。卡尔，那个小滑头，他自私透顶了。

我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可我不自私，这是有区别的。我想我是一个神经病患者，我无法不想着自己，这并不是我认为自己重要……只是我无法去想别的事情，就是这样。如果能爱上一个女人或许会好一些，可是我找不到一个对我感兴趣的女人。我心里乱糟糟的。你看出来了，是吗？你说说我该怎么办？如果你处于我的位置怎么办？听着，我不想再强留你了，可你明早得叫醒我——一点半——怎么样？你若替我擦皮鞋，我还会多给你一点儿。还有，若有一件干净的替换衬衣，也把它带来，行吗？见鬼，那件活儿都快把我累趴下了，却连一件干净衬衣都挣不来，他们对待我们像对待一群黑鬼一样。唉，算了，见鬼！

我要去散步……把肚子里的脏东西冲出来。别忘了，明天！”

同这个叫伊雷娜的阔女人的通信一直持续了六个多月。最近我天天都向卡尔汇报，好叫这场恋爱开始，因为在伊雷娜那方面这件事可以无限期地发展下去。最近几天来双方都写了雪片似的大批信件，我们寄出的最后一封信几乎有四十页厚，是用三种语言写的。这最后一封信是一个大杂烩；其中有旧小说的结尾，有报纸星期日增刊上摘抄下来的片言只字，有重新组织过的给劳娜和塔尼亚的旧信，还有从拉伯雷和彼脱罗尼亚作品中胡乱音译过来的片断，总之我们都把自己累坏了。最后伊雷娜决定要同这个通信人谈谈了，她终于写了一封信通知卡尔在她的旅馆里碰头。卡尔吓得屁滚尿流，给一个陌生女人写信是一码事，去拜访她、同她做爱却完全是另一码事。到赴约前最后一分钟他仍吓得发抖，我不由得想自己恐怕不得不代他去了。我们在伊雷娜住的旅馆前下了出租车，卡尔抖得很厉害，我只好先扶着他沿这条街走了一会儿。他已经喝下了两杯茴香酒，一点儿作用也没有。一看到旅馆他便快垮了，这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地方，有一个又大又空、英国女人可以呆呆地在里面坐好几个钟头的大厅。为了提防卡尔溜掉，服务员打电话通报他的到来时我一直站在他身边。伊雷娜在家，正在等他。他跨进电梯时又绝望地瞥了我最后一眼，当你用绳索勒住狗的脖子时它作出的正是这种无言哀求。穿过旋转门出来，我想到了范诺登……我回旅馆去等电话，卡尔只有一小时时间，他答应在去上班前先告诉我结果如何。我又翻检了一遍我们写给她的那些信的复写件，我试图想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可就是想不出。她的信写得比我们好得多，显然信是真诚的。现在他们搂在一起了，不知道卡尔还尿不尿裤子。

电话铃响了，他的声音有些古怪，有点儿尖，既像是被吓坏了，又像是很开心。他让我代他去办公室，“给那个狗杂种怎么说都行！告诉他我快死了……”“喂，卡尔……能告诉我……”“你好！你是亨利·米勒吗？”是个女人的声音，是伊雷娜，她在问我好呢。她的声音在电话上非常悦耳……悦耳。一刹那间我变得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我想说，“喂，伊雷娜，我认为你很美……我认为你美极了。”我想跟她说一件真实的事情，不管听起来这有多么傻，因为我现在听到她的声音后知道一切都已经变了。可是不等我镇定下来卡尔又接过了听筒，扯着古怪的尖细嗓子说，“她喜欢你，乔。我把你的事全告诉她了……”在办公室里我只得替范诺登读要校对的稿子。到了休息时间他把我拉到一边，脸色阴沉沉的，“很难看。

“这么说这个小滑头快死了是吗？喂，这里面有什么名堂？”

“我想他是去看那个有钱的女人了。”我平静地说。

“什么！你是说他去找她了？”他显得很激动，“喂，她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我假装一无所知，他又说，“我说，你是个不错的人。你为什么不早点几告诉我这件风流韵事？”

为了安慰他，我最后答应一从卡尔那儿打听到细节就全部告诉他，我自己在见到卡尔之前也急不可耐呢。

第二天中午时分我去敲他的房门，他已起床了，在抹肥皂刮胡子，从他脸上看不出什么来，甚至看不出他会不会对我说实话。阳光从敞开的窗子里倾泻进来，小鸟在吱吱叫，却不知怎么搞的，屋子比往常更加显得光秃秃的、更穷酸。地板上溅满了肥皂泡沫，架子上挂着那两条从来不曾换过的脏毛巾。不知怎么搞了，卡尔也一点儿变化都没有，真叫我大惑不解。今天早上整个世界都该发生变化，不论变好变坏总得变，剧烈地变。可是卡尔却站在那儿往脸上抹肥皂，全然不动声色。

“坐下……坐在床上，”他说。“你会听到一切的……不过先等等……等一会儿。”他又开始抹肥皂，接着磨起剃刀来。他还提到水……又没有热水了。

“喂，卡尔，我现在很焦急。你如果想折磨我可以过一会儿再折磨，现在告诉我，只告诉我一件事……结果是好是坏？”

他从镜子前扭过身来，手里拿着刷子，朝我古怪地笑笑。

“等等！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

“这就是说你失败了。”

他终于说话了，字斟句酌地，“不，既没有失败，也没有成功……对了，你在办公室替我安排好了吗？是怎样对他们讲的？”

我看出试图从他口中套出话来是不可能的，待他收拾好了会告诉我的，在此之前却不会。我又躺下，一言不发，他则继续刮脸。

突然他没头没脑他说开了——起初有点儿杂乱无章，后来越来越清楚，雄辩、有力。把事情都说出来得费一番周折，不过他似乎打算要把一切都讲清楚，仿佛正在把压在良心上的一个重负卸下。他甚至又令我想起上电梯前他曾那样瞥了我一眼，他反反复复提起这一点，像是要表明一切都包含在这最后一秒钟里，像是要表明如果他有力量改变局面，他就绝不会跨出电梯。

卡尔上门时伊雷娜穿着晨衣，梳妆台上摆着一桶香槟，屋里很暗，她的声音很好听。他给我讲了屋里的全部细节，香槟酒、侍者是怎样把它打开的、酒发出的声响、她走上前来迎接他时那件晨衣又如何沙沙作响——他告诉我一切，唯独不谈我想知道的。

他去找她时大约是八点，到了八点半，一想到工作他便局促不安。“我给你打电话时大约是九点是不是？”

“是，差不多。”

“我当时很紧张，你瞧……”

“我明白。往下讲……”

我不知该不该信他的话，尤其是在我们编造了那些信之后。

我甚至不知道是否听清了他的话，因为他讲的内容完全是荒诞不经的。不过，若是知道他就是这类人，他的话倒也像是真的。

接着我又想起他在电话上的声音——又恐惧又开心的古怪调子。现在他为什么不更开心一些呢？他自始至终都在笑，活像一只红润的、吸饱了血的小臭虫。他又问一遍，“我给你打电话时是九点钟，是不是？”我厌烦地点点头，“是的，是九点。”现在他肯定当时是九点钟了，因为他回忆起曾掏出表来看了看。再次看表已是十点钟，到了十点钟她正躺在长沙发上，两手握着自己的Rx房。他就这样一点儿一点儿他讲给我听。到了十一点他们便拿定了主意，他们要逃走，逃到婆罗州去。去他妈的那个丈夫吧！她从来没有爱过他，若不是他年纪大了、缺乏激情，她根本就不会写第一封信。“后来她又对我说，‘不过，亲爱的，你怎么知道以后你不会厌烦我呢？’”听到这儿我大笑起来，我觉得这话很荒谬，忍不住要笑。

“你怎么说？”

“你指望我说什么？我说，哪一个男人会厌烦你呢？”

接着他向我描绘后来发生的事情——他怎样俯身亲吻她的Rx房，怎样在热烈吻过它们以后又把它们塞进胸衣里去，总之就是塞进那玩艺儿里去——不管她们叫它什么。过后，又喝了一回香槟。

到了午夜前后，侍者送来了啤酒和三明治——鱼子酱三明治。据他讲，在此期间他一直急着要撒尿。他曾勃起了一回，不过又软下去了。他一直感到膀脱就要胀破了，可他是个狡猾的小滑头，认为眼下的场面需要谨慎从事。

到了一点半她提议租一辆车去逛波伊思公园，卡尔心中却只想着一件事——如何撒泡尿。“我爱你……我崇拜你，”他说。

“你说到哪儿我都跟你去——伊斯坦布尔、新加坡、檀香山，只是现在我一定得走了……太迟了。”

卡尔就在这间肮脏的小房间里向我讲述这一切，太阳照进来，小乌在疯了似的吱吱叫。可我仍旧不知道她是不是漂亮，他也仍不知道她是否漂亮。这个白痴，他连自己都不了解。他宁愿认为她不漂亮，那屋里太暗，还喝了香槟，他的神经又疲惫不堪。

“可你应该了解一些她的情况——假如这些不全是你他妈的编造出来的。”

他说，“等一下，等一下……让我想想！不，她并不漂亮，现在我敢肯定这一点了。她前额上有一缕白头发……我想起来了。这还不算很糟——你瞧，我还差点忘了。她的胳膊——胳膊很细……细而且干瘦。”卡尔开始走来走去，可忽然又站住了。

“若是她年轻十岁我或许不会考虑那一缕白发……甚至也不注意她的细胳膊。可是你瞧，她太老了。这样的女人每过一年都会老一大截，明年她就不是老了一岁，而是老了十岁，再过一年就老了二十岁。我却会显得越来越年轻，至少在五年之内“可这事儿是怎么拉倒的？”我打断他又问。

“这事儿根本没——没完，我答应星期二五点左右去见她。

你知道，这很糟！她脸上的皱纹在白天会显得更难看。我估计她是想叫我星期二跟她睡，大白天睡——没人会跟这样一个女人在大白天睡，尤其是在那样一家旅馆里。我宁愿在不上班的晚上干……可是星期二晚上要上班。还不止这些，我当时还答应要给她写封信的。现在怎么给她写信呢？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屁，只要她年轻十岁。你认为我该跟她去吗？去婆罗州或别的什么她想带我去的地方？我不会射击，我怕枪和所有那类玩艺儿。再说，她会要求我没日没夜地跟她睡觉……除了打猎就是睡觉，别的什么也不做……我办不到！”

“也许事情还不像你想的那么糟，她会给你买领带之类的东西……”“也许你愿跟我们一道去，嗯？我把你的情况都告诉她了“你有没有说我很穷？有没有说我需要东西？”

“我什么都说了。见鬼，只要她年轻几岁一切都好了。她说她快四十了，这就是说五十或六十了。这跟同你妈睡觉差不多……不能这样干……这不行。”

“可她准还有一些迷人之处……你说你亲吻了她的Rx房。”

“吻她的Rx房——这有什么？再说光线暗，我告诉你了。”

卡尔正穿裤子，一只纽扣掉了。“你瞧，这见鬼的西装全烂了。我已经穿了七年了……不过没有掏钱。以前是套不错的衣服，现在却发臭了。那个女人还要给我买西装哩，这是我最想要的。可我不喜欢叫一个女人替我付钱，这种事我一辈子也没有干过，这是你的主意。我情愿一个人过日子。屁，这是一个不错的房间吧？有什么毛病？比她的房间瞧着要好得多，是吗？

我不喜欢她住的豪华旅馆，我反对建那样的旅馆，我对她说了。

她说她不在乎住哪儿……说只要我要她来，她就来跟我住在一起。你想象得出她带着大箱子、帽盒子和所有那些她随身带来带去的废物搬到这儿来的情景吗？她的东西太多了——太多衣服、瓶子和其他东西。她的房间像一个诊所，她的手指头上划破了一点儿便不得了啦，她要找人来按摩，头发要烫过，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我说，乔，只要年轻一点点她就很理想。

一个年轻女人的任何毛病都是可以谅解的，一个年轻女人也不需要有脑子，她没有脑子倒更好。可是一个老娘儿们即使聪明，即使是普天下最最可爱的女人，也没有多大价值。一个小娘儿们是一项投资，而一个老娘儿们却是注定要蚀本的。老娘儿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为你买东西，可那也不会叫她们胳膊上长出肉来，让她们大腿间流出水来。伊雷娜不错，说实话，我认为你会喜欢她的。这事儿到你那儿就不一样了，你不一定非跟她睡不可，你尽可以喜欢她。也许你不会喜欢她那些衣服、瓶子之类的玩艺儿，可你会宽容她的。她不会使你厌烦，这一点我可以告诉你。我要说她还是挺有意思的，不过她干瘪了，她的Rx房还行——可她的胳膊！我告诉她某一天我要把你带去，我谈了你的许多情况……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也许你会喜欢上她的，尤其是当她穿上衣服时。我不知道……”“喂，你说她有钱？我会喜欢她的！我不在乎她多大岁数了，只要不是个丑八怪……”“她不是丑八怪！你在说些什么呀？告诉你，她很有魅力，谈吐文雅，长得也好看……只是胳膊……”“好吧。如果是这样，我去跟她睡——若是你不愿意的话。

把这个告诉她，不过讲得缓和些，跟这样一个女人打交道一定得慢慢来。你把我带去，听任事态自己发展。狠狠地夸奖我，装出吃醋的样子……哼，也许咱俩会一道跟她睡的……我们到处走，一起吃饭……我们开车、打猎、穿好衣服。如果她想去婆罗州让她带上我们，我也不会开枪，不过这没关系，反正她也不在乎，她只是希望被人睡，仅此而已。你一直在谈论她的胳膊，可你不必一直盯着她的胳膊看。对吗？瞧瞧这床罩！瞧瞧这镜子！这能叫生活吗？你愿意再充高雅充下去、一辈子像只虱子一样过日子吗？你连旅馆住宿费都掏不起……还是有工作的人呢。生活不该是这样，哪怕她七十岁了我也不在乎，那也比这样强……”“我说，乔，你替我去跟她睡……这样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也许我偶尔也跟她睡上一回……晚上不上班的时候。我已有四天没有拉过屎了，身上好像粘着一种东西，像葡萄一样……”“那就是你生痔疮了。”

“我的头发也在脱落……还得去看看牙医。我觉得自己正在散架。我对她说了你是怎样一个好人……你会给我帮忙的，对吗？你不那么扭捏，是吗？我们若去婆罗州我就不会再生痔疮了。也许我会生别的箔…更糟的箔…也许是发热……或是霍乱。哼，这样生一场大病死掉也比在一张报纸上浪费生命、屁眼上长疮、裤子上的扣子全脱落更好一些。我盼望发财，哪怕只是一星期也好，然后带着一种要命的病住进一家医院，病房里摆满鲜花，护士们跑来跑去，还有人打电报来。你若有钱他们便会好好照顾你，用棉球给你擦身，替你梳头。哼，这些我全懂。也许我运气好没死掉，也许我会破一辈子……也许我会瘫痪，只好坐在轮椅里，可是这样一来我也会得到照料……即使我再没有钱了。你若是个病人——真正的病人——他们就不会让你饿死，你会有一张干净的床睡……他们每天给你换毛巾。

像现在这样谁也不管你，尤其是你还有一份工作，他们认为一个人只要有份工作就该是幸福的。你情愿怎样——一辈子当个跛子，或是有一份工作……或是娶一个阔娘儿们？你情愿娶一个阔女人，我看出来了。你只想着吃的。可是想一想，你娶了她，结果那玩艺儿再也挺不起来了——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的——那你怎么办？你只好听任她摆布，只好像一只小卷毛狗那样从她手上吃食。你喜欢那样，是吗？也许你不想这些事情？我什么都想，我想要选购的西装和想去的地方，可我还想着另一件事，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再也不能勃起了，那些花里胡哨的领带和漂亮的西装又有什么用呢？你甚至不能背叛她，她会一直跟着你。不，最好的办法是先娶她再马上生一场病，只是梅毒还不行，比如说，霍乱，或是黄热玻这样，若是真的出现奇迹，你保住了一条命，你便会终生成为一个跛子，你也就不必再为要跟她睡觉而烦恼不安了，也不必再为房租发愁了。

她或许会给你买一只带橡胶车胎的好轮椅，上面还有各种操纵，杆之类的玩艺儿。你也许还能用手——我是指还能用手写作，要不就雇一个人来写。对了——这是一个作家的最佳选择。一个人能指望他的手脚干什么呢？他不需要用手用脚来写作，他需要安全……安宁……庇护。遗憾的是，所有坐在轮椅里转来转去的英雄都不是作家。假如你能保证上战场去只会叫人炸掉你的双腿……假如你能敲定这一点，我就会说，明天就叫我们打仗吧。我对勋章根本不感兴趣——让他们留着好了，我想要的只是一部好轮椅和一天三顿饭，然后我就给这些滑头们写本书看。”

第二天一点半钟我去找了范诺登，这天他不上班，确切地说，今夜他休假。他给卡尔留下话说要我今天来帮他搬家。

我发现他情绪异常低落，他告诉我他一夜未曾合眼。他在想事儿，有一件事情困惑着他。没多久我就搞清了，他一直在迫不及待地等我来，向我打听卡尔的秘密。

“那个家伙，”他开口了，指的是卡尔。“那个家伙简直是个艺术家，他详细描述了每一个细节。他对我讲得那么细，我便知道这全是他胡编的……可我就是摆脱不了这个萦绕在心头的故事。你知道我心里在怎样折腾。”

他话题一转，问我卡尔是否将经过原原本本都告诉我了。他丝毫没有怀疑到卡尔对我是一个说法，对他是另一个说法。他似乎认为编造这个故事是专门要折磨他的。他并不理会这全是捏造的，却说这是卡尔留在他脑子里的“意像”，这意像使他烦恼。即使整个故事是假的，这些意像也是真的。再说这件事情中的确有一个阔娘儿们，卡尔也的确去拜访过她，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至于到底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倒是次要的。他想当然地认为卡尔干脆利落地对付了这个女人，使他几乎要发疯的却是他想卡尔描述的情节或许是真的。

他说，“这个家伙告诉我他跟那个女人睡了六七次。他就是这么一个爱吹牛的家伙。我知道这里面有不少假话，所以也不大在乎，可他又告诉我那女人雇了一辆车带他去了波伊思公园，他拿那女人的丈夫的皮大衣当毯子用，这就太过分了。我估计他给你讲了司机恭恭敬敬等他们的事……对了，他有没有告诉你发动机一直在突突响？老天，他编得真像啊，只有他才想得出这样一个细节……这是使一件事情显得在心理上真实的小细节之一……听过之后你就永远忘不了。他的谎编得那么圆，那么自然……我真奇怪，他是事先想好的还是临时灵机一动现编出来的？他是一个高明的小骗子，你简直无法从他身边走开……就像他正在给你写信，像一夜间就粗制滥造出一只花盆来。我弄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信来……我不明白他写信时的心理状态……这也是一种手淫……你说呢？”

不等我开口发表意见，或是嘲笑他，范诺登又继续独白开了。

“你瞧，我估计他把一切都告诉你了……有没有告诉你他怎样站在洒满月光的阳台上亲吻她？这话重复一遍显得很无聊，可这家伙一描述起来……我简直可以看见这个小滑头抱着那个女人站在那里，他已经在给她写另一封信了，是从另一个法国作家那儿偷来的有关屋顶之类废话的马屁。这家伙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学别人的，我早就发现了。你得找到一点线索，比如，看看他最近在读谁的作品……这不容易，因为他总是鬼鬼崇崇的。

我说，若是我不知道你跟他一同去过那儿，我根本就不相信有这么一个女人，他这样的家伙完全可以自己给自己写信。不过他挺走运……他那么小巧玲瑰，那么娇嫩，仪表又是那么浪漫，不断有女人上他的当……她们有点儿崇拜他……我猜她们是可怜他。有些女人喜欢叫人奉承……这会使她们觉得自己身价不凡……可是据卡尔说这是一个聪明女人。你应该知道这一点……你看过她的信嘛。你认为这样一个女人会看上他哪一点？我明白她上了那些信的当了……可是你认为她看到他后又会怎么想？

“不过，我告诉你，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我要讲讲他是怎么对我说的，你知道他多么擅长添油加醋……嗯，在阳台上的那一幕之后——他是把这个当作吊胃口的小菜告诉我的——在此之后，据他讲，他俩进屋去，他解开了她的睡衣。你笑什么？他骗我了？”

“没有，没有！你说的同他讲的一模一样。说下去……”“接着——”说到这儿范诺登自己也笑起来，“——接着，听仔细了，他告诉我她如何抬起腿坐在椅子上……一丝不挂……他坐在地板上抬头望着她，对她说她是多么漂亮……他对你说过她长得像马蒂斯的一个人物吗？等一等……我要回忆一下他确切说了些什么。他说了一句关于‘欧德里斯克’的俏皮话……‘欧德里斯克’到底是什么东西？他是用法语说的，所以不容易记住这鬼东西……不过这话倒很好听，正像他说的那种话，也许她还以为这话是他发明的……我估计她准以为他是个诗人一类的人物呢。不过，这都没有什么……我容许他发挥想象力，是后来发生的那件事情使我听了要发疯。我一夜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不断闪出他描绘的那些情况，简直摆脱不掉。

我觉得那是如此真实，若是没有这回事我就要勒死这个狗杂种。

一个人没有权利编造这种事情，除非他是神经有毛箔…“我要讲到的是那一瞬间，他说他跪在地上用他那两根细瘦的手指扒开她的下体。你还记得这个？他说她坐着，双腿搭在椅子扶手上晃来晃去，忽然他来了灵感，这时他已经睡了她几回了……也发表完了关于马蒂斯的小演讲。他跪在地上——你听清了——用两个手指……听着，只有指尖……噗哧——噗哧！

老天，我一夜都听到这种声音！后来他又说——好像我还没有听够——这时，老天爷作证，她把双腿架在他脖子上，把他夹住了。这真是要我的命！想想看！想想她这样一个漂亮、多愁善感的女人竟会把腿架在他脖子上！这简直叫人无法忍受。这么荒诞，听起来又像是真的。如果他只告诉我香槟酒的事、坐车在波伊思公园里游荡，甚至还有阳台上那一幕，我可能不会信他，可是这件事大难以置信，反而不像是在说谎了。我也不相信他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种事情，除非这件事有几分是真的，我也弄不明白他怎么会冒出这个念头来。你知道，在这样一个小滑头那里，什么事情都不稀奇，也许他根本不曾睡过她，可她会允许他玩玩她的……跟这些阔女人在一起你永远也弄不明白她们指望你干什么……”当他终于从床上爬起来、开始刮胡子时下午已经快过去了，我最终才成功地把他的思路吸引到其他事情上，主要是吸引到搬家上。侍女进来看他收拾好没有——原先叫他中午就得腾出房子——这时他正在穿裤子。他既不请求原谅也不转过身去，这使我略有几分惊奇。看着他满不在乎地站着系裤扣，一边还吩咐她做这做那，我不禁吃吃笑了。“别管她，”说着，他极其轻蔑地瞪了她一眼。“她不过是一头肥母猪。你想拧就在她屁股上拧一把，她不会说什么的。”接着范诺登又用英语对她说，“过来，你这婊子，把手放在这上面！”听到这话我再也忍不住了，哈哈大笑起来。这一阵歇斯底里的大笑也感染了那个侍女，尽管她不明白我在笑什么。侍女开始把钉在墙上的一排绘画和照片取下来，这些画儿和照片上大多是范诺登本人，“你，”他用大拇指戳戳，“到这儿来！这儿有件可以纪念我的东西。”——说着他从墙上撕下一张照片——“等我走了你就用它擦屁股好了。”说完他又转向我，“她是一个傻婊子，就算我用法语说她也不会显得聪明些。”侍女大张着嘴站在那儿，显然是认为范诺登疯了。“喂！”他朝她大喝一声，好像她耳朵不好似的。“喂，你！对了，说你呢！像这样……”他边说边拿起照片，他自己的照片，用它擦了擦屁股。“像这样！懂了吗？看来你得给她画张图才行。”说着他嗝起下唇，表示极度厌恶。

他无可奈何地监视着她把东西扔进几只大箱子里。“这儿，把这些也放进去，”说着他递给她一只牙刷和装灌洗器的袋子。

他的东西有一半仍摊在地板上，箱子都已塞满，没有地方可装绘画、书和半空的瓶子了。他说，“坐一会儿，咱们有的是时间，咱们得好好想一想。你若是不来我永远也搬不出去，你看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别忘了提醒我带走灯泡……那都是我的，还有废纸篓也是属于我的。这些王八蛋，他们要你像猪一样生活。”

这时侍女下楼拿麻绳去了……“你等着瞧……她会间我要麻绳钱的，哪怕只有三个苏呢。在这儿，他们给你裤子缀一个扣子也得要钱。这伙讨厌的、肮脏的小偷！”他从壁炉台上取了一瓶苹果烧酒，并且点头示意我抓起另一瓶。“把它带到新地方去没有用，现在把它喝光拉倒。不过别给她喝！这王八蛋，我连一张手纸也不留给她。我真想在走之前把这个地方弄个一塌糊涂。

对了……想撤尿就撒在地板上，我还想在五斗橱抽屉里大便呢。”他对自己、对一切都十分厌恶，因而不知该做什么才能发泄发泄怨气。于是他提着酒瓶走到床前，掀起床罩把烧酒洒在床垫上。这还嫌不过痛，他又用脚拼命在床垫上踩，可遗憾的是鞋底井没有泥。他又取下床单擦鞋，嘴里愤愤不平地喃喃道，“这样他们就有点儿事情干了。”最后，他含了一口酒，脑袋向后昂着漱喉咙，待漱得心满意足了才一口全啐在镜子上。“瞧着，你们这些下贱的王八蛋！等我走了好好擦去吧！”他在屋里踱来踱去，嘴里一边还咕噜着什么。看到自己的烂袜子扔在地上他便拣起来撕个粉碎，画儿也惹他大动肝火，他拾起一张一脚把它湍透了——这是他认识的一个女同性恋者给他画的肖像。“那个婊子！你知道她居然有胆量要我干什么？她要我把玩过的娘儿们介绍给她。我写文章吹捧她，她从来没有给过我一个苏，还以为我真心崇拜她的画呢。若不是我答应安排她同那个明尼苏达州来的女人见面，她才不会白给我画这张像呢。她简直快为那女人发狂了……像条发情的狗一样到处跟着我们……我们没法甩掉这婊子！她差点儿没把我缠死。我烦得要死，几乎不敢再领女人到这儿来，唯恐她会破门冲进来揍我一顿。我总是像贼一样悄悄溜上来，一进来就赶快锁上门……她和那个格鲁吉亚娘儿们——她俩逼得我要发疯，一个总是在发情，另一个总是肚子饿。我最恨睡一个饿着肚子的女人，那就像把一块吃的塞进她肚子里然后又掏出来……天啊，这使我想起一件事情……我把那蓝色药膏放在哪儿了？那很要紧，你生过那样的疮吗？比吃一剂药还难受。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染上的，上星期这儿来了那么多女人，我大概早把她们忘了。这很有意思，因为她们身上都散发出纯洁的气息。你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侍女把范诺登的东西都堆在人行道上，旅馆老板酸溜溜地在一旁看着。等东西全装上出租车，车里就只坐得下一个人了。

车刚一开范诺登便掏出一张报纸把他的锅碗瓢盆包扎起来，新住处严禁做饭。待我们到了目的地他的行李已经又全部打开了，若是我们到达时那老板娘没把头探出门来还不会那么叫人难堪。她嚷道，“我的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意思？”

范诺登被她吓住了，他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只是用法语道，“是我……是我，太太！”说完他又转向我恶狠狠地咕哝道，“这个笨蛋！看见她的脸色了？她要给我找麻烦呢。”

这家旅馆位于一条阴暗的小道后面，呈一个长方形，同一所现代罪犯教养所十分相似。衣橱又大又没有一点光泽，尽管瓷砖墙上映出的影子很堂皇。窗子上都挂着鸟笼子，到处钉着小小的珐琅牌子，用陈腐的语言请求客人们不要做这个、不要忘记那个。这家旅馆几乎一尘不染，只是穷得一贫如洗，破破烂烂，一副衰败景象。铺椅垫的椅于用铁丝捆在一起，令人不快地联想到电椅。范诺登的房间在五楼，上楼时他告诉我莫泊桑一度也曾在这儿住过，同时又说大厅里有一种古怪的气味。

五楼上有几扇窗子没有玻璃，我们站下看了一会儿那几位正穿过院子的房客。快到吃饭时间了，人们正三三两两地回屋里去，他们都显得无精打彩、萎靡不振——靠诚实劳动换饭吃的人总是这样的。窗子大多都大敞着，昏暗的房间仿佛是许多正打哈欠的大嘴。屋子里注的房客也在打哈欠，或是在替自己搔痒。他们坐卧不宁地动来动去显然毫无目的，说他们是一群疯子也并不过分。

我们顺着走廊朝五十七号房间走去，这时前面突然有一扇门开了，一个头发蓬乱、目光像疯子一样的老妖婆偷偷从门里窥视我们。她吓了我们一大跳，我们傻站在那儿，惊呆了。足足有一分钟，我们三个人站在那儿，一步也挪不动，甚至无法打一个有意义的手势。我看见老妖婆背后摆着一张厨桌，桌上躺着一个浑身赤裸裸的婴儿，这是一个比一只拔光毛的鸡大不了多少的小把戏，最后那老家伙拎起身边一只污水桶朝前跨了一步，我们闪到一边让她过去，门在她身后关上时里面的婴儿发出一声令人心碎的尖叫。这是五十六号房间，五十六与五十七之间是卫生间，老妖婆到那几倒脏水去了。

我们一踏上楼梯范诺登便不吱声了，不过他的目光仍很动人。打开五十七号的房门后，在极短的一刹那间我觉得自己就要发疯了。一面大镜子上盖着绿纱、歪斜着呈四十五度角挂在门对面，镜子底下放着一部婴儿车，车上堆满了书。范诺登见到这些根本没有笑，他冷淡地走过去抓起一本书翻看了一遍，那副样子很像一个刚走进公共图书馆的人不假思索地走到离他最近的一个书架前去。若是这时我不曾无意问瞧见墙角里摆着一副自行车把，这也不会显得那么荒唐可笑。这副车把摆在那儿显得非常宁静、十分心满意足，似乎它已在那儿打了多年瞌睡。

这又突然使我觉得我俩仿佛也已在这间屋里仁立了很长的、无法计算的一段时间，就像现在这样。这是我们在梦中想起的一种姿势，这是一场我们永远难以摆脱的梦，又是一场微微打个手势、稍稍眨眨眼便会粉碎的梦。然而更叫人惊奇的是，我脑子里忽然掠过一场真实的梦境、一场昨天夜里才做过的梦，我在梦中看到范诺登正像现在这样呆在一个角落里研究那副车把。不过不同的是，角落里没有自行车把，却有一个蜷起两条腿趴着的女人。我看到他站在那儿低头望着那女人，眼睛里流露出焦急热切的神色，当他极想得到一件东西时总是这副样子。

这件事是在哪一条街上发生的已变得模糊不清了，只有两堵墙之间的夹角还在，还有那女人发抖的身子。我看见他用他那种迅捷的牲口方式朝她猛扑过去，全然不顾周围发生了什么事，只是打定主意要随心所欲地去干。他的目光像是在说——“事情完了以后你尽可以宰了我，只是现在先让我把它弄进去……我必须把它弄进去！”于是他俯在那女人身上，他俩的脑袋都撞在墙上，他勃起得那么厉害，简直根本无法进入她身体里去。突然，他直起身子，整整衣服，脸上一副十分厌烦的样子。做出这种表情是他的拿手好戏，猛然发现他的那玩艺儿扔在马路上，他便准备一走了之。那玩艺儿跟锯子锯下来的一根扫帚柄差不多粗细，他漠然地把它捡起来夹在胳膊底下。他走开时我看到两只很大的球体在那根扫帚柄一端荡来荡去，像郁金香的球茎，我听到他自己对自己咕哝：“花盆……花盆。”

佣人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地跑来了，范诺登不解地望着他。

这时老板娘也昂首阔步地进来了，她径直走到范诺登面前，从他手中夺过书，把它塞进婴儿车里，然后，她一言不发推起婴儿车来到走廊上。

范诺登忧伤地笑着说，“这儿是一座疯人院。”他的微笑若隐若现、难以描述，有一瞬间那种做梦的感觉又回来了。我隐约觉得我们正站在一条长长的走廊的尽头，那儿挂着一面凸凹不平的镜子。范诺登沿着走廊摇摇晃晃走过来，一副潦倒失意的样子，活像一只黯淡的灯笼。他踉踉跄跄、跌跌撞撞地不时闯进一个门里去，门开处或有一只手把他一把拽进屋去，或有一只蹄子把他蹬出来。越向前走他便越发沮丧。他身上流露出的这种优郁像骑自行车的人夜里在又湿又滑的道路上行驶时用牙咬着的提灯。他在这些阴暗的房间里进进出出，待他一坐下椅子便散架了；待他打开箱子，里面却只有一只牙刷。每间房子里都有一面镜子，他便全神贯注地站在镜子前发牢骚。由于没完没了地发牢骚，由于不停地发牢骚、咕哝。喃喃自语和诅咒谩骂，他的上下颚脱节了，下垂得很厉害。他一蹭下巴上的胡子，下颚上便掉下几块肉来，于是他十分生自己的气，一气之下用脚踏在自个儿的下颚上，用高鞋跟把它碾个稀烂。

这时仆人把行李送进来，事情已变得越发古怪了，尤其是当范诺登把健身器械绑在床脚上练起桑多式体操来之后。他朝那仆人笑着说，“我喜欢这个地方。”他脱去外衣和背心，仆人不解地盯着他看。他一手提起箱子，另一手里拎着装灌洗器的袋子。此时我站在前厅里，手里捧着笼罩在一层绿色薄雾中的镜子，没有一件东西是有实用价值的，前厅也没多大用处，像一条通到牲口棚去的走廊。每当我走进法兰西喜剧院或皇家剧院，同样的感觉便会涌上心头。这些地方到处是小摆设，地板上的活动门、胳膊、胸脯和打蜡地板、烛台和身穿盔甲的人、没有眼睛的塑像及躺在玻璃匣子里的求爱信。什么事情在进行着，但没有多大意义，就好像因为箱子里放不下，而把剩下的半瓶卡尔瓦多斯酒喝掉一样。

我刚才说过，上楼时范诺登曾说起莫泊桑也在这儿住过，这一巧合似乎给他留下了印象。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莫泊桑当年住的正是这问屋子，在这儿写出了那些令人毛骨惊然、也使他声名大振的故事。范诺登说，“他们像猪秽一样生活，这些可怜虫。”

我们坐在一个圆桌旁的两把舒服的扶手椅里，这两把椅子已经年代久了，都用皮条和支架加固着。身边就是床，挨得这么近，我们简直可以把脚搁上去。衣柜就在我们身后的一个角落里，很方便，一伸手便够得到。范诺登已把他的脏衣服全倒在桌上，我们把脚伸进他的脏袜子和衬衣堆里，坐在那里心满意足地抽烟。

这个臭气熏天的地方对他产生了魔力，他对这儿很满意。我起身去开灯时他提议出去吃饭前玩一会儿纸牌，于是我们在窗前坐下玩了几把双人皮纳克，脏衣服堆在地板上，练桑多式体操的器械挂在吊灯上。范诺登已把烟斗收起来了，又在下唇内放了一小块鼻烟。他不时朝窗外啐一口，大口大口的棕色口水落在底下人行道上发出响亮的噗噗声，现在他挺满意。

他说，“在美国，你无论如也不会住到这种下流地方来，即使是在四处流浪时我睡觉的房间也比这个好。不过在这儿这是正常的——正如你看过的书里讲到的。如果我还回去我要把这儿的生活忘得一干二净，像忘掉一场恶梦一样。或许我会重新去体验过去那种生活……只要我回去。有时我躺在床上恍馏忆起了过去，一切都是那么真切，我得摇摇头才能意识到自己在哪儿。身边有女人时尤其是这样，最使我着迷的就是女人了。

我要她们只有一个目的——忘掉我自己。有时我完全沉溺在幻想之中，竟想不起那女人的名字以及我是在哪儿找到她的。好调笑，是吗？早晨醒来时旁边有个健壮的暖烘烘的身子陪伴你是件好事，这会叫你心里自在。你会变得高尚些……直到她们开口扯起爱情之类的软绵绵的蠢话。为什么所有女人都要大谈特谈爱情，你能告诉我吗？显然她们是觉得你和她好好睡一觉还不够……她们还要你的灵魂……”范诺登自言自语时嘴边常挂着“灵魂”这个词儿，起初我一听到这个词便觉得好笑。一听到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我便会发歇斯底里，不知怎么搞的我总觉得这个词儿像一枚假硬币，尤其是当他说这个字眼时总要吐一大口棕色口水，并且在嘴角上流下一道涎水。我从不顾忌当面笑他，所以范诺登每回一吐出这个小词儿一定会停下让我开怀大笑一番，接着他又若无其事地自个儿说起来，越来越频繁地提到这个字眼，每一回调子都比上回更动听一些。女人想要的是他的灵魂，他这样对我说。

他已经一遍遍重复了好多次，可是每一次仍要从头提起，就像一个偏执狂老是要谈在他心头索绕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范诺登是个疯子，这一点我已确信无疑。他怕独自一人呆着，他的恐惧是根深蒂固、无法摆脱的，趴在一个女人身上、同她结合在一起时他也仍旧逃不出自己为自己筑成的炼狱。他对我说，“我什么都试过了，甚至还数过数，考虑过哲学难题，可全没有用。我好像成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始终在盯着我。我生自己的气，气得要命，恨不得去自杀……可以说每一回达到性欲高峰时都是这样。约摸有那么一秒钟我完全忘记了自己，这时我甚至已不存在了……什么也没有了……那女人也不见了。这同领受圣餐差不多。真的，我真这么想。完事以后有几秒钟我觉得精神振奋……也许这种精神状态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若不是身边有个女人，还有装灌洗器的袋子，水在哗哗流……这些微小的细节使得你心里清楚得要命，使你觉得十分孤独，而就在这完全解脱的一瞬间内你还得听那些谈论爱情的废话……有时这简直要叫我发疯……我不时发疯。发疯也不会叫她们走开，实际上她们喜欢我这样。你越不去注意她们，她们越缠着你不放。女人身上有一种反常的气质……她们在内心深处都是受虐狂。”

我追问道，“那么，你想要从女人那儿得到什么？”

他开始摆弄自己的双手，下唇也放松了，一副十分垂头丧气的样子。最后他才结结巴巴地吭出几句没头没尾的话，言词中却流露出辩解也无益的意思。他不假思索他说，“我想叫自己能被女人迷住，我想叫她帮我摆脱自我的束缚。要这样做，她必须比我强才行，她得有脑子而不仅仅是有阴户，她必须得叫我相信我需要她、没有她我就活不下去。给我找一个这样的女人，好吗？如果你能办到我就把工作让给你，那时我就不在乎会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再也不需要工作、朋友、书籍或别的什么了。只要她能叫我相信世界上有比自己更重要的东西就行。天呀，我恨我自己！我更恨这些王八蛋女人——因为她们没有一个比我强。”

他接着说，“你以为我喜欢自己，这说明你根本不了解我。

我知道自己很了不起……如果没有一些过人之处我也就不会遇到这些难题了。使我烦躁不安的是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人们认为我是一个追逐女色的人。这些人就这么肤浅，这些自命不凡的学者整天坐在咖啡馆露天座上反复进行心理反刍……还不坏，嗯——心理反刍？替我把它写下来，下星期我要把这话用在我的专栏里……对了，你读过司太克的书吗？他写得好吗？叫我看那像一本病历。我衷心希望自己能鼓足勇气去拜访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找个好人，我的意思是，我不想见到留山羊胡子、穿常礼服的奸滑小人，比如你的朋友鲍里斯。你怎么能容忍这些家伙呢？他们不叫你厌烦吗？我注意到你跟谁都讲话，你根本不在乎。也许你做得对，我也希望自己别他妈的这么挑剔。

可是那伙在大教堂附近荡来荡去的脏兮兮的小犹太佬真叫人讨厌，他们说起话来同教科书一个味儿。如果我能天天跟你谈一阵也许心里会轻松一些，你很善于倾听别人讲话。我知道你根本不在乎我怎么样，不过你有耐心，也没有什么理论去探讨，我猜你准是事后把这些都记在你那本笔记上了。听着，我不在乎你说我什么，可是别把我写成一个追逐女色的人——那样就太简单了。有朝一日我要写一本关于我自己。关于我的思想的书，我指的不仅仅是一份内省分析……我是说我要把自己放在手术台上，把所有内脏都摆出来让人看……每一件东西。以前有人这样做过吗？你在笑什么？我讲得太天真了？”

我笑是因为每回一谈到这本他有朝一日要写的书，事情就显得有点儿滑稽了。只要他一说“我的书”，整个世界立即便缩小到范诺登和他的公司伸手可及的范围之内。这本书一定要绝对用自己的观点写成，一定要绝对十全十美，这便是他不可能着手开始写的原因之一。一旦有了一个想法他便提出疑问，他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这个，或者哈姆森写过，或是别的什么人写过。“我并不是说我要写得比他们好，不过我想与他们有所不同。”他解释道。于是他不去写自己的书，却一个个作家挨着往下读，以便确实弄清他不会踩到这些作家的私人领地上。书读得越多他便越瞧不起别人，这些作家没有一个能令他满意，没有一个达到他为自己规定的那种十全十美的境地。他常常会全然忘记自己连一章也没有写完，却严然以屈尊的态度谈论这些作家，仿佛署着他大名的书已摆满了一书架，而且这些书都是广为人知的，因而再提到书名也显得多余了。他从来没有公开撒谎，不过那些被他硬拉住听他宣讲他的独到哲学和批评观、听他发牢骚的人显然都想当然地以为在夸夸其谈的言辞后面立着一大堆大部头著作。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傻呼呼的处女，他是以给她们念自己的诗的借口把这些女孩子哄骗到房间里来的，另一个更妙的借口便是要征求她们的意见。他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或是不好意思便把草草写着几行诗的一张脏兮兮的纸条拿给她们看——按照他的说法，这是一首新诗的枝干部分——然后他便摆出十分严肃的架势要她们诚实地发表意见。通常她们什么评论性意见也说不出来，因为这几行诗毫无意义，她们看后完全摸不着头脑。于是范诺登便抓住这个机会向她们讲解他的艺术观，不用说，这套观点全是他为了应景胡编乱造出来的。

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后来成了他的拿手好戏，从埃兹拉·庞德的诗到上床间的过渡变得又简单又自然，像从乐曲的一个调转为另一个调。事实上，如果过渡实现不了便会造成不和谐，当范诺登对付他称之为“容易上钩的女人”的傻娘儿们时一出错便会造成这种不和谐。自然，尽管生来便是这样一个人，他一提起那些致命的判断错误仍不免犹犹豫豫。不过一旦开始谈起一个这类错误他便十分坦诚，其实一讲起自己做的蠢事他还能反常地从中得到几分乐趣呢。比如说，有一个女人，他追求这个女人已经差不多有十年了——先是在美国，后来又在巴黎。这是同他保持真诚友好关系的唯一一个异性，他们不仅都喜欢对方，还相互理解。起初我觉得他若真能把这个女人弄到手，问题也就解决了。促成他们成功结合的一切因素都有了——只是缺少最基本的。贝西为人处事几乎同范诺登一样乖张。对于把自己献给某个男人，贝西丝毫不感兴趣，正如她对于餐后甜点心不感兴趣一样。她通常会自己挑出选中的男人，然后自己向他提议上床睡觉。她长得不丑，可是谁也不能说她长得好看。她的身材很好，这是最主要的——据说她很欣赏自己的身材。

他们两个人十分亲密，有时为了满足贝西的好奇心（同时也是徒劳地希冀显显本事，从而激发贝西的情欲），范诺登同别的女人约会前便设法把她藏在自己的衣橱里。完事后贝西从藏身之处钻出来，他们便会满不在乎地谈论此事。就是说，他们几乎对一切都漠不关心，除了“技术”。“技术”是贝西最喜欢用的词之一，至少在我有幸聆听到的那几次讨论中是这样的。范诺登会问，“我的技术有什么毛病？”贝西说，“你太粗鲁。如果你还希望勾引我就得温柔一些。”

如同我说的，他们彼此间十分理解。我在一点半钟去找范诺登时常看到贝西坐在床边，被子掀到一边，范诺登在请求她抚摸自己的下体……他说，“只要轻轻摸几下，这样我就有勇气爬起来了。”要不他就催促贝西吮吸它，她不干，这时他俩便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永远也没法把这个婊子弄到手，”他说。

“她一点儿也不尊重我，我向她倾诉心曲，得到的就是这个。”他会突然又冒出一句，“你跟我昨天介绍给你的那个金发女郎玩得怎样？”这话当然是对贝西说的，贝西嘲笑他，说他没有眼光。

他说，“得了，别给我来口是心非的那一套了。”然后他又开了一个玩笑，这个玩笑恐怕已开过一千次了，因为他俩总是以此取乐——“喂，贝西，咱们麻利地睡一次怎么样？只睡一次……不行？”待这个玩笑像往常一样收场了，范诺登又以同样的口吻补充一句，“喂，他怎么样？你干吗不跟他睡一次？”

贝西的中心思想是说她不能、不愿意把自己当作一个性伙伴。她谈论激情，好像这是一个新名词一样。对于很多事情她都充满了激情，甚至像性交这种小事她也全力以赴。

“有时候我也会动情的。”范诺登说。

“哼，你呀，”贝西说，“你不过只是一个疲惫的色鬼罢了。

你不懂激情的含义，你一勃起便以为自己动情了。”

“好，也许那不是动情……可是不勃起也就无法动情，是不是这样？”

我和范诺登步行去餐馆时脑子里始终想着关于贝西的事，以及被他拽进房间没日没夜鬼混的那些女人。我已经完全适应了他的自言自语，根本不用打断自己的思绪，一听到他说完了我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发表一些正中他下怀的评论意见。这像二部合唱，而最像大多数二部合唱之处在于，一个人全神贯注地听只是为了听到要他自己启齿唱的信号。今晚他不上班，我又答应了陪他，他的提问已经使我生厌了。我明白不等今晚过去我就会精疲力竭的，如果运气好我就在他上厕所时乘机溜之大吉——也就是说，如果我能以某种借口从他那儿先骗到几法郎。

可是他知道我惯于中途溜走，因而他不愿受奚落，紧紧握住他的钱包以防发生这类事情。如果我向他要钱去买烟，他便非跟我一道去不可，他自个儿绝不独自呆着，一秒钟也不。甚至当他成功地搂住一个女人时他也十分害怕独自同这个女人一块儿呆着，只要可能他就要我坐在房间里看他干那件事，如同刮脸时叫我在一旁等着一样。

晚上不上班时范诺登至少要设法在衣袋里放上五十法郎，可是这仍挡不住他一遇到可能有钱的主儿便开口要钱。他说，“喂，我二十法郎……我等钱用。”与此同时，他有本领作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若是对方断然拒绝了，他便出言不逊了。

“得了，你至少得给我买杯酒喝。”喝到酒后他又和气他说，“那么给我五法郎好了……给我两法郎……”我们走遍一家家酒吧去寻找一点刺激，每一回总能添几个法郎的收入。

在“库波勒”那儿我们偶然遇到了报社里的一个醉汉，是一个在楼上干活的家伙。他告诉我们办公楼里刚刚发生了一场事故，有一个校对员从电梯上摔下来，看来活不成了。

起初范诺登吃了一惊，深深地吃了一惊，后来听说那人是佩克奥弗，那个英国人，他便显得轻松些了。他说，“可怜的家伙，他死了还比活着好，他也是那天刚装的假牙……”一提到假牙，楼上那个人就哭开了，他一把鼻涕一把泪他讲述了这次事故中的一个小插曲。他为此很难过，这个小插曲比这场灾难本身更使他难过。佩克奥弗摔到电梯底后恢复了知觉，这时来救他的人还没有来。他的腿摔断了，肋骨摔碎了，可他还是挣扎着站起来四处摸他的假牙，在救护车上他仍在昏迷中大声呼唤丢掉的假牙。这个小插曲既可悲又可笑，楼上那人讲述时简直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这是需要加倍小心的一刻，同这样一个醉鬼打交道，弄不好他便会用酒瓶子砸你的脑袋。他并不特别同佩克奥弗好，实际上他几乎根本不曾进过校对部——报社里楼上楼下的工作人员之间竖着一堵无形的墙。现在听到死了人他也想表示一下同伴情谊。若能哭得出他便要哭，以表明他也是正常人。而乔和我都很熟悉佩克奥弗，也明白他根本不值什么，因而我们对这一番喝醉后的多愁善感很不以为然，哪怕只是几滴眼泪也罢。我们想明白告诉他，可是跟这样一个家伙打交道你可诚实不起，你只得买一口花圈去参加丧礼，装出一副很伤心的样子。你还得祝贺他写了一篇如此缠绵悱侧的讣告，好几个月内他都要把这篇讣告带在身边，把自己吹个不停，吹他是如何处理当时的局面的。这些我和乔都预料到了，尽管我们一句话也不用说，于是我们站着，以凶狠、沉默的心情听他说，一有机会逃走我们便逃走了，让他在酒吧里喝着茴香酒自己对自己哭诉去了。

一走到他看不见的地方，我们便狂笑起来。假牙！不论我们说这个可怜家伙什么，而且还说到他的一些优点，但最终总是回到假牙上来。世上有些人就是十分古怪，甚至死亡也会使他们变得可笑。死得越可怕他们就越显得滑稽可笑。想把他们的死亡看得严肃一点儿也没有用——你想要在他们的死中找出什么可悲因素，你就得撒谎，就得伪善。由于无须摆出假惺惺的姿态，所以我们可以纵情为这件事放声大笑。我们笑了整整一夜，其间还发泄了对楼上那帮家伙的蔑视和厌恶。这帮蠢货无疑是在劝自己相信佩克奥弗是个好人，他的死是一场灾难。我们又忆起了各种趣闻轶事——他漏掉了分号，为此他们大喊大叫，吓得他尿裤子。他们用该死的小小分号和分数弄得他坐卧不宁，他常常把它们搞错。有一回他来上班时口中有股酒气，他们甚至还要解雇他，他们瞧不起他，因为他总是可怜巴巴的，有湿疹，有头皮。在他们看来，他只是一个小人物。现在他死了，他们全都起劲地凑钱给他买了一只巨大的花圈，还要把他的名字用大号字登在报上的讣告栏中。凡是会使他们自己略受一点非难的事他们都干，只要能做到，他们情愿把他描绘成一个大人物，不幸的是，他们替佩克奥弗编不出什么来。他是一个零，甚至死亡也无法在他的名字上添上什么。

乔说，“这件事只有一个好处，你可以接替他的工作了。如果你走运，说不定也会从电梯里掉下去摔断脖子。我们会给你买一个很不错的花圈的，我向你保证。”

天快亮时我们坐在多姆饭店的露天咖啡座上，早已把可怜的佩克奥弗忘得干干净净。我们在“黑人”舞厅里乐了一下，乔的思想又回到那个永恒不变的消遣上来了——女人。到了这个时辰他的一夜休息时间已快结束，他的烦躁不安也达到了狂热程度。他想到今夜早些时候放过去的女人和那些一叫就来、关系稳定的情侣，可惜他对她们已感到厌烦了。这也不可避免地使他想起他的格鲁吉亚女人——最近她一直在追逐他，乞求他收容她，至少直到她找到工作。他说，“我不在乎偶尔请她吃一顿，可我不能长期养着她……她会把别的女人都赶走的。”这个女人最使他不快的是身上一点肉也没有。他说，“就像抱着一具骷髅上床一样。那天夜里我出于同情收留了她。你知道这个发疯的婊子替自己干了什么？她把那个地方全刮光了……上面一点儿毛也没剩下，叫人反感，是吗？也挺好玩的，像是疯了。它不再像女人的下体了，倒像一只死蛤或是别的什么。”他向我描述好奇心激发起来后他如何下床去找手电筒。“我叫她叉开两条腿，把手电照在上面。当时你若看到我就好了……真是好玩极了。它叫我激动起来，竟把她全忘了。我一辈子从来没有这样认真地看过一个女人的下体，你会以为我从前从来没有看过。我越看越觉得没劲，它只是告诉你那儿没有什么，尤其是剃过以后，是毛使它变得神秘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一座雕像打动不了你的原因，只有一次我在一座雕像上看到过一个真正的女人下体——那是罗丹的作品。以后你也该看看……她的腿叉得很开……我记得这个雕像没有脑袋，你可以说只有一个下体。老天，看起来可怕极了，问题在于她们全都是一模一样。她们穿着衣服时你看到她们会产生各种想法，你会给予她们一种个性，而她们当然是没有个性的，不过只是两条大腿之间有一道缝而已。你会生它的气，甚至不愿再看它一眼。这是一场幻觉，你为虚无缥缈的东西发脾气……为一道长毛的缝或一道没有毛的缝发脾气，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所以它吸引我去看，我仔细看它，准看了十分钟或是更长时间。你这样以超然的态度看着它，脑子里便会产生一些古怪的念头。性本来是十分神秘的，接着你发现这也没有什么——只是一个空洞而已。如果你发现里面有一支口琴不会觉得好玩吗？或是一本日历？可是里面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它令人厌恶。它差一点儿叫我发疯……喂，你知道我后来干了什么？我同她很快睡了一次便转过身去背对着她，对了，我拿起一本书看。你可以从书中学到点儿什么，即使是一本坏书……可是一个女人，那纯粹是浪费时间范诺登正要结束这篇高谈阔论，正巧有一个妓女在向我们抛媚眼。他连一刻都没有踌躇便突然对我说，“你愿意跟她亲热一下吗，花不了多少钱……叫她接待咱俩。”不等我答话，他便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朝她走过去。过了几分钟他回来了。“全说妥了。”他说，“喝光你的啤酒。她饿了，这时候又没有什么事情好做……要十五个法郎，咱俩她都接。到我的房间里去……这样便宜些。”

去旅馆的路上这个姑娘冻得浑身发抖，我们只好停下来给她买了杯咖啡。她倒是个挺温柔的小姑娘，看上去也挺漂亮。显然她早就认识范诺登，也明白不能指望从范诺登那儿得到什么，除了这十五法郎。“你一文钱也没有。”他压低嗓门喃喃道。我衣袋里的确连一个生丁也没有，所以我不大明白他这样说目的何在。后来他嚷开了，这时我才明白。“看在基督的份上，记住，我们没有钱。待会儿咱们上了楼你可别心软，她会向你再额外讨一点儿的——我了解这婊子！本来花十个法郎也能把她弄到手的，若是我想这样做的话。把她们惯坏了那可是没有什么好处……”“这个人很坏。”姑娘用法语对我说，她懵懵懂懂地猜出了范诺登用英语讲的话的大意。

“不，他不坏，他很可爱。”

她摇摇头大笑道，“我很了解他这种人。”接着她开始讲述她的一段倒霉的经历，住院费、拖欠的房租，还有寄放在乡下的婴儿。不过她的表演并不很过火，她也明白我们对此充耳不闻，不过她心里很不好受，像是搁着一块石头，所以也就顾不上想别的事儿了。她并不是要设法求得我们的怜悯，只是要把压在心里的重负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而已。我相当喜欢她，但愿老天保佑她没有性箔…到了屋里，她机械地替自己作准备工作。蹲在洗下身的盆上时她还问，“一点儿面包都没有吗？”范诺登听到这话就乐了，“来，喝一口。”说着他便把一只酒瓶推过去，可她抱怨道，她什么都不想喝。肚子早饿瘪了。

“这是她惯用的伎俩，”范诺登道。“别叫她打动你，又是老一套。但愿她说点儿别的，搞到一个饥肠辘辘的婊子，你又怎么能唤得起激情来？”

对极了！我俩都没有一点激情。至于这个姑娘，希冀她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激情犹如指望她拿出一条宝石项链一样不切实际。不过这儿是那十五法郎，总得想个法子把它花了才是。正像打仗一样，战况一吃紧人人都只想着和平，想着快点儿渡过难关，可是谁也没有勇气放下武器说，“我受够了……不干了。”

不行，还有十五法郎，谁也不再在乎这点儿钱，到头来谁也得不到它。可是，这十五法郎正像各种事情的原始动力一般，一个人总是屈从于他周围的环境，而不是听他自个儿高谈阔论或是干脆抛弃这个原始动力。这个人不断地杀人、杀人，越是感到懦弱就越要表现出英勇无畏的气概，直到某一天战争结束了，所有的大炮一下子寂静下来，担架兵抬起缺胳膊少腿、血流如注的勇士们，把勋章挂在他们胸前。这时候他便可用余生去思索那十五法郎了。他失去了双眼，也许是双臂，也许是两条腿，然而他也得到了慰藉，从此可以在冥冥苦想那早已被人忘却的十五法郎中安度余生了。

这件事真是同打仗一模一样，我简直摆脱不了这种想法。姑娘想给我注入一点激情，这种纠缠人的方式不禁使我想到，假如我犯傻钻进这样一个圈套里，被人拖上前线，我准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士兵。就我自己而论，我明白我会放弃一切，包括荣誉，只要能从这个烂摊子上逃脱出来。我无心干这种事，这就是我的全部想法。可这女人早已拿定主意要赚这十五法郎，即使我不愿为此拼命她也要逼我去拼。不过，若是一个男人没有去拼命的勇气，谁也无法给他这个胆量。我们当中有些人这么懦弱，谁也无法叫他们成为勇士，哪怕把他们吓死了也无济于事。也许是我们懂得大多了，有些人并不是生活在此时此刻，他们或生活在刚刚逝去的过去，或生活在尚未到来的不久的将来。

我的脑子里始终想着要订立一个和约拉倒，我忘不了都是这十五法郎惹出来的麻烦。十五法郎！十五法郎对我意味着什么？何况这十五法郎还不是我的。

看来范诺登对待此事的态度倒是正常得多。他不在乎十五法郎这笔小钱，是此刻的情景本身激发了他的兴致。在这类事情上需要显示勇气，因为这关系到他的男子汉气概。不论我们成功与否，十五法郎算是扔掉了。或许除男子汉气概外还有别的什么也是不可缺少的，这就是意志吧。这一回我们又像战壕里的士兵了，他压根儿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活着，如果他现在躲过去，以后反正还会挨一枪的，然而他并不躲避，仍像往常一样作战。纵使在灵魂深处，他像一只蟑螂一样胆小，而且自个儿也承认胆小，他仍会杀人，不断地杀人。只要给他一枝枪、一把刀，或者干脆叫他赤手空拳好了，他宁愿杀掉一百万人也不愿住手问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干。

我望着范诺登对付这姑娘，只觉得自己是在看一部齿轮已脱开的机器，把这些齿轮丢下别管，它们就会永远这样摆着，摩擦、滑脱，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直到有一只手关上电动机。他俩毫无半点激情地像一对山羊一样交媾，什么也不为，就为了那十五法郎在一块儿磨来蹭去，这副情景弄得我很倒胃口，最后只剩下一点儿那种动物般的好奇心了。那姑娘躺在床边上，范诺登俯在她身上，两脚牢牢地踩在地板上，真像一条色狼。我呢，就坐在他身后的一把椅子上，以一种冷静的科学态度矜持地看着他们扭来扭去，即使这情景一直延续下去我也不在乎。这正如看着一部疯狂的机器把报纸不断地抛出来，几百万张，几十亿张，几十兆张，上面的标题全是扯淡。尽管机器也疯了，看它反倒比看人和人搞的这种把戏更来劲儿，更叫人着迷。我对范诺登和这姑娘的兴趣等于零。若能就这样坐着看此刻正在进行的、世界上的每一场这种表演，我的兴趣恐怕会比零还低。我无法区别这事儿同下雨或火山爆发究竟有何不同。只要仍缺乏激情，这场表演便没有人味儿。看着那部机器也比看他们强，他们正像一部齿轮脱开的机器，需要有一只手碰碰它，把它弄好。

它需要一个修理工。

我在范诺登身后跪下，更加留神地检验这部机器。姑娘把脑袋偏向一侧，绝望地瞧了我一眼说，“没有用，不行了。”听到这话，范诺登又鼓足劲儿干起来，活像一头老公羊。他就是这么一个固执的怪物，宁肯折断了犄角也不肯停祝现在我又在他屁股上搔痒，更使他恼羞成怒。

“看在上帝份上，乔，住手吧！你会弄死这个可怜的姑娘的。”

“别打搅我，”他咕噜道。“刚才我差点儿……就插进去了。”

他这会儿的姿势和说话时那种武断的态度又一次突然叫我回忆起了从前做过的那场梦，只是这一回他走路时大大咧咧夹在腋下的那根扫帚把永远不见了。如今发生的事情是那场梦的继续——还是同一个范诺登，不过没有了那个原始动力。他像打完仗归来的英雄，一个可怜的残废人，在梦幻中的现实里生活。无论在哪儿他往下一坐椅子便散了；无论他走进哪一扇门那个房间都是空的；无论他吃什么嘴里都留下一股不好的味道。

每一件事情都跟以前一样，环境未变，梦与现实并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在睡觉和醒来这段时间之内他的躯体被人盗走了。他像一部抛出报纸的印刷机，每天抛出上百万、上亿张报纸，头一版上尽是灾难，尽是暴乱、凶杀、爆炸和撞车事故，但是他却全然无动于衷。如果没有人关上开关他绝不会明白死是怎么回事，假如自己的身体被人盗走了你就不会死了。你可以哄骗一个女人，可以像一头公山羊一样没命地干下去，永远干下去。

你也可以投身于战壕中，让炮火炸个粉身碎骨，但是如果没有一只人手的参与什么也造不出这激情的火花。总得有人把手伸进机器里去，把机器把手扳下来——若要叫齿轮重新啮合的话。

这个人要在不指望得到酬劳的前提下去这样做，他不能总惦记着那十五法郎。这个人的胸脯不能厚，一枚勋章就会叫他变成驼背。这个人还得给快饿死的女人吃一顿，而不必害怕吃的东西又被吐出来。否则这场戏便会无休止地演下去，没有一条走出迷津的道路……舔老板的屁股舔了整整一个星期后我设法弄到了佩克奥弗的工作，在这儿就得这样干。这可怜虫果然死了，是掉在电梯下过了几个小时后死的。正如我所预见的，他们替他举行了隆重的丧礼，庄严的弥撒，巨大的花圈，一切应有尽有，应有尽有。仪式结束后楼上的家伙们在一家酒吧里尽情吃喝了一顿，遗憾的是佩克奥弗无法再吃一点儿了——能同楼上的人坐在一起。又不断听到别人提起他的名字，他一定会感激不尽的。

一开始就应该说明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这就像置身于一个疯人院里，得到允许可以从此手淫一辈子。全世界都摆在我的鼻子底下，要我做的只是安排好发生灾祸的时间。楼上那帮圆滑的家伙事事都要插手，没有一件欢乐的、悲痛的事能逃过他们的注意。他们活在生活的严酷事实之中，也就是人们称之为“现实”的东西之中。这是沼泽地里的现实，他们就是除了呱叭叫之外无事可做的青蛙，他们叫得越厉害，生活就越显得真实。

律师、牧师、医生、政客、新闻记者——这些人是把手放在世界的脉搏上的江湖郎中。持续的灾难气氛，太棒了，晴雨计仿佛永远不动，旗子仿佛永远只升起了一半。人们现在可以明白天堂的理想如何独占了人类的意识，如果在所有精神支柱都被从下面击倒后仍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除了这片沼泽外一定还有一个世界，那儿的一切都弄得一团糟，很难设想这个人类朝思暮想的天堂是怎样的。无疑这是一个青蛙的天堂，瘴气、泡沫、睡莲和不流动的水，坐在一片没有人烦扰的睡莲叶子上呱呱叫上一整天——我设想天堂大概就是这样的。

我校对的这些大灾难对我产生了一种神奇的治疗效果。想一想一种完全免疫的身体状态！一种令人陶醉的人生！一种处在毒菌中间而又绝对安全的生活！任何东西都奈何我不得，地震、爆炸、动乱、饥馑、撞车、战争和革命都触动不了我。我注射的预防针可以预防每一种疾病每一种灾难、每一种悲哀和不幸，这是坚毅的一生的顶点，坐在我的小小壁龛里，全世界每天散发出的各种毒药从我手中流过，却连我的一个指甲盖也玷污不了。我是绝对免疫的，我甚至比一个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境况还好些，因为这儿没有不好的气味，只有铅燃烧的味儿。

地球可以爆炸掉，我仍要呆在这儿添上一个逗点或分号。我甚至可以多十一会儿，因为遇到这样一个大事变非得在最后多干一点儿。当世界爆炸了，最后一份报纸也送去付印了，校对们将轻轻收拾起所有逗点、分号、连字符、星号、方括虎圆括虎句点、感叹号等，把它们装进编辑椅子上方的一个小匣子里。一切安排就序。

我的伙伴们似乎没有一个理解我为什么会如此踌躇满志，他们一天到晚发牢骚，他们有野心，想显示自己了不起，要发泄怒气。一个好校对却没有野心、不骄傲、不发脾气。好的校对有点像上帝，他也在世界上，可又不属于它。他只在星期日露面，星期日便是他的休息日，到了星期日他从宝座上走下来叫忠于他的人看看他的屁股。他每星期聆听一次世上每个人的悲哀和不幸，这就足够让自己在其余几天内咀嚼了。这几天里他仍呆在冬天被冰封住的沼泽里，成为一个完善的人，一个完全纯洁的人，只有一个种过牛痘的疤痕将他与广袤的无限空间区分开。

对于一个校对，最大的灾难莫过于丢掉工作的威胁。休息时我们聚在一起，叫我们从头凉到脚的问题便是：如果失掉工作你怎么办？围场里的人的职责是清扫马粪，他最大的恐惧莫过于世界上可能会没有了马。告诉他把一生花在铲热马粪上是令人恶心的则是在干蠢事，如果一个人的生计要指望马粪，如果马粪涉及到他的幸福，他是会爱上马粪的。

如果我仍是一个有自尊心、有荣誉感、有抱负的汉子，那么这种生活无疑是跌到了堕落的底层。可是我欢迎这种生活，犹下过了几个小时后死的。正如我所预见的，他们替他举行了隆重的丧礼，庄严的弥撒，巨大的花圈，一切应有尽有，应有尽有。仪式结束后楼上的家伙们在一家酒吧里尽情吃喝了一顿，遗憾的是佩克奥弗无法再吃一点儿了——能同楼上的人坐在一起。又不断听到别人提起他的名字，他一定会感激不尽的。

一开始就应该说明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这就像置身于一个疯人院里，得到允许可以从此手淫一辈子。全世界都摆在我的鼻子底下，要我做的只是安排好发生灾祸的时间。楼上那帮圆滑的家伙事事都要插手，没有一件欢乐的、悲痛的事能逃过他们的注意。他们活在生活的严酷事实之中，也就是人们称之为“现实”的东西之中。这是沼泽地里的现实，他们就是除了狐叭叫之外无事可做的青蛙，他们叫得越厉害，生活就越显得真实。

律师、牧师、医生、政客、新闻记者——这些人是把手放在世界的脉搏上的江湖郎中。、持续的灾难气氛，太棒了，晴雨计仿佛永远不动，旗子仿佛永远只升起了一半。人们现在可以明白天堂的理想如何独占了人类的意识，如果在所有精神支柱都被从下面击倒后仍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除了这片沼泽外一定还有一个世界，那儿的一切都弄得一团糟，很难设想这个人类朝思暮想的天堂是怎样的。无疑这是一个青蛙的天堂，瘴气、泡沫、睡莲和不流动的水，坐在一片没有人烦扰的睡莲叶子上狐叭叫上一整天——我设想天堂大概就是这样的。

我校对的这些大灾难对我产生了一种神奇的治疗效果。想一想一种完全免疫的身体状态！一种令人陶醉的人生1一种处在毒菌中间而又绝对安全的生活！任何东西都奈何我不得，地震、爆炸、动乱、饥饿。撞车、战争和革命都触动不了我。我注射的预防针可以预防每一种疾并每一种灾难。每一种悲哀和不幸，这是坚毅的一生的顶点，坐在我的小小壁龛里，全世界每天散发出的各种毒药从我手中流过，却连我的一个指甲盖也沾污不了。我是绝对免疫的，我甚至比一个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境况还好些，因为这儿没有不好的气味，只有铅燃烧的味儿。

地球可以爆炸掉，我仍要呆在这儿添上一个逗点或分号。我甚至可以多十一会儿，因为遇到这样一个大事变非得在最后多干一点儿。当世界爆炸了，最后一份报纸也送去付印了，校对们将轻轻收拾起所有逗点、分号、连字符、垦号、方括虎圆括虎句点、感叹号等，把它们装进编辑椅子上方的一个小匣子里。一切安排就序。

我的伙伴们似乎没有一个理解我为什么会如此踌躇满志，他们一天到晚发牢骚，他们有野心，恩显示自己了不起，要发泄怒气。一个好校对却没有野心、不骄做、不发脾气。好的校对有点像上帝，他也在世界上，可又不属于它／他只在星期日露面，星期日便是他的休息日，到了星期日他从宝座上走下来叫忠于他的人看看他的屁股。他每星期聆听一次世上每个人的悲哀和不幸，这就足够让自己在其余几天内咀嚼了。这几天里他仍呆在冬天被冰封住的沼泽里，成为一个完善的人，一个完全纯洁的人，只有一个种过牛痘的疤痕将他与广紊的无限空间区分开。

对于一个校对，最大的灾难莫过于丢掉工作的威胁。休息时我们聚在一起，叫我们从头凉到脚的问题便是：如果失掉工作你怎么办？围场里的人的职责是清扫马粪，他最大的恐惧莫过于世界上可能会没有了马。告诉他把一生花在铲热马粪上是令人恶心的则是在干蠢事，如果一个人的生计要指望马粪，如果马粪涉及到他的幸福，他是会爱上马粪的。

如果我仍是一个有自尊心、有荣誉感。有抱负的汉子，那么这种生活无疑是跌到了堕落的底层。可是我欢迎这种生活，犹如一个重病人迎接死亡的到来。这是一种消极的现实，同死亡一样，这是一个没有死亡的痛苦、没有死亡的恐怖的天堂。在这个地下世界里唯一一件要紧的事是正确拼词和添标点符号，报上有何种灾祸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只是词儿拼写的是否正确。

每一件新闻都同等重要，不论是晚礼服的最新款式还是一只新战舰、一场瘟疫、一次大爆炸、一项天文学新发现、河堤决口、列车颠覆、炒卖股票、毫无希望的赛马赌注、处决、拦路抢劫、暗杀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什么也逃脱不过校对者的眼睛，可是什么也穿不透他的防弹背心。希尔夫人（从前的埃斯特乌小姐）给印度人阿格哈·米尔写信，说她对他的工作甚为满意。

“我于六月六日结婚，谢谢你。我们很幸福，我希望在你的神力庇护下我们会永远很幸福的。我电汇给你……钱……这是奖赏你的……”这个印度人是算命的，他能准确而又神秘地察觉你在想什么。他会劝导你，帮你摆脱所有烦恼和各种不遂意的事情，“请往巴黎麦克马洪大道二十号打电话或写信。”

他猜你在想什么真是猜得棒极了！按我的理解这是说他没有一回猜错，从最琐碎的到最无耻的念头。这个印度人的时间一定很宽裕。或者是，他只集中精力去猜那些给他汇钱的人的思想。在同一版上我还看到一条标题宣布“宇宙扩展太快，甚有可能爆炸”，标题底下的照片上是一个头痛欲裂的脑袋瓜，再下来是一篇关于珍珠的谈话，署名是特克拉。他告诉大家，牡蛎可生产两种珍珠，“野生的”或东方珠和“养”珠。同一天在特里尔城大教堂里，德国人在展览基督的外衣，这是四十二年里首次把它从樟脑丸中取出，不过没有提到裤子和背心。还是同一天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两只老鼠出生在一个人的胃里，信不信由你。一个有名的女电影演员两条腿搭在一起的照片登了出来：她正在英国海德公园里休息。下面是一个著名的画家说，“我承认柯立芝太太有魅力，有个性，即使她丈夫不是总统她也能成为十二位最有名望的美国人之一。”从采访维也纳的亨姆霍尔先生的一篇访问记中我读到……亨姆霍尔先生说，“在结束之前我想说，无可挑剔的剪裁和试穿仍是不够的，好裁缝的手艺只有穿着合适才算。一套衣服必须贴身，可是穿衣人行走或坐下时还要保持线条。”无论何时煤矿——一个英国煤矿里发生爆炸，请注意，国王和王后准会立即拍来电报表示哀悼。他们还经常去看重要的赛马，据这篇报道说，尽管那天的比赛是在德比举行的他们也去了。我相信这番记述，“下起了大雨，使国王和王后吃了一惊。”更令人心碎的还是这样的消息：“据称，在意大利那些迫害活动不是针对教会的，然而它们被用来反对教会的某些最敏感的机构。据称，它们并不反对教皇，只反对教皇的心脏和眼睛。”

我得走遍全世界才找得到这样一个舒服、适意的职位，这几乎难以置信。在美国，人们往你屁股底下塞爆竹来给你打气，当时我怎么能预料到自己这种气质的人的最理想职位竟是去寻找拼写错误？在那边你一心只想着有朝一日要当美国总统，可能每个人都是做总统的材料。这儿却不同了，这儿每个人都只能是一个零蛋，如果你成了名人也是出于侥幸，是一个奇迹。在这儿你能离开你出生的村庄的可能性只有千分之一，你的腿被枪打断或眼珠被打出来的机会却是一千比一。除非发生奇迹你才会成为将军或海军少将。

可正是因为机缘对你不利，正因为没有多大希望，这儿的生活才可爱。过一天算一天。没有昨天，也没有明天，晴雨表永远不变，旗子始终半升半降。你在胳膊上系一块黑纱，在纽扣孔里别一段丝带。如果你有幸买得起，还可以替自己买一副特轻人造假肢，最好是铝的，它不妨碍你喝开胃酒、上动物园去看动物或是同时刻准备扑向一块新鲜的臭肉、沿着林荫道飞来飞去的兀鹰嘻戏。时光在流逝。如果你不是本地人而且一应证件都全，你尽可以接触传染源而不必担心感染。如果有可能，弄一份校对员的工作更好。这样，一切都妥了。就是说，假如你凌晨三点往家走时碰巧被骑自行车的警察拦住，你可以朝他们嘛僻啪啪地捻手指。早上市场上最忙乱时你可以买比利时鸡蛋，五十生丁一只。校对员通常不睡到中午不起床，甚至更晚。

挑一家紧挨着电影院的旅馆就好了，因为你若容易睡过头，日场电影的开映铃声会唤醒你。如果找不到一家紧挨电影院的旅馆，挑一家靠近墓地的也行，结果也是一样的。要紧的是，永远别泄气。永远别泄气。

这也是我每天晚上试图向卡尔和范诺登耳朵里灌输的，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不过用不着泄气。我仿佛皈依了一种新的宗教，仿佛每天夜里都向圣母玛丽亚做一次一年一度、连续九夭的祈祷。我想象不出如果自己当了报纸的编辑或美国总统又能得到什么好处，我处在一条死胡同里，这儿既自在又舒服。手里拿着一份报，我听着身边的乐声、嗡嗡的人说话声、排字机的叮当声，像是有一千只银手锅在通过衣物绞干机。不时有一只老鼠从我们脚下跑过，一只蟑螂从我们面前的墙上爬下来，细嫩的腿灵巧地小心移动着。白天的事件从你鼻子底下滑过，轻轻地、不引人注目，你不时地会遇到一个署名使你想到一只人手、一种自我主义以及这人的虚荣心。它们安详地滑过去，像送葬队列走进公墓大门时那样。用作抄写的桌子底下铺了厚厚的一层纸，一踩上去有点像踏在有一层软毛的地毯上。范诺登桌下到处洒着褐色的汤汁。十一点左右卖花生的小贩来了，他是一个智力有缺陷的美国人，他对自己的命运也挺满意。

我不时收到莫娜的电报说她将坐下一条船来，上面总是说，“信随后就要。”这种情况延续了九个月，可我从来没有从乘船来的旅客名单上看到她的名字，仆人也从未用银盘子托着一封信拿给我，我也就再不指望发生这种事情了。如果她真的来了，她可以在楼下找我，就在厕所后面。也许她会立即告诉我这里不卫生，一个美国女人对欧洲的第一观感便是不卫生。如果没有现代化抽水马桶她们就无法想象这儿是一个天堂；如果发现一只臭虫她们就要马上给商会写信。我怎么启齿向她解释我在这儿很满意？她一定会说我已经堕落了，她这一套我很清楚，她想找一间带花园的工作室，当然还得有浴盆。她要穷得浪漫，我了解她。不过这一回我都替她预备好了。

有些天太阳出来了，我走下那条被人来回踏了许多遍的小径，一边如饥似渴地思念着她。尽管这种严酷的生活也令人满意，我仍不时会渴望过另一种方式的生活，会臆想如果身边有个年轻活泼的女人将会发生什么变化。麻烦的是我几乎已不记得她的模样了，也记不得搂着她时是什么感觉。过去的一切似乎都己沉入大海，我还有记忆力，不过眼前的形象已失去生气，它们好像死去了、散乱了，像插在泥沼上久经岁月侵蚀的木乃伊。若试图回忆我在纽约的生活，我想起的只是几个支离破碎的片断，这些片断极可怕，上面还蒙着铜锈。我的整个生命似乎已在某个地方终止了，可是我说不上确切在哪儿。我己不再是美国人、纽约人，更不是欧洲人、巴黎人。我不忠于什么人，没有责任、没有仇恨、没有忧虑、没有偏见、没有激情。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什么，我是中立的。

在我们三个人夜里回家的路上，一阵恶心过后我们常常开始谈论一些事情的状况，那种热心劲儿只有不积极参与生活的人才表现得出。有时我爬上床时感到奇怪的是这种热情的产生只是为了消磨时光，为了打发从办公室徒步走到蒙帕纳斯所需的这四十五分钟。也许我们有改进这个或那个的最机智、最实际的主意，可是却没有把这些主意拉到需要它们的地点去。更奇怪的是主意与生存之间毫无关系并不使我们痛苦或不快，我们已经十分适应了。假如明天有人吩咐我们用手走路，我们也会毫无怨言地照办。当然，条件是报纸照样印，我们定期领薪水。其他的都没有关系，什么都没有关系。我们已经东方化了，已经成了苦力，白领苦力，每天一捧米就封住了我们的嘴。那天我读到，美国人脑袋的一个特点是在枕骨部有一块缝间骨，或者叫顶间骨。横向枕骨骨缝常在这块骨头上出现，据这位著名学者后来说，这是由于胎儿期的挤压造成的。这是抑止发育的迹象，表明这是一个低劣的人种。他继续写道，“美国人的头颅的平均脑容量比白种人低，但高于黑种人。不分性别，如今的巴黎人的脑容量是1448立方厘米，黑人是1344立方厘米，美国印第安人是1376立方厘米。”从这一大堆话中我推理不出什么来，因为我是美国人，却又不是印第安人。可是这样解释这些事情，比方说，根据一块骨头、一块顶间骨未免有些狡辩。他也承认个别印第安人的脑子达到了罕见的1920立方厘米，这样大的脑容量是其他人种都不曾超过的，但是这个事实也丝毫没有动摇他的理论。我满意地读到无论男女，巴黎人的脑容量都正常，显然他们的横向枕骨骨缝不那么执拗。他们懂得如何消受一杯开胃酒，也不为房子尚未油漆而焦虑不安。就脑颅的数据来看他们的脑袋并没有特殊之处。他们把生活的艺术发展到了十全十美的境地，这一定是基于其他一些原因。

在路那边保罗先生开的小咖啡店里，我们可以在为记者保留的一间里屋里赊帐吃饭。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小房间，地板上洒着锯末，苍蝇随着季节的改换飞来飞去。我是说这是专为记者保留的房间，可我并不是指我们单独吃饭。恰恰相反，这是说我门有幸结交妓女和拉皮条的，他们在保罗先生的常客中占了一大部分。这样的局面正中楼上那些家伙的下怀，因为他门总在注意寻找性感女人，就连那些有一个牢靠的法国小姑娘的人也不反对不时改换一下胃口。要紧的是别染上花柳病，有时好像一场时疫横扫了整个办公室，也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他们全都跟同一个女人睡了觉，不管怎么说，看到他们不得不坐在一个皮条客旁边时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真叫人痛快。尽管一个拉皮条的也有一些职业上的小小困难，相比之下他们却过着奢侈的生活。

这会儿我特别想起了一个高大的金发男人，他骑着脚踏车送《哈瓦斯信使报》。他吃饭时总是迟到一会儿，总是汗流浃背，脸上涂满了污垢。进门时他是迈着优雅、可笑的步子，他举起两根手指向每个人致敬，然后匆匆忙忙走到厕所和厨房之间的污水槽边去。擦脸时他迅速查看一下吃的东西，若看见案板上有一块烧好的牛排便捡起来闻一闻，要不就把勺子伸进大锅里尝一口汤。他像一头警犬，鼻子始终贴在地上。撒完了尿，捍完了鼻涕，准备工作算是做完了，这时他便大大咧咧地朝他的姑娘走来，“吱”地狠狠亲她一下，同时还爱抚似的拍拍她的屁股。我从未见过这个姑娘有过不干净整洁的时候——甚至在早晨三点钟工作了一夜后她也很整洁，真像刚刚从土耳其浴室的浴盆里爬出来的。看到这两个体魄健壮的野人，看到他们那么安详，那么相爱，胃口又是那么好，这倒也令人愉快。我现在谈到的是晚饭，是她去干活前吃的一点点零食。过一会儿她就得告别她的大块头金发野人，到林荫道上某个地方去啜餐后酒。

即使这个差事使人厌烦、累人，她当然也不会流露出来。大块头的家伙来了，饿得像一只狼，她便搂抱住他，急不可耐地亲他，亲他的眼睛、鼻子、脸、头发、颈后……她也会吻他的屁股，若是这事儿能当着众人的面干。显然她对他感恩戴德，并不是为了得一份工钱才跟他厮混的。吃饭时她笑得前仰后合，一直笑到吃完饭，你会以为她无牵无挂，无忧无虑。有时作为爱的一种表达方式她扇他的耳光，又清脆又响亮，这一掌若掴在一个校对员脸上准会把他打得晕头转向。

他俩似乎根本没有察觉到周围的一切，除了他们自己和大口大口吞进肚里的食物。他们这么踌躇满志，这么和谐，这么彼此互相理解，范诺登疯了一样死死盯着他们看，她把手伸进大块头的裤裆里，大块头做出反应抓住她的乳头玩笑似的捏——这是使范诺登最着迷的一幕。

另外一对男女通常也在这个时间到来，他们的举动像结了婚的夫妻。他们吵架，把家丑当着众人面扬出来，给自己也给别人造成不快，在威胁、诅咒、训斥和苛责之后又和好了，搂在一起接吻，情意绵绵，真像两只斑鸠。这个被男人称作卢西恩的女人是个长一头白金色头发的大胖子，表情残忍、严肃。一发起脾气来她便恶恨恨地咬住厚厚的下唇，她的眼睛很冷酷、很小，有点儿呈黯淡的灰蓝色，一盯上男人就盯得他直流汗。不过这位卢西恩是个好女人，尽管这场口角开始时她摆出一副兀鹰的架势，她包里总是装着钱，付钱时小心谨慎也只是因为不想纵容男人的坏习惯。如果你把卢西恩滔滔不绝的斥责当真，她男人便是一个意志力薄弱的人，等她时他会一晚上花光五十法郎。侍女来问他吃什么，他却没有胃口了。卢西恩吼道，“哼，你又不饿了！我想你是在蒙马特尔街等我呢。但愿你在我替你当牛做马时玩得愉快。说，笨蛋，到哪儿去了？”

当她这样发火而且气得要命的时候，他只是胆怯地望着她，似乎认为保持缄默是最好的策略，他随即低下头去玩弄自己的餐巾。然而这个小举动更使卢西恩怒不可遏，她很熟悉这个动作，心里当然也暗暗在高兴，因为她现在可以确信他有过失了。

“说呀，笨蛋！”她尖叫道。于是他以尖细怯懦的声音悲哀地解释说，等她时他饿极了，只是站下吃了一个三明治，喝了一杯啤酒。他愁眉苦脸他说，这已足以败坏他的胃口了，不过现在使他忧心的显然不是吃的，他试图以更有说服力的调子不假思索地说，“不过我一直都在等你。”

“撒谎！”卢西恩叫道，“骗子！哼，幸亏我也是个骗子……一个高明的骗子。你的小谎言叫我恶心。你怎么不编一个大谎？”

他又垂下头去心不在焉地捡起几块碎屑放进嘴里，她在他手上打了一把，“别这样！你叫我心烦。你是这么一个笨蛋。骗子！你等着，我还要跟你算帐的。我也是个骗子，不过可不是笨蛋。”

过了没多久他们便紧靠着坐在一起了，手挽着手，卢西恩低声耳语道，“啊，我的小兔子，现在真跟你难舍难分了。来，吻吻我！你今晚干什么？说实话，我的小东西……对不起，我的脾气真坏。”他轻轻吻吻她，正像一只长着粉红色长耳朵的兔子，他轻轻碰碰卢西恩的嘴唇，像是在啃一块卷心菜叶。与此同时他明亮的圆眼睛贪婪地盯上了放在她身边长椅上的钱包，他只是在等待机会大大方方从她身边溜走，他巴不得快走，快坐到蒙马特尔街上一个安静的咖啡馆里去。

我认识这个长着一双兔子似的圆而胆怯的眼睛的天真无邪的小鬼，也知道钉着铜牌子、卖避孕套的蒙马特尔街是一条多么声名狼藉的街道，那儿灯光彻夜通明，性像阴沟一样充斥着整条大街。从拉斐特街步行走到这条林荫道上犹如受夹答刑一样，她们无休止地缠着你，像蚂蚁一样咬住你，她们哄、骗、勾引、哀求、乞求，她们用德语、英语、西班牙语试着跟你攀谈，她们给你看她们破碎的心和走乏了的双脚。你嗅得到厕所里的香味，即使你早已把触手砍掉，即使那嘶嘶哧哧的声音早已消逝——这是“舞蹈香水”的气味，只保证在二十厘米距离以内有效，一个人可以在从这条林荫道到拉斐特街这一段短短的路上花费完一生的光阴，每一间酒吧里都很活跃、热闹，骰子都灌上了铅，收款员像鹰一样蹲在高凳子上，他们经手的钱有一股人身上的臭味。法国银行里也找不到这儿流通的这种充满血腥味的钱，这钱被人的汗水浸得发亮，它像森林火把一样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里，留下烟和臭味。谁若能在夜间步行走过蒙马特尔街而又不气喘、不出汗，不祷告也不骂娘，他准是一个没有睾丸的男人。如果有，也应该把他阉掉。

假如这个胆小的兔子在等他的卢西恩时真的一晚上花掉了五十法郎呢？他真的饿了买了一块三明治和一杯啤酒，还是停下跟别人的婊子聊了一会儿？你认为他应该厌倦这种夜复一夜的老一套生活？你认为这种生活应该给他造成负担、压垮他、烦死他？但愿你并不认为一个皮条客不是人，别忘了，一个拉皮条的也有自己的悲哀和不幸。也许他最乐意做的事情莫过于每天晚上站在角落里，牵着两条白狗，看它们撒尿。或许他喜欢一开门便看到卢西恩在家里看《巴黎晚报》，已经困得眼皮有点儿沉重了。或许一俯在卢西恩身上便闻到另一个男人的气息会使他不那么快活。也许，只有三个法郎和一对在墙角里撤尿的狗也比去亲那破了的嘴唇好些。我跟你打赌，当她把他紧紧搂注当她乞求得到那个只有他才知道如何发送的那一小兜爱时，他便像一千个魔鬼一样拼命干，好把从她两腿间穿过的那个团队消灭光。也许他占有她的身体、练习一首新曲子时并不全是出于激情和好奇心，而是在黑暗中搏斗，独自一人抗击冲破城门的大军——踩她、践踏她的大军，这支大军使她如此贪婪，连瓦伦提诺也难以满足她的强烈欲望。每当我听到对卢西恩这样一个姑娘的责难，每当我听到她受到诋毁或轻视，因为她冷酷和唯利是图，因为她太呆板、太匆忙、太这个。太那个，我就对自己说，得了，你这家伙，别这么性急！记住你在这列队伍的最末尾，记住整整一个军包围了她，她已被糟塌坏了、抢光了。我对自己说，你这家伙，别因为知道替她拉客的人正在蒙马特尔街乱花这五十法郎就舍不得你给她的这笔钱，钱是她的，拉皮条的人也是她的。这是血汗钱，这是永远不会退出流通的钱，因为法国银行中没有可以取代它的钱。

坐在我的小位子上摆弄《哈瓦斯信使报》或解译芝加哥、伦敦和蒙特利尔来的电报时，我便常常会这样想。在橡胶和丝绸市场与温尼伯的谷物之间不时传来蒙马特尔街上微弱的嘶嘶哧哧声，当证券疲软、关键经济部门受挫、有翅动物兴奋不已；当谷物市场不景气、公牛开始眸眸叫；当每一个见鬼的灾祸、每一个广告、每一则体育消息和时装评述、每一条船的抵达、每一个旅行见闻讲座、每一段闲话的开场白都标上了标点符号，都校定了，加上了标题并通过戴银手镯的手交出去；当我听到第一版被人用锤子毁了，看到青蛙如同喝醉酒的爆竹一样乱蹦乱跳——每每在这些时刻我便想起卢西恩展翅飞过林荫道，像一只巨大的银白色兀鹰悬在缓慢移动的车流上。这是一只从安第斯山顶上飞来的怪鸟，肚皮是白玫瑰色的，身上有一个坚硬的瘤子。有时我独自步行回家，便跟着她穿过漆黑的街道，穿过卢浮宫广尝艺术桥、拱廊、出口、裂缝、梦幻状态、病态的“一片惨白、卢森堡的羽管、缠绕在一起的树枝、鼾声和呻吟声、绿色的板条、乱弹琴时发出的叮当声、星星的光、闪光的星、防被堤以及卢西恩的翅膀尖掠过的带蓝白条纹的帆布篷。

即将破晓时路灯蓝光下的花生皮显得苍白、皱在一起，蒙帕纳斯沿岸的荷花弯了，折断了。退潮时污泥中只剩下几个有梅毒的美人鱼搁浅在那儿，多姆饭店像遭到暴风袭击过的射击常一切都慢慢滴回阴沟里去，死一般的寂静持续了大约一个钟头，在此期间呕吐物被擦净了。突然树木尖叫起来，一支疯狂的歌响彻林荫道两端，像是宣布交易中止的信号。原有的希望被扫荡殆尽，撤最后一泡尿的时辰已到，白天像麻风病人一样偷偷溜进来……上夜班时必须留意的一件事是别打乱你的作息时间，假如小鸟开始叫你还没有上床，再上床也就完全无济于事了。这天早上我无事可做，便去参观了植物园。来自查普特佩克的漂亮鹈鹕和开了屏的孔雀用傻呼呼的眼光望着你。突然，下起雨来了。

坐公共汽车回蒙帕纳斯去的路上我注意到对面坐着一个小小的法国女人，她僵直地坐着，似乎还为自己感到自豪。她只坐了一个椅子边，似乎怕把自己丰满的屁股压坏了。我在想，如果她摇摇身子，从她屁股那儿突然窜出一只大开屏的光艳孔雀尾巴就太妙了。

在阿维尼咖啡馆停下吃东西时，一个大肚子女人企图吸引我对她的状况的兴趣，她希望我跟她到一个房间里去消磨上一两个钟头。这是头一次遇到一个怀孕女人提出要跟我睡，我差点儿就想试试了。她说孩子一生下来就交给政府，她就可以重操旧业了，她是制帽子的。看出我的兴趣越来越小，她便拿起我的手放到她肚子上。我感觉到肚子里有东西在动，便兴趣索然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地方像巴黎这样能满足各种不同的性要求了。一个女人一失去一颗门牙、一只眼睛或一条腿便马上去当婊子。在美国，如果她是残废而又别无所长便只有饿死的份了。在这儿却不同，少了一颗牙、鼻子被人咬掉或是子宫干瘪了，任何使本来就不漂亮的女性更丑的不幸遭遇都被人认为是更有情趣，是对男性已腻味了的胃口的一种刺激。

我自然是在讲大城市里特有的那种情况，这里的男男女女的最后一点精力都被机器榨干，他们是现代进步的殉难者，画家觉得难以画上血肉的正是他们的一堆骨骼和衬衫领扣。

只是到了后来，到了下午我来到塞兹街上一家艺术博物馆、被崇拜马蒂斯的男男女女围住时，我才又被带回人类世界的正常领域里。在一个四堵墙都在闪闪发光的大厅门口，我站了一会儿才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当四周早以习以为常的灰色被扯得四分五裂、生活的绚丽多彩用歌曲和诗篇弘扬开来时一个人常会感受到这种震惊。我发觉自己置身于一个如此自然、如此完美的世界里，我发觉自己沉溺于其中了。我的感受是自己置身于生活的核心，不论我从何处来，采取何种态度，一旦陷进发芽的树丛中央，一旦坐在已勒贝克那个巨大的餐室里我便沉溺于其中了，我第一次领会了那些室内静物画的深邃含义，它们借视觉和触觉的威力体现出其存在。站在马蒂斯创造的这个世界的门口，我又一次体验到了那种启示力量，正是这种启示令普鲁斯特得以大大改变生活的图景，使那些像他一样的人对声音和意义的炼丹术十分敏感，并能把生活中令人不快的现实转换成艺术中实在的、有意义的轮廓。只有那些能让光线射进喉咙的人才能解释自己心里想的是什么，现在我仍清晰地记起巨大枝形吊灯反射出的炯炯闪光如何散开并且变成血红色，点缀在单调地照在窗外暗晦金色上的光波顶端。海滩上，桅杆和烟囱交织在一起，艾伯丁大厦像一个黑褐色的影子滑过海浪，与一个原生质地域的神秘中心融合在一起，将她的情影同死亡的梦幻和预兆连结在一起。随着白天的结束，痛苦像雾气一样从地下升起，接踵而至的是悲哀，它阻塞了海洋和天空的无尽的景致。两只蜡黄的手无生气地摆在床罩上，一只贝壳用呜咽的笛声沿着苍白的静脉血管复述它诞生的往事。

马蒂斯的每一首诗里都包孕着一小块人肉的历史，它拒绝接受死亡的结局。整个肉体，从头发到指甲都体现了活着的奇迹，仿佛在对更伟大的现实的渴求中精神力量已将肌肤上的毛孔变成了看得见的饥饿大口。不论一个人幻想什么，总有航海的气味和声音，即使只回顾他的梦境的一小隅他也不可避免地会感觉到涌起的浪头和凉爽的、四处飞溅的浪花。他站在舵前，瞪着坚定的蓝眼睛凝视时间之囊。他长时间地斜着眼凝视过那些遥远的角落、低头越过隆起的大鼻子，他便看到了一切——科迪勒拉山系堕入太平洋、写在羊皮纸上的流亡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历史、透过缝隙看见的海滩上的漂亮姑娘、贝壳状的钢琴。花冠发出轻松的悦耳声响。变色蜥蜴在书的重压下蠕动、音乐像火焰一样从苦难的隐身日全蚀中迸发出来、芽胞和石珊瑚在地上滥生、肚脐里吐出痛苦的明亮鱼卵……他是一位贤明的哲人、一个跳来跳去的先知，画笔一挥便用生活中不容置疑的事实取代了丑陋的绞刑架，人类的躯体就锁在这个架子上。假如今天哪个人具有天赋，知道在哪儿消溶人的身体、有勇气牺牲一条和谐的线条以发现血液的流动节奏和细微声响、放出折射在自己体内的光线并让它照在调色板上——这个人就是他了。他在生活的琐事、混乱和嘲弄后面发现了无形的模式，并且在空间里玄之又玄的颜料中宣布他的发现。他意在创造，不寻找俗套，不窒息思想，不冲动。即使世界毁灭了仍有一个人留在地球的核心，他站得越发牢固，随着分解过程的加快越具有离心力。

世界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昆虫学家的梦。地球偏离了自己的轨道，地轴错了位，鹅毛大雪从北方飘下。新的冰河时代正在来临，横的缝口正在合拢，胎儿的世界在美国中西部谷物带濒临死亡，成为死去的乳状突起，三角洲突然间消失，河床平滑如镜。当世界同一阵阵明亮的黄色岩石相撞时，新的一天开始了，冶金的一天开始了。温度计的水银柱落下来时，世界的形象变得模糊不清了，仍有渗透，有些地方还会发出声音，但在地球表面的静脉全曲张了，在地球表面光束曲折了，太阳像迸裂的直肠一样鲜血直流。

马蒂斯就处于这个正在散架的车轮正中，他会一直滚动，直到组成这个车轮的一切都散开。他已在地球上滚出相当一段距离了，滚过了波斯、印度和中国，像一块磁铁，他从库尔德、俾路支、廷巴克图，索马里、吴哥、火地岛等地把微小的颗粒吸附到自己身上。他用孔雀石和宝石打扮起来的土耳其女奴的身体上长着一千只眼，这些洒了香水的眼睛全在鲸鱼的精液里浸过。微风起处便出现静似果冻一样的野生物，是白鸽子来到了喜马拉雅山的冰蓝色血管里拍动翅膀、发情。

科学家们用来遮盖现实世界的糊墙纸正在变成破烂，他们制造生命的大妓院并不需要装饰，要紧的是下水道必须有效地工作。美，在美国使人们如醉如痴的、狡狯的美不存在了。要探究新的现实首先必须拆开下水道，割开生疽的排泄管，因为它们构成了供给艺术排泄物的泌尿生殖系统。白天有股高锰酸盐和甲醛味，下水道被纠缠在一起的动物胚胎堵住了。

正像一间老式的卧室，马蒂斯的世界仍是美好的，没有看到滚珠轴承、锅炉板、活塞、活动扳手，这与波伊思公园里快乐的饮酒和通奸成风的牧人时代同属一个古老世界。在这些生着活的、通气的毛孔的人中间移动，我觉得慰籍、提神，他们的背景同光线一样稳定、牢靠。沿着马德莱娜林荫道步行，妓女们在身边擦过时我深刻领悟到了这一点，这时看她们一眼便使我发抖。这是不是因为她们艳丽或营养好？不是，沿着马德菜娜林荫道很难找到一个漂亮女人。然而在马蒂斯这儿、在他的笔触下有一个颤抖的发光世界，它只要让女性来使最容易瞬时即逝的愿望具体化。在小便池外面遇到一个卖身的女人的经历始于已知世界的疆界消失之处，这个小便池里贴着香烟纸、甜酒、杂技、赛马的广告，浓密的树叶透过厚厚的墙和房顶。晚上绕着墓地围墙转，我不时跌在马蒂斯拴在树上的土耳其女奴的幽灵身上，她们缠绕在一起，长发浸透了树枝。几英尺以外脸朝下躺着波德莱尔裹得像木乃伊一样的鬼魂，经过难以计算的漫长岁月才移到了这里，整个世界再也不会产生他这样的人了。手被捆注两腿问布满很多斑斑点点的男人和女人呆在咖啡馆的幽暗角落里，边上站着侍者，围裙里兜满了铜子儿，耐心等待曲间休息好扑到他妻子身上抢光她的钱。即使世界分崩离析了，属于马蒂斯的巴黎仍会随着美好的、叫人喘息不止的性欲高xdx潮一起颤动，空气中总是充满了凝结的精液，树木像头发一样纠缠在一起。凭借摇摇摆摆的车轴支撑，车轮稳稳地滚下坡去，没有制动闸，没有滚珠轴承，没有充气轮胎。轮子散架了，但是革命未受影响……

我在美国时有几位印度朋友，有的好，有的坏，有的不好也不坏。环境常将我置于一个有幸能为他们效劳的位置上，我替他们找工作，给他们提供住宿，若有必要还给他们饭吃。我得承认，他们都非常感恩戴德，实际上他们这样总光顾我倒使我的日子很难过。他们中有两个是圣人——若是我知道圣人是怎样的。尤其是卡普特，人们有天早晨发现他的喉咙被人割了一个大口子。那是在格林威治村的一所小房子里，人们有一天早上发现他一丝不挂地瘫在床上，被人割开了一个大口子。时至今日还没有搞清楚他究竟是被人谋杀的还是自杀的，不过这也无关紧要……我回想起我在纳南塔蒂的住所的一连串往事，我在想这一切是多么奇怪——我竟把纳南塔蒂全忘了，直到那天我躺在塞尔街上一家寒伦的旅馆里才又重新记起他来。我睡在铁床上，想到自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毫无价值的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这时暮地眼前闪现出这几个字：无足轻重的人。我们在纽约就是这样叫他的——无足轻重的人，“无足轻重先生”。

我睡在那套豪华房间的地板上，纳南塔蒂在纽约期间便住在这儿。他在扮演一个乐善好施者的角色，给了我两条盖上浑身发痒的毯子，原先是盖在马身上的。我就蜡缩在里面，躺在落满尘土的地板上。一天里的每一小时都有零活可干——假如我蠢到呆在屋里不出门的田地。早晨他粗暴地唤醒我，叫我替他预备午饭吃的蔬菜：葱头、大蒜、豆子等等。他的朋友凯皮告诫我不要吃这些东西，说它们不好。好坏又有什么关系？吃的！这才是最要紧的。为了一点点吃的我十分乐意用一把破扫帚清扫他的地毯，替他洗衣服，一俟他吃完饭就拣起掉在地上的残渣吃下去。自从我来了他已变得绝对讲究干净——现在一切都得掸灰，椅子一定得按规定的样子摆好，钟一定得按时敲响，卫生间也一定得好好冲洗……真没有见过比他更古怪的印度人，而且他还小气得要命！待摆脱他的控制以后我要好好嘲笑他一顿。可我现在是囚犯，是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贱民，一个不可接触的人……若是我到晚上还没有赶回来盖上马盖的毯子睡觉，我一回来他便会说，“嗬，原来你还没有死？我还以为你已经死掉了呢。”

他明知我一文不名，可还是每天都告诉我他刚刚在附近找到了廉价出租的房间。我说，“可你知道，我还租不起一个房间呢。”

这时他便像中国佬那样眨眨眼毫不在意他说，“哦，对了，我忘了你没有钱。我总是忘事儿，安德里……不过等电报来了……等莫娜小姐给你寄来钱，那时你就跟我去找个房间，好吗？”话音未落他便又力劝我愿住多久就住多久——“六个月……七个月……你在这儿对我帮助很大。”

纳南塔蒂是一个我在美国时从未为之效劳过的印度人，他自称是一个有钱的商人，一个珠宝商，在巴黎拉斐特大街有一套豪华房子，在孟买有一座别墅，在大吉岭又有一所带游廊的房子。我一眼便看出他是一个笨蛋，不过笨蛋有时却具有聚起一大笔财富的天赋。我当时不知道他曾在纽约给旅馆老板留下两只大珠子抵帐，我觉得好笑的是，这个小个儿一度曾在纽约那家旅馆大厅里摇来晃去，他拄着乌木手杖，将侍者挥来斥去、为客人订午饭、使唤茶房去买戏票，按天租用出租车……这时他衣袋里却一文钱都没有。他只有脖子上挂的那一串大珍珠，把这些珠子一个个卖了换钱用。我还觉得好笑的是他常傻气十足地拍拍我的背，感谢我对那伙印度人还不错——“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非常聪明！”他还告诉我某位好心的神会报答我的善举。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明白为什么这些聪明的印度人——有一回当我建议他们向纳南塔蒂借五美元时，他们都吃吃地笑。

我现在纳闷的是，这位好心的某某神将如何报答我的善举。

我不过只是这个又肥又矮的家伙的奴仆，得时刻听从他的吩咐，他这儿需要我——这是他当面告诉我的。一走到便盆旁他便嚷道，“安德里，请给我拿一壶水来，我要擦一把。”这位纳南塔蒂从不愿用手纸，想必这是同他的宗教信仰相抵触的吧。他不用手纸，却要一壶水和一块破布。他还挺娇嫩，这个又肥又矮的家伙。有时我正在喝一杯他扔进一片玫瑰花瓣的淡茶，他来了，冲着我的脸放一个响屁。他从来不会说“对不起”！他的古吉拉特语词典上想必没有这句话。

我来到纳南塔蒂的公寓这天他正在作沐浴仪式，也就是说，他正站在一只脏水钵上努力把一只弯曲的胳膊伸到颈后，钵边摆着一只铜高脚杯，那是他用来换水的。他要我在沐浴仪式期间别出声，于是我便按他的吩咐一声不响地坐着，看他歌唱、祈祷，不时朝水钵吐水，这就是他在纽约时谈到的那套豪华房间了！拉斐特大街！我觉得这就是纽约的一条主要街道，我只想到住在这条街上的百万富翁和珠宝商人。当你在大洋另一边时，拉斐特大街听起来满不错。同样，当你在大洋这一边时纽约的第五大道也不赖。人们简直想象不出这些漂亮街道上的垃圾是多么吓人，可是不管怎么说我终于来到这儿，坐在拉斐特大街上的这套豪华公寓里了，而这个疯疯癫癫、胳膊弯曲的家伙正在举行清洗自己的仪式。我坐的那把椅子是破的，床也散了架，墙纸破烂不堪，床下一只打开的箱子里塞满了脏衣服。从我坐的地方一眼便可看到下面那个穷酸的院子，拉斐特大街的贵族就是坐在那儿抽陶土制的烟斗的。纳南塔蒂唱赞美诗时我不禁想象他在大吉岭的那所带游廊的房子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他一换衣服和祷告起来便没完没了。

纳南培蒂对我解释说，他必须按照这种规定的方式沐浴，这是他所信仰的宗教要求的。不过到星期日他便在一只锡澡盆里洗澡，他说神灵看到会眨眼睛的。穿好衣服后他便走到碗橱前，跪在摆在第三层上的一个小神像前，一遍遍背诵那些别人听不懂的祷告词。他说，如果你每天都这样祷告便什么事都不会出。

那位不知名的好心神灵绝不会忘记一个听话的仆人。接着他让我看那条扭曲的胳膊，是在一次出租车事故中撞的，那天他无疑忽略了这套完整的又唱又跳的仪式。他的胳膊活像一只破损的指南针，早已不再是一条胳膊，却成了加上一条胫骨的指关节了。自从这条胳膊修好后他的胳肢窝里就长出一对肿胀的腺体——又肥又小的腺体，同狗的睾丸一模一样。在为自己的痛苦而哀叹的同时他突然又想起医生曾推荐过一个较为宽松的食谱，于是马上恳求我坐下来拟一份有大量鱼肉的菜单。“还有，牡蛎怎么样，安德里？可以用它做小菜。”可是这一切不过只是叫我发馋而已，他根本就不打算替自己买牡蜗、肉、鱼，至少我在这儿期间他不会买。眼下我们得靠吃小扁豆和米饭摄取营养，还有存在顶楼上的各种于货，连上星期买的奶油他也不肯浪费。他炼奶油时散发出的气味叫人受不了，从前他一炼奶油我就得先逃出去，现在倒可以坚持下来了。若是我受不了，把吃到肚里的东西都吐出来，他才高兴哩，那样他可以把我吐出的东西和干面包、发霉的奶酪以及用不新鲜的牛奶加发臭的奶油做的小油饼干一起储存在碗柜里。

看来过去五年来他屁事都没干过，一分钱的买卖也没做成，他的生意全完蛋了。他同我谈起印度洋里的珍珠——可以指望凭它过一辈子的大珍珠。他说阿拉伯人把这门生意给毁了，同时每天都向那个某某神祷告，这使他仍抱有一线希望。他跟这位神交情不错，明白如何哄骗他，如何从他那儿骗几个钱用。这全然是一种商业交往，作为每天橱柜前那番恭维话的交换，他得到一份豆子和大蒜，更不用说腋窝里那对肿胀的睾丸了。他坚信最终一切都会变得圆满，那些珠子有朝一日仍会卖出去，也许再过五年，也许再过二十年——等布玛鲁姆神乐意的时候。

“等买卖又兴隆了，你替我写信就会得到百分之十的利润。不过你先得写封信看看我们是不是能从印度赊帐，等答复得六个月，也许七个月……印度的船开得太慢。”这家伙一点儿时间概念都没有，有时我问他睡得好不好，他便说，“哦，好，安德里，睡得好极了……有时候我三天睡了九十二个钟头。”

早上他通常很虚弱，什么事也于不了。他的胳膊！那可怜的、歪七扭八的、丁字形的胳膊！有时看到他把它扭着伸到颈后我便纳闷他怎样把它再放回原处。若不是他腆着一个大肚子，他便会令我忆起梅德尔多马戏团里的一个专作柔体表演的杂技演员，只需要再摔断一条腿就行。每当他见我扫地毯，见到我扬起一大团灰尘，他就像一个小矮人一样咯咯叫开了。“好！干得好极了。现在我要捡起那些难扫的东西了。”这话是说我漏掉了一点灰尘，这是他礼貌地挖苦人的方式。

下午总有几个从珍珠市上来的老朋友到家里拜访他，全是温文尔雅、满口甜言蜜语的狗东西，全有一对母鹿般含情脉脉的眼睛。他们围坐在桌旁喝花茶，嘴里发出很响的嘶嘶声。这时纳南塔蒂像一个自负的小官吏一样上窜下跳，或是指着地板上的一点点灰尘用油滑的腔调对我说——“请你把它敛起来好吗，安德里？”客人们一到他便故作殷勤地走到橱柜那儿取出干面包片，那还是他一星期前烤的，吃起来有一股强烈的腐烂木头味。哪怕一点儿面包屑也不能扔掉，如果面包变得太酸了，他便拿下楼去给那个看门人，据他自己说这人对他一直很好。也是据他自己说的，这个看门人得到陈面包很高兴，要用它做面包布叮有一天我的朋友阿纳托里来看我，纳南塔蒂很高兴，一定、要挽留阿纳托里喝茶，一定要他尝尝干巴巴的小油饼和陈面包。

他说，“你一定天天来教我俄语。很好的语言，俄语……我想学会说俄语。那话是怎么说的——波什特？请你替我把它写下来，安德里……我一定要用打字机把它打出来，叫他看看我的技术。”他在收到撞坏他胳膊的人付的赔偿费后买了这部打字机，医生推荐说这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不过没过多久他就对打字机腻味了，因为这是一部英国造的打字机。

他听说阿纳托里会弹曼陀铃，便说，“太好了！你一定天天来，教我玩这种乐器。等生意好一点儿了我也要买一只曼陀铃，这对我的胳膊是有好处的。”第二天他从看门人那儿借了一部留声机，“请你教我跳舞，安德里。我的肚子太大了。”我倒希望他有朝一日买一块上等牛排，这样我就可以对他说，“请你替我咬一口，无足轻重先生。我的牙不大好！”

我刚才说过，自从我来后纳南塔蒂就变得格外挑剔了。他说，“昨天你犯了三个错误，安德里。第一，你忘了关上卫生间的门，里面嗡嗡响了一夜；第二，你让厨房窗子开着，结果今早窗子打破了；第三，你还忘了把奶瓶放出去！睡觉前一定想着把奶瓶放出去，到了早上一定记着把面包端进来。”

他的朋友凯皮每天来看看有没有来自印度的客人，他等纳南塔蒂出了门便匆忙奔向食品橱，吞下藏在一只玻璃罐里的一条条面包。他坚持说面包已经不新鲜了，不过仍像老鼠一样很快吞下去。凯皮是个小偷、寄生在人身上的虱子，他把自己牢牢地附着在哪怕是最穷的同胞的皮肤上。根据凯皮的观点，这些同胞全是大富豪。为了一支马尼拉雪前和买一杯酒的钱他愿意舔随便哪个印度人的屁股。记住，印度人的屁股，英国人的可不行。他有巴黎每一家妓院的地址，还有价目表，甚至从十法郎一回的下等妓院中他也能得到一笔小小的佣金，他还知道到你想去的地方的最近路线，他先问你愿不愿坐出租车去，如果你不愿，他就提议坐公共汽车，如果觉得车费太贵就坐电车或地铁去。他或许会主动提出步行送你去，节省一两个法郎，因为他很清楚途中一定会路过一家烟铺，你只好给他买一支雪茄。

从某种意义上讲，凯皮是个有意思的人，除了每夜同女人睡一觉之外，他根本没有别的野心。他挣的钱少得可怜，却把每一文都掷在舞厅里面了。他在孟买有一个妻子和八个孩子，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向又蠢又没有心眼、上了他的当的女仆求婚。他在孔多塞街有一问小房子，每月付六十法郎房租。墙壁是他自己裱糊的，为此他很自豪。他的钢笔里灌的是紫罗兰色的墨水，因为这种颜色持久些。他自个儿擦皮鞋，熨裤子，洗衣服。为了一支雪茄，你芳称其为“方头雪茄”也行，他乐意领着你走遍整个巴黎。你若站下看一件衬衣或是一颗衬衫领扣，他便马上来精神了。“别在这儿买，”他会说，“他们要价太高。我带你去一个便宜些的铺子。”你还来不及想，他便把你匆匆拉到另一个橱窗前，还是同样的领带、衬衣和衬衫领扣。也许还是原先那间铺子，只是你看不出。凯皮一听到你打算买点儿什么便活跃起来，他问你许多问题，把你拽到许多铺子里去，最后你会不可避免地口渴，只好请他喝一杯。接着你会惊奇地发现又置身于一家烟店里了——也许仍是原先那家——凯皮又油腔滑调地低声说，“请你行行好给我买支雪茄吧！”不论你打算做什么，哪怕只是走到前面拐弯处，凯皮都要帮你省劲儿，他要指给你最近的路，东西最便宜的铺子、菜给得最多的饭馆，因为不管你打算干什么都非经过一家烟店不可。爆发一场革命也好，工厂停工也好，实行检疫隔离也好，晚上舞曲一奏响凯皮一定得赶到“红房子”，“奥林匹亚”或“昂热·鲁日”舞厅去。

那天他带来一本书让我看，书中讲的是一位神职人员和一家印度报纸的编辑之间一场广为人知的官司。似乎是编辑公开指责神职人员生活堕落，还进一步指控这位神职人员有性玻凯皮说准是梅毒，纳南塔蒂却断言是淋病，在纳南塔蒂口中，一切都得稍微添油加醋一番。究竟是什么病谁也无从得知，纳南塔蒂开心地说，“安德里，请你说说书上讲些什么。我没法看，我的胳膊痛。”接着，为了给我鼓劲儿他又说，“这是本讲睡女人的好书，凯皮是为你拿来的。他什么都不想，专想姑娘，他睡过那么多姑娘——正像克里什纳一样。我们不大相信这件过一会儿他带我上顶楼去，这儿塞满了从印度运来的锡罐和破烂，裹在粗麻布和厚纸里。他说，“我把姑娘们带到这儿来。…接着又郁郁不乐地补充道，“我跟女人睡觉不太拿手，安德里。

现在我已不再跟她们睡了，只是搂着她们说说那些话，现在我只愿说那些话了。”没有必要再听他说下去了，我知道他又要讲起他的胳膊了，我看到他躺着，撞断的胳膊在床的一侧荡来荡去。叫我吃惊的是他又添了一句，“我睡女人没有多大本事，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嫖客。我兄弟才叫棒呢！每天三次，天天如此。凯皮也不错——同克里什纳一样。”

现在他的思想都集中在这件“嫖的事情”上。到了楼下那间小房子里，他跪在敞开的食品橱前向我讲述一度有钱、他太太和孩子们都在这儿时的情景。每逢假日他便带太太到万国宫租一个房间过夜，每间房子的式样都迎然不同，他太太很喜欢那儿。“那是一个嫖的好地方，安德里，我知道所有的房间我们正呆在里面的小房间的墙上贴满了照片，家族中每一分支都有照片，严然是印度国的缩影。这个家系图上的大部分成员看起来犹如枯萎的树叶，女人们都显得弱不禁风，目光里有一种战战兢兢、担惊受怕的神情，而男人却显得机警、聪明，一副受过教育的黑猩猩的派头。他们全在这儿了，大约有九十人，照片上还有白色的阉公牛、牛粪饼，他们枯瘦的腿、老式眼镜，偶尔人们还在照片背景上看到一片干燥的土地、一截就要倒坍的墙、一座胳膊弯曲的神像，那是一种人形的蜈蚣。这幅人物群像有一种十分怪诞、非常不谐调的气氛，看到它的人不可避免地会想起从喜马拉雅山脉一直延伸到锡兰山巅的一大串寺庙。这是一大批建筑物，美得叫人惊叹不已，同时却又显得很可怕，是丑恶的恐怖。这是肥沃的土地引起的联想，已耗尽印度国土的无数阴谋使这片土地也变得动荡不安。瞧瞧这些寺庙前熙熙攘攘的纷乱人群，一个人便会受这些黑皮肤的英俊民族的极大感染，这些民族在过去三千年或更长的时间里通过性交将自己的家谱神秘地同别的民族融合在一起。这些赢弱的男女的目光炯炯有神，从照片里射出来，他们像那些英武有力的塑像投下的消瘦影子，这些石塑的、壁画上画的人物遍布整个印度，以便让在这儿相互融合的各个种族的英雄神话传说永远长存，留在同胞们心中。我看到的只是这石雕的广阔梦境的一个片断，这些就要倒塌的呆板的大厦上装饰着宝石，凝聚着人类的精液。这令人眼花综乱的种种奇思遐想叫我全然沉溺于其中，也使不同人种的五亿人民表现出他们最微妙的渴求。

纳南塔蒂现在嘈叨起他那个生孩子时死去的妹妹来，种种难以说明的、乱七八糟的怪念头一起涌上了我的心头。她也在墙上的照片上，一个十二三岁；又瘦又羞怯的小姑娘，拉着一个糊涂老头的胳膊。十岁时她就嫁给了这个老色鬼，这老家伙已经埋葬掉五个老婆了。她生了七个孩子，自己死去时却只剩下一个孩子还活着。把她嫁给这老丑八怪是为了保住家里的珍珠，据纳南塔蒂说，她快死去时对医生低声说，“我已对跟男人睡觉厌倦了……我不愿再睡下去受罪了，大夫。”纳南塔蒂对我讲述这段往事时神情严肃地用那只枯萎的手搔搔头。他说，“安德里，跟人睡觉是一桩很糟糕的事情。我要教给你一个词，它可以叫你永远吉祥如意。你一定要天天念，一遍遍地念，一定要念上一百遍。这是天下最好的一个词，安德里……现在念……OOMAHARUMOOMA！”

“OOMARABOO……”

“不对，安德里……是这样的……OOMAHARU-MOOMA!”“…OMAMABOOABA……”“不对，……是这样的……”……然而，花了一个月纳南塔蒂才偷偷赶到了前头，他每星期要记住比一个词更多的东西还是有困难的——光线不好、书的印刷很拙劣、封面破烂不堪、书页撕破了、笨拙的翻书手指、跳狐步舞的跳蚤、埋伏在床上的虱于、他舌头上的泡沫、时常带的几分醉意、嗓子眼哽住了、酒壶里的酒、发痒的手掌、呼味呼味呼吸时的痛苦、疲惫得坠入雾中的脑瓜、良心的抽搐，盛怒，肛门里喷出的气体、胃中的火、发痒的屁股、顶楼上的老鼠以及耳朵里的喧嚣声和尘土。

若不是命运之神的干预，估计我永远也摆脱不了纳南塔蒂的摆布。碰巧，一天夜里凯皮问我愿不愿带他的一个顾客去附近一家妓院。这个年轻人刚从印度来，手头比较拈据。他是圣雄甘地手下的人，“食盐纠纷”期间向海边历史性进军的队伍中的一员。他曾发誓不近酒色，不过我得说他是甘地的一位非常好色的信徒，而且显然很久没有碰过女人了。我能做的只是把他领到拉费里埃大街为止，他活像一条伸出舌头的狗，而且简直就是一个自负、虚荣的小鬼！他穿一身灯芯绒西装，戴顶贝雷帽，拿根手杖，打条丝质宽领带。他还买了两支钢笔、一部小照相机和一些花哨的内衣，花的钱是孟买的商人们捐赠的——他们要送他去英国传播甘地的教义。

一进汉密尔顿小姐的妓院他就无法自待了，他看到身边围着的一群赤裸裸的女人，便惊恐万状地望着我。我说，“挑一个，你可以随便挑。”他慌得茫然不知所措，竟不敢看她们一眼。他的脸胀得通红，小声道，“你替我挑好了。”于是我不慌不忙地审视她们一番，挑出一个身段很丰满的年轻小妞，看来她的身体不错。我们在接待室中坐下等饮料送来，鸨儿问我为什么不也找个姑娘。那个年轻的印度人便附和道，“对了，你也挑一个。

我不想独自跟她呆在一起。”于是鸨儿又把姑娘们全领进来，我替自个儿也挑了一个，一个个头挺高、挺瘦、生了一对悲戚戚眼睛的姑娘。过后众人都走了，只把我们四个留在接待室里。过了一会儿，那位青年甘地俯过身来耳语了几句。我说，“行啊，你若是喜欢她，就带她去吧。”于是我很为难、相当不好意思地对两个姑娘解释说我和印度人想调换女伴。我马上看出我们这是失礼，可我的年轻朋友此刻已经激动了、发情了，什么也顾不得了，只有快上楼去干完那件事拉倒。

我进了两间紧挨着的屋子，中间有一个门相通。我估计我的伙伴打算在满足了迫切的、急不可耐的欲望后还要再跟我把姑娘换回去。姑娘们刚刚离开屋子去作准备我便听到他在敲门，他问，“请问卫生问在哪儿？”我没有想到事情的严重性，便劝他在坐浴盆里方便。姑娘们手里拿着毛巾回来了，我听到印度人在隔壁房间里格格傻笑。

正穿裤子，我猛然听到隔壁传来一阵骚动，那位姑娘在高声叫骂，骂他是猪猡，是一头肮脏的猪。我弄不明白他究竟干了什么，居然叫姑娘发这么大的脾气。我一只脚伸在裤腿里全神贯注地倾听，他试图用英语向她解释，嗓门越提越高，最后尖声叫起来。

我又听到一扇门呼地摔上了，接着鸨儿猛冲进我的房间，脸红得像甜菜，两只胳膊疯狂地乱比划。她尖叫道，“你应该害臊，竟把这样的人带到我这儿来！他是野人……他是猪……他是……”这时我的伙伴站在她身后，恰好在门口，脸上一副极其狼狈的表情。我问他，“你都干了些什么？”

“他干了些什么？”鸨儿嚷道。“我带你去看……随我来！”她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拽到隔壁屋里。“看呀！看呀！”她高声叫着指给我看坐浴盆。

“走，咱们走。”印度小伙子说。

“等一下，你不能就这样轻轻松松一走了事。”

鸨儿站在坐浴盆旁，气得唾沫星子乱飞，两个姑娘也站在那儿，手里捏着毛巾。我们五人都站着看那只坐浴盆，只见盆里水中漂着两截极粗的大便。鸨儿俯下身去在盆上盖了一块毛巾，“可怕！真可怕！”她哭喊道，“我从未见过这种事情！一头猪！一头肮脏的猪！”印度人以责备的目光望着我道，“你早该告诉我的！我不知道它冲不下去。我问你该去哪儿，是你告诉我用这个的。”他都快哭了。

后来鸨儿把我拉到一边，现在她已经理智一点儿了。不论怎样，这只是一场误会。兴许两位先生愿意下楼去再喝一杯——为了两个姑娘，她俩都吓坏了，她们没有经历过这类事情。假如两位好先生愿意酬劳那个女仆一下……那个，那滩东西，那滩脏东西女仆收拾起来可不是什么愉快的事儿。她耸耸肩头，挤挤眼睛。这是一桩可悲的事情，不过也是一次意外事故。先生们在这儿稍等一下，女仆马上就端酒来。先生们来点儿香槟怎样？好吗？

“我想离开这儿。”印度人有气无力地说。

“别太难过，”鸨儿说，“事情已经过去了。有时会出错的，下一回你就会问卫生间在哪儿了。”她继续谈到卫生间——似乎是每层楼有一间，还有一间浴室。她说，“我有很多英国客人，都是绅士。这位先生是印度人？印度人是很可爱的民族，那么聪明，那么漂亮。”

待我们走到街上，这位可爱的青年绅士差一点哭出声来。他很懊悔买了一套灯芯绒衣服、一根手杖和两支钢笔，他讲起发过的八个誓——不饮酒之类的八戒。向丹地海岸跋涉途中他们连一碟冰淇淋都不准吃。他还给我讲了纺车的故事——圣雄甘地手下的一小批不合作主义者如何效法他们的宗师的献身精神。他自豪他讲述了自己怎样在甘地身边步行，同甘地谈话，于是我产生了一种幻觉，仿佛自己正同那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呆在一起。

以后几天我们经常见面，他要安排同新闻记者会面，还要给在巴黎的印度人演讲。看到这些没有脊梁骨的恶魔互相使唤倒也有趣，同样有趣的是看到他们一涉及到具体事务便束手无策，这些小气而又卑鄙的对手们互相猜忌、滥施阴谋。无论哪儿有十个印度人呆在一起就准会出现一个包含各种团体和宗派的小印度，充满种族、语言、宗教和政治上的对立。在甘地的感召下他们尚能暂时奇迹般地抱成一团，一旦甘地去世便会出现分裂，重新患上内部纷争和混乱这个印度人的痼疾。

这位印度青年自然是乐观的，他到过美国并且受到美国人廉价理想主义的不良影响，他被蛊惑了，被无处不在的浴缸、卖小摆设的五分一角商店、熙熙攘攘的人群、高效率、机械化、高工资、免费图书馆等蛊惑了。他的理想是把印度美国化，他根本不赞同甘地的倒退狂热，他说，“前进”，像“基督教青年会”会员那样前进。听他讲述美国观感后我看出指望甘地实现那个必将彻底击败命运安排的奇迹是十分荒谬的。印度的敌手不是英国，而是美国。印度的敌手是时代精神，是时钟上一只不能拨回的指针。没有什么能帮助消除这种毒死整个世界的病毒，美国即意味着毁灭的厄运，她会把全世界拉入无底深渊。

这个印度人认为美国人是一个非常容易上当受骗的民族，他讲起那些曾资助过他的、容易轻信的人——教友派教徒、唯一神教派教徒、通神学者、新思想者、安息日会的会员，等等。

这个机灵的年轻人懂得如何见风使舵，他会在适当的时机叫泪水涌出眼眶。他懂得如何募集捐款、如何哀求牧师的太太、如何向母亲和女儿同时调情。乍一看，你会以为他是一位圣人，而他也的确是现代的新潮圣人，一位受过玷污的圣人，他能一口气讲一大串关于爱情、友爱、浴缸、卫生设备和效率之类的事。

他在巴黎逗留的最后一夜都奉献给“嫖的事情”了。白天他的日程全排满了——出席会议、拟电文、会晤、让报纸记者拍照、情意缠绵的道别、向组织里的中坚分子提出忠告，等等，等等。到吃晚饭时他决定把烦恼暂且抛在一边，他叫了香槟酒下饭，他朝侍者噼噼啪啪捻手指，总之他的举止正符合他的身份——一个粗莽的小乡巴佬。好玩的地方已去得够多的了，他便提议由我带他去一个原始一点儿的场所，他情愿去一个非常便宜的地方，一次叫上两三个姑娘。于是我带他沿着夏佩尔林荫大道走，一路上不停地告诫他小心钱包。在奥贝尔维勒附近我们闯进一家下等妓院，身边立即围上一群姑娘。没过几分钟他就在同一个光屁股姑娘跳舞了，这是一个大块头金发女郎，肥得下巴上尽是皱榴。有十几次我看到镶满整个房间的镜子里映出她的屁股，印度人黑瘦的手指执拗地搂着她。桌上摆满了啤酒杯，钢琴在喘息。没有主顾的姑娘都静静地坐在皮椅子上，像一窝黑猩猩一样默默地搔痒。这儿似乎有一种被压抑的混乱气氛，一种被压制下去的暴力行为，仿佛期待中的爆炸需要某种十分细微的细节安排，某种细微而又全然无准备、完全不可预见的东西。这种迷迷糊糊的幻想状态既允许一个人置身于一个事件之中又叫他保持冷漠，在这种状态中那尚未可知的小小细节开始模糊而又执著地凝聚，形成怪异的晶体，像窗子上结的霜，那些霜样的晶体显得这么怪诞，这么彻底无拘无束，这么奇形怪状，然而它们的命运却要由最最严酷的自然法则操纵，而我心中产生的感情亦是一样。它也要服从一些不可抗拒的规律。

我的整个生命要服从环境的支配，这是它以前不曾经历过的。可以称作是我身体躯壳的东西好像在缩孝在压缩，平常干瘪的肌体也在蜷缩，其表皮只能感觉到神经末梢的调节。

我的实质越真实，越实在，近在咫尺，看得见摸得着的、把我挤出来的现实也就变得越微妙、越不可捉摸，我越来越固定不变，而我眼前的景物却以同样的程度越来越膨胀。紧张状态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再加上一丁点儿外力，哪怕是极小的一点也会粉碎一切。在极短的一刹那间，我体验到了那种超然的明晰，据说只有癫痫病人才具有这种洞察力。我完全丧失了时间和空间幻觉，与此同时世界沿着一条没有轴的子午线在上演它的戏。在这转瞬即逝的永恒中我觉得一切都有道理，都是完全顺理成章的，我还体验到将这一团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抛在后面的内心中的激烈思想斗争。我感到罪恶在这里蠢蠢欲动，要在明天大吵大闹地出现。我感到了如在柞臼中被捣碎的苦痛，感到了掩面痛哭的悲痛。在时间的子午线上毫无正义可言，只有创造了真实和戏剧幻党的行动诗篇。无论何时何地，人们一旦同无限的宇宙相遇，那种使释迎牟尼和耶稣显得像神的大慈大悲精神就荡然无存。可怖的事情井非人类从这堆粪中创造出了玫瑰花，而是他们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居然想要玫瑰花。人类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在寻找奇迹，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惜从血泊中涉过。他们用各种主义使自己败坏，他们乐意叫自己缩为一个影子——只要一生中有一秒钟可以闭上眼睛回避令人厌恶的现实。丢脸、耻辱、穷困、战争、犯罪、无聊——一切都被忍受着，因为他们坚信一夜之间会发生某种事情，会出现一个使生活变得可以忍受的奇迹。与此同时，人体内有一只仪表在走，没有人能伸手进去关上它。有人在吃生命之面包，饮生命之酒，与此同时有位肮脏、肥蟑螂一样的牧师躲在地下室里大吃大喝，这时地面上的街灯下有一个鬼影似的主人咂咂嘴唇，血像水一样淡。在没完没了的折磨和苦难中没有奇迹出现，甚至连慰藉人的一垦半点都没有。只有思想，苍白无力，必须靠屠杀养肥自己的思想，像胆汁一样产生的思想，像猪的肚子被划开会露出来的内脏。

于是我想到，假如这个人类永远朝思暮想的奇迹原来什么也不是，只是甘地的这位忠实弟子在坐浴盆里拉的两截粗粗的大便，那将是怎样的一个奇迹埃假如在宴会桌已摆好，吃饭的铃声已响起了最后一刹那，在事先并没有告知大家的情况下一只大银盘突然端上来，连瞎于也可以看到上面不偏不倚、不歪不斜地摆着两截粗粗的大便——我认为这才是最叫人惊叹不已的奇迹，比人们盼望的任何奇迹更刺激。大家都不会预料到，所以说这是叫人惊叹不已的。它又是比最最荒诞的奇思异想更叫人惊叹不己的，因为虽然人人都可能猜到这种可能性，却没有一个人猜中，而且今后也不见得会有人猜中。

不知怎么搞的，意识到没有一件事情是有指望的倒对我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多少个星期、多少个月、多少年来，实际上是一辈子，我一直在盼望发生什么事情——会改变我的生活的外来事件。现在，猛然受到样样皆没有指望的事情的启发，我觉得如释重负，觉得肩上一个沉重负担已卸下。黎明时我同这个年轻的印度人分手，事先向他讨了够租一间房的几个法郎。朝蒙帕纳斯走去时我打定主意让自己随波逐流，对命运不做一点儿抵抗，不管它是凶是吉。迄今为止，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尚不足以毁灭我，除了我的梦幻，它现在也还不曾毁掉什么。我未受损害，这个世界也未受损害。明天也许会爆发一场革命，出现一场瘟疫，发生一场地震，明天也许不会剩下一个可以向他寻求同情，帮助和信任的人。我认为这场大灾难已经显露出迹象，我再也不会像此时此刻这样真的一人独处。我打定主意什么也不再坚持，什么也不再指望，从今以后我要像牲口一样生活，像一只猛兽，一个流浪汉、一个强盗。即使宣战，我又命中注定要上前线，我也会抓起刺刀去戮，一直戮到刀柄。如果那天的命令是强xx女人，那么我就会不遗余力地去强xx。就在此刻，就在新的一天到来的这宁静黎明之际，这个世界不是充满着罪恶和悲伤吗，可曾有哪一人类天性中的成分被历史无休止的进程所改变，根本地、重大地改变？实情是，人类被他称之为自己天性中较好的那一部分叛卖了，在精神的极限上，人类再次发现自己像野人一样赤裸着身子。可以说，当人类找到上帝时他们自己被剔光了肉，成为一个骨架。为了重新长上肉，他必须再活一遭。“上帝”这个词一定得变成肉，这是灵魂的渴求。不论我的眼睛看到了多么碎的面包屑，我都要猛扑上去把它吞下去。若是活着便是至高无上的，我就活着，哪怕为此一定要成为一个吃人生番也罢。直到现在我一直在设法保住我这宝贵的臭皮囊，保住包着骨头的那几块肉。这种生活该完结了，我已忍到极限，我的背已贴到墙上，无法再后退。就历史的演变来说我已死去，倘若还有什么希望我只好再赶回来。我找到了上帝，但上帝也无济于事。我只是在精神上死了，肉体上仍活着，而在道德上我又是自由的。我已告别世界是一个动物园，黎明正在一个新世界里降临，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精瘦的灵魂挥舞锋利的爪子在其中漫游。如果我是一头鬣狗，我准是一只瘦弱，饥饿的鬣狗，我这就出发去喂肥自己。

是一辈子，我一直在盼望发生什么事情——会改变我的生活的外来事件。现在，猛然受到样样皆没有指望的事情的启发，我觉得如释重负，觉得肩上一个沉重负担已卸下。黎明时我同这个年轻的印度人分手，事先向他讨了够租一间房的几个法郎。朝蒙帕纳斯走去时我打定主意让自己随波逐流，对命运不做一点儿抵抗，不管它是凶是吉。迄今为止，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尚不足以毁灭我，除了我的梦幻，它现在也还不曾毁掉什么。我未受损害，这个世界也未受损害。明天也许会爆发一场革命，出现一场瘟疫，发生一场地震，明天也许不会剩下一个可以向他寻求同情，帮助和信任的人。我认为这场大灾难已经显露出迹象，我再也不会像此时此刻这样真的一人独处。我打定主意什么也不再坚持，什么也不再指望，从今以后我要像牲口一样生活，像一只猛兽，一个流浪汉、一个强盗。即使宣战，我又命中注定要上前线，我也会抓起刺刀去戮，一直戮到刀柄。如果那天的命令是强xx女人，那么我就会不遗余力地去强xx。就在此刻，就在新的一天到来的这宁静黎明之际，这个世界不是充满着罪恶和悲伤吗，可曾有哪一人类天性中的成分被历史无休止的进程所改变，根本地、重大地改变？实情是，人类被他称之为自己天性中较好的那一部分叛卖了，在精神的极限上，人类再次发现自己像野人一样赤裸着身子。可以说，当人类找到上帝时他们自己被剔光了肉，成为一个骨架。为了重新长上肉，他必须再活一遭。“上帝”这个词一定得变成肉，这是灵魂的渴求。不论我的眼睛看到了多么碎的面包屑，我都要猛扑上去把它吞下去。若是活着便是至高无上的，我就活着，哪怕为此一定要成为一个吃人生番也罢。直到现在我一直在设法保住我这宝贵的臭皮囊，保住包着骨头的那几块肉。这种生活该完结了，我已忍到极限，我的背已贴到墙上，无法再后退。就历史的演变来说我已死去，倘若还有什么希望我只好再赶回来。我找菱、·上帝，但上帝也无济干事。我只是在精神上死了·肉体上仍活着，而在道德上我又是自由的。我已告别世界是一个动物园，黎明正在一个新世界里降临，一个弱强食的世界，精瘦的灵魂挥舞锋利的爪子在其中漫游。我是一头霓狗，我准是一只瘦弱，饥饿的霓狗，我这就出发去喂肥自己。

爱默生说，“生活也包括人一整天内的所思所想。”如果是这样，那么我的生活就只是一截大肠，我不仅整天想着吃的，晚上做梦也梦到吃的。

可是我并不希望回美国去，去受双份罪，去做单调无味的事情。不，我情愿在欧洲做一个穷人。大家都知道，我真够穷的，只剩下做人所必需的东西了。上个星期我还以为生活问题就要解决了，以为我就要能自己养活自己了。我凑巧碰到了另一个俄国人，他名叫谢尔盖，住在叙雷讷，那儿住着一小群流亡者和潦倒的艺术家。俄国革命前谢尔盖是沙皇禁卫军中的一名上尉，他穿着袜子量身高足有六英尺三，喝起伏特加像牛饮水一样。他父亲是战舰“波将金号”上的海军将领之类的要人。

我同谢尔盖相遇的情形有些古怪。那天快到中午了我还在“疯狂的牧羊女”歌舞场一带嗅来嗅去想找点儿东西吃，也就是在那条一头装着铁门的窄小胡同后面。我正在舞台入口处闲荡，希冀同某个女演员不期而遇，这时一部敞开的卡车在人行道上停住了。那个司机正是谢尔盖，看到我两手插在兜里站着，他便问我愿不愿意帮他卸下车上的铁桶。听说我是美国人而且生活无着，他差一点高兴得哭起来，看来他一直在到处寻找一个英语教师。我帮他把装杀虫剂的桶子滚进去，我尽情看着在舞台两侧到处奔跑的女演员。这件事在我心中留下怪诞的印象——空旷的房子、女演员像填装着锯未的洋娃娃似的在舞台两厢横冲直撞、一桶桶杀菌剂、战舰“波将金号”——而最难忘的是谢尔盖的温文尔雅。他是一个大块头，十分温柔，是一个十分地道的男子汉，却又生了一副女人的柔肠。

在附近的咖啡馆里——“艺术家咖啡馆”——他马上提议为我安排住宿，说他要在走廊地板上铺一张床垫。作为上课的酬劳，他说叫我每天免费吃一顿饭，一顿丰盛的俄国饭，如果由于什么原因没有吃上这顿饭他就给我五法郎。我觉得这主意很妙——妙极了。唯一的一个问题是，我每天如何从叙雷油赶到美国捷运公司去。

谢尔盖坚持马上就开始，他给我车费，叫我晚上到叙雷讷来。我带着背包在吃晚饭前赶到了，目的是给谢尔盖上一课。已经有些客人到场了，看来他们一贯是一起吃的，大伙儿凑钱。

饭桌旁一共是我们八个，还有三条狗。狗先吃，它们吃的是燕麦片，然后我们才开始。我们也吃燕麦片——作为一种提胃口的佐餐食品。谢尔盖眨眨眼说，“在我们国家这是喂狗的。

在这里却是给绅士的，这样行吗？”吃完了燕麦片便上蘑菇汤和蔬菜，过后是咸肉蛋卷、水果、红葡萄酒、伏特加、咖啡和香烟。俄国饭还不错，每个人说话时嘴里都塞得满满的。饭快吃完时谢尔盖的老婆——一个很懒的亚美尼亚婆娘———屁股坐在沙发上啃起夹心糖来，她把肥胖的手指伸进盒子里去摸一块，啃下一点点看里面是否有果汁，然后就把它扔到地板上喂狗。

饭一吃完客人们便匆匆忙忙走了，他们仓皇逃走，仿佛怕瘟疫降临。最后只剩下谢尔盖、我和狗——他妻子已经在长沙发上睡着了。他满不在乎地走来走去，替狗收集残汤剩饭。他用英语说，“狗喜欢吃这些东西，喂狗好得很。那条小狗它有虫子……它还大校”他弯腰仔细察看在狗两只爪子之间的地毯上爬着的一些白虫子，他试图用英语解释这些虫子，但是他的词汇不够用。最后他查了查词典，欣喜地抬头望着我道，“哈，是绦虫！”我的反应显然不那么明显，谢尔盖有些迷惑不解，于是便跪在地上，双手撑着地更仔细地察看它们，还捉起一条放在桌上的水果旁。“畸，它不太大，”他用英语嘟哝道。“下一课你教我各种虫子，行吗？你是个好老师，我跟你学了不少……”“大”、“教”、“好”都发错了音。

躺在走廊里的床垫上，杀菌剂的气味叫我喘不过气来，这种刺鼻的辣味儿似乎钻进了我身上的每一个毛孔。刚才吃过的东西又在口中散发出气味——廉价燕麦片、蘑菇、咸肉和煎苹果。我又看到躺在水果旁的那条小小的绦虫和谢尔盖向我解释狗出了什么毛病时摆在桌布上的各式各样的虫子。我看到“疯狂的牧羊女”歌舞场的空乐他，每一条裂缝里都藏着蟑螂、虱子和臭虫。我看到人们疯了似的搔自己身上，搔呀搔，直到搔出血来。我看到这些虫子像一支红色蚂蚁大军一样在布景上到处爬，吞下它们看见的一切。我看到合唱队的姑娘抛开薄纱外衣，光着身子跑过走道。我还看到正厅里的观众也脱掉衣服互相搔痒，活像一群猴子。

我试图叫自己平静下来。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我找到的一个家，每天有一顿现成饭吃，而且谢尔盖无疑是个热心人。可是我无法入睡，这简直如同在陈尸所里睡觉一样。床垫已被散发出香气的液体浸透，已成了虱子，臭虫、蟑螂和绦虫的陈尸所。我忍受不了。我不愿忍受！毕竟我还是一个人，不是一个虱子。

到了早晨我等着谢尔盖装车，我叫他把我带到巴黎去，却不忍心告诉他我就要走了。我把背包留下了，还有他给我的几件东西。我们到佩里埃广场时我跳下来了，在这儿溜掉并没有什么特殊原因。我是自由的——这才是最要紧的……我像小鸟一样轻松地由一条街飞奔到另一条街，仿佛刚从牢房里放出来。我用全新的目光看世界，万物都引起我极大的兴趣，甚至包括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在布尔索尼尔街站下看一家体育用品商店的橱窗，里面有一些照片展示“史前及史后”人类的标本。全是法国佬，有些人光着身于，只戴一副夹鼻眼镜，留一缕胡子。真不明白这些姑娘怎么爱上了双杠和哑铃。一个法国佬应该有个微微腆起的大肚子，像查露斯男爵那样。他也该蓄胡须，戴夹鼻眼镜，不过不该光着身子让人拍照。他该穿双闪闪发光的漆皮靴，短便衣口袋上应该别一条白手帕，露出来四分之三英寸。如果有条件，他还应该在上衣翻领上系一条红缓带，穿过纽眼，上床睡觉时还要换睡衣。

傍晚我走近克利希广场时从那个装着一条假腿的小婊子面前经过，她日复一日地站在戈蒙宫对面。看起来她还不到十八岁，可我想她已有固定的客人了。午夜过后她用黑假腿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身后是一条小胡同，里面像一座地狱一样灯火通明。如今我心情轻松地从她身边经过，不知怎么搞的她使我联想起一只拴在桩上的鹅，一只肝上患了病的鹅，这样世人才得以享用它的鹅肝馅饼。带着那条木腿去睡觉一定很古怪，人们会联想到各种各样的事儿——木刺啦等等。行啦，各人对自己的口味就行！

沿着圣母街往前走，我碰到佩克奥弗，另一个在报社工作的穷鬼。他抱怨说每夜只能睡三四个钟头觉，因为早上八点就得起来到一家牙医诊所去干活。他干这个活并不是为了钱，他解释道，这只是为了替自己买一副假牙。他说，“困得直打瞌睡时看清样可不容易，可我老婆还以为这差事像吃饭一样容易呢。

她说，我若丢了工作她们咋办？”可是佩克奥弗对这个工作根本不感兴趣，这个工作甚至不允许他花钱。他只好存起香烟蒂，把它再填进烟斗里抽。他的外套是用别针别在一起的。他有口臭，手上总出汗，可是一夜只睡三个钟头。他说，“不该这样对待一个人，还有我的那位老板，若是我丢了一个分号他便会把我骂得尿裤子。”说起他老婆，他又补充道，“我的那个女人，我告诉你，她一点儿都不知道感激我。”

分手时我设法从他那儿骗了一个半法郎，我想再榨出五十生丁，可是办不到。不过我弄到手的已足够喝一杯咖啡，吃一块月牙形蛋卷了，圣拉扎尔车站那儿有一家供应降价食品的酒吧。

碰巧，我在盥洗室里找到一张音乐会票，于是便像一只轻松愉快的鸟一样奔戈韦音乐厅去了。引座员脸色难看极了，因为我竟没有给他一点小费。每次从我身边经过时他都要征询似的看看我，希望我会突然想起这件事来。

我已很久没有同穿着考究的人物坐在一起了，心里不免有几分忐忑不安，直到现在还闻得到那股甲醛味。或许谢尔盖也往这儿送货，不过谢天谢地，这儿没有人搔痒。有一股淡淡的香水味儿……非常淡。音乐会尚未开始众人脸上便显出百无聊赖的神情，这音乐会真是一种礼貌的自我折磨。指挥短短的指挥棒敲响后大家紧张地全神贯注了一阵，随即便是寂静无声——一种单调沉闷的、被管弦乐队奏出的沉着、不间断的轻微乐声反衬出的寂静。我的头脑出乎意料地清醒，好像脑壳里镶了一千面镜子。我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十分激动，音符像玻璃球在一百万股水流上跳跃。以前我从不曾饿着肚子去听音乐会，没有任何声响能逃过我的耳朵，甚至最细小的别针落地的声音也听得见。好像我没有穿衣服，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是一只窗子，所有的窗子都敞开着，光亮穿透了我的内赃。我可以感觉到这光线就蜡缩在我肋骨的穹窿下，我的肋骨垂在一个空空如也的肚子上，响声使它颤抖，我不知道这种情形持续了多久，我早已失去时间和地点的概念。仿佛过了很久很久以后出现了一阵半自觉的状态，与之相抵的是一种平静感。我感到身体内有一个大湖泊，一个发出彩虹色光辉的湖泊，冷峻得像果冻。这个湖泊上突然形成一个个巨大螺旋，一群群腿细长、羽毛漂亮的候鸟出现了，它们一群群地从清凉的静止湖面上腾空飞起，从我的锁骨下飞过，消逝在一片白茫茫的空间里。然后，缓慢地、异常缓慢地，这些窗子关上了，我的器官也回到原来位置上，犹如一位戴白帽子的老妇在我身体内漫游。突然，剧院里的灯全亮了，我发现白色包厢里的那个男人原来竟是一个头上顶着一个花盆的女人，起初我还以为这是一位土耳其军官呢。

一阵骚动，所有想咳嗽的人都尽情咳开了，传来脚在地板上蹭踏发出的声响、竖起椅子的声响、人们漫无目标地四处游逛发出的没完没了的嘈杂声，还有人们展开节目单时发出蹊卒声——他们装模作样地看看便又丢下了，把它乱塞在座位底下。最小的变故亦值得谢天谢地，因为它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再们心自问自己在想什么。若是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曾想，他们准会发疯。在刺眼的灯光照射下他们呆呆地互相望着，而且他们逼视对方的目光里有一种奇怪的紧张感。一听到指挥又开始了，他们便回到原先的自我强迫状态中——他们不由自主地搔痒，或是猛地记起了一个摆着围巾或帽子的橱窗。他们仍十分清楚地记得那个橱窗里的所有细节，可是回忆不起这个橱窗到底在哪儿了，这使他们大伤脑筋，清醒而又不安。于是他们打起双倍的精神去听音乐，因为他们十分清醒，无论乐曲多么美妙也不能忘怀那个橱窗和挂在那儿的围巾或是帽子。

这种聚精会神的气氛感染了会场本身，连乐队似乎也受到激励，变得格外精力充沛。第二个节目像最好的压轴戏似的结束了——它结束得这么快，音乐嘎然而止，灯打开时有些人像胡萝卜一样戳在座位上，下巴抽搐着。假如你对着他们的耳朵大喊“勃拉姆斯、贝多芬、门捷列夫、黑塞哥维那”，他们会不假思索地回答——4，967，289。

到演奏德彪西的曲子时场内的气氛已完全被毒化了，我在纳闷，作为一个女人性交时究竟有何感觉——是不是对欢悦更敏感一些，等等。我在想象一件东西穿透两腿间那个地方的情形，不过只有一点隐隐约约的痛感。我企图集中注意力，但是音乐太难把握了，我只能想着一只花瓶慢慢翻转过去，音符散入空中去的情形。最后我只注意到开灯关灯了，我便问自己灯是如何开关的。我旁边的人在呼呼大睡，他像一个掮客，大肚子，蜡黄的小胡子。我就喜欢他这样，我尤其喜欢他的大肚子和所有吃出这样一个大肚子的食物。为什么他不该呼呼大睡？

若是想听，他无论何时都可以搞到买一张票子的钱。我注意到那些衣着较好的人睡得更踏实一些，这些有钱人问心无愧。若是一个穷汉打瞌睡，哪怕只是几秒钟，他也会觉得很丢脸，他会以为自己对那位作曲家犯下了罪。

演奏那只西班牙曲子时整个音乐厅都轰动了，大家都笔直地坐了起来，他们是被鼓声惊醒的。我以为鼓一旦敲响便会一直响下去，我期望看到人们从包厢里跳下来，或是把帽子扔掉。

这支曲子里蕴含一种英雄气概，拉威尔，他本会迫使我们拼命、发疯的，只要他想这么做，不过这不是拉威尔的曲子。突然一切都静寂下来，仿佛拉威尔在开玩笑时记起他穿了一件剪破的衣服。他抑制住了自己，依我的愚见，这酿成了大错。艺术即意味着有始有终，假如你以鼓点声开始就得用爆炸声或梯恩梯炸药告终。拉威尔为了形式牺牲了一些东西，为的是人们睡觉前必须消化掉的一棵菜。

我的思绪心猿意马，约束不住，既然鼓声已停，音乐便也离我远去。无论何处，人们生来就是指挥别人的。出口的灯光下坐着一位郁郁寡欢的维特民他双时撑着身子，目光呆滞。门口站着一个西班牙人，裹着一件大斗篷，手里拿着一顶阔边帽，他的架势像是正在摆好姿势叫罗丹塑“巴尔扎克”似的，他的脖子以上部分很像水牛比尔。我对面的顶层楼座前排坐着一个女人，她的两条腿叉得很开，她的脖子向后拗去，错位了，看上去像是得了破伤风。还有那个戴红帽子的女人，她正趴在栏杆上打吨儿——若是来一回脑出血就太妙了！设想她流出一桶血，全倒在楼下那些浆洗得硬硬的衬衫上，设想一下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衬衫上沾着血走出音乐厅回家去！

睡觉是基调。再也没有人在听了，无法再思考、再倾听了，也无法去梦想，即使音乐本身也成了一场梦。一个戴白手套的女人把一只天鹅放在膝上。传说勒达怀孕后生了一对双胞胎。

人人都在生某种东西——只除了上面那排座位上那个搞同性恋的女人。她昂着头，大张着嘴，注意力十分集中，这曲交响乐像镭一样放射出一阵阵火花，使她激动不已。朱庇特在穿透她的耳朵。还有加利福尼亚的片言只字、生着大鳍的鲸鱼、桑给巴尔、西班牙式城堡。瓜达尔基维河沿岸有上千座清真寺在闪闪发光。冰山深处的时光尽是淡紫色的。莫尼大街上立着两根拴马的白柱子，滴水嘴……宣传贾沃斯基谬论的男人……河，边的灯光……

这是我在那个戏剧家那儿吃的最后一顿饭，他们刚刚租了架新钢琴，一架卧式钢琴。我遇到西尔维斯特，他刚从花店里出来，抱着一株橡皮树。他问我肯不肯替他抱着，因为他还要去买雪茄。我早已一家家吃遍了“蹭饭”，都是事先精心筹划好的。那些丈夫和妻子们一个个都对我反感起来。抱着橡皮树走着，我想起几个月前的那个晚上，当时我头一回想到了这个主意。我坐在法兰西学院附近的一把长椅上，玩弄我的结婚戒指。

这只戒指我一度想要当给多姆饭店的一个伙计。他只出六个法郎，对此我很恼火，可还是顾肚子要紧。同莫娜分别以后戒指一直戴在我的小指上，它已完全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我从未想过要把它卖掉。这是一只镶桔花的白金戒指，以前值一个半美元，或许更多。我们一起生活了三年都没有买结婚戒指，后来有一天我去码头上接莫娜，凑巧路过少女巷的一个珠宝店，橱窗里摆满了结婚戒指。我赶到码头上却不见莫娜，等到最后一名乘客从跳板上下来仍没有莫娜。最后我要求看旅客名单，上面没有她的名字。于是我把戒指戴在自己的小指上，一直戴到现在。有一回我把它忘在一家公共浴室里，不过还是找回来了，只是掉了一个桔花瓣。话说回来，我低头坐在长椅上正玩弄戒指，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背。结果，长话短说，我弄到了一顿饭吃，还有几法郎。这时我心里才豁然一亮——只要一个人有勇气去要，谁也不会拒绝请他吃一顿饭。于是我马上来到一家咖啡馆写了十来封信，“您能否允许我每周陪您共进一次晚餐？

请您顺告星期几最合适。”这个办法灵极了，他们不仅给我吃饱，而且吃的是宴席，我每夜都喝得醉醺醺地回去。这些一周款待我一回的好心肠的人们对我简直是关怀备至，而我怎么打发两顿饭之间的日子他们并不关心。有时几个考虑周到的人也会给我几支香烟或一点零花钱。明白了一周只会见到我一次之后，他们显然都松了一口气，听到我说——“这也不再需要了”，他们简直如释重负了。他们从不问为什么我不去了，只是祝贺了我一番拉倒。通常的原因是我找到了一位更好客的主人，可以冒险辞去几个不好对付的主人的招待了，他们自己当然从未想到其中的奥妙。后来我便有一个稳定的、靠得住的日程安排，这是一个订死的日程。我预先便知道每逢星期二吃这样饭，每逢星期五吃那样饭，我知道克朗斯塔特会请我喝香摈、吃自家做的苹果馅饼，卡尔则会邀我出去吃，每一次换一家饭馆，叫名贵葡萄酒，吃完饭还请我去看戏或是去梅德尔多马戏团。我的主人们爱互相探听别人的消息，他们问我最喜欢哪个饭馆、哪个厨子做的菜好，等等。我觉得我最喜欢克朗斯塔恃的后腿肉，也许这是因为他每次都把饭菜涂到墙上的缘故。明白我欠他这么一大笔人情使我的良心不安，因为我并不打算报答他，他也并不指望我会报答他。不，使我大惑不解的是那些余数，他算帐一直要算清最后一个生叮若要把帐全部付清，我必须得找开一个苏才行。克朗斯塔特的老婆是个高明的厨子，根本不理会他加起来的尾数，她把它从复写的帐上替我抹去了。这是事实。可是如果我去时不带上新的复写纸，她便很沮丧。为此我第二天只得带着那个小姑娘上卢森堡，跟她一起玩上两三个小时。这是一项叫我发疯的任务，因为她只会讲匈牙利语和法语。

我的主人们总的来说都是一群怪人……

在塔尼亚家里，我从阳台上望着下面那桌酒席。莫尔多夫也在，坐在他的偶像身边。他把脚伸到炉边烤，水汪汪的眼睛里流露出一副古怪的感恩戴德表情。塔尼亚在放一支慢节奏的曲子，曲子说得很明白——别再提爱的话了！我又来到喷泉处，看乌龟们撒出绿色的奶状尿来。西尔维斯特刚从百老汇回来，心里充满了万般柔情。我整夜躺在林荫路边，与此同时整个地球被洒上热呼呼的乌龟尿，而性欲勃发、xxxx竖起的公马蹄不沾地疯了似的狂奔。我整夜都嗅到那间小黑房子里的紫丁香味，她正在那儿取下插在头上的花儿，那还是她去迎接西尔维斯特时我给她买的。她说西尔维斯特回来时心里充满了柔情蜜意，这时丁香花还在她头上插着、在她嘴里插着、塞在她腋下。那问屋里充满了爱、乌龟尿、温暖的紫丁香和狂奔的马，到早上窗子上尽是脏牙痕和污垢，通向林荫路的小门也锁上了。人们去工作，百叶窗像盔甲一样格格响。在喷泉对面的书店里有乍得湖的故事和沉默而艳丽的绿黄色的蜥蜴。

我写给她的所有的信都是酒醉后写的，结尾十分突兀，都是用木炭涂的疯话。我在一条条长椅上一点点慢慢写就，周围到处是爆竹、小垫子、百果冰淇淋。他们现在准一起在看这些信呢，西尔维斯特某一天会恭维我几句。他会弹弹烟灰说，“老实讲，你写得很好。看来你是一位超现实主义者，对吗？”他的声音干巴巴的、尖而细，牙齿上沾满了头皮屑一样的东西。他把“solarplexus”读成“Solo”、把“gaga”读作“g”我站在阳台上，身边摆着橡皮树，楼上回荡着那支慢板。琴键是黑的、白的，然后又一个黑的、又一个白的，然后又是一个白的、一个黑的。你想知道能否为我弹一曲什么。好的，就用你粗大的拇指弹点儿什么。就弹那首慢板吧，那是你唯一会弹的鬼曲子。弹吧，弹完就剁掉你的粗拇指好了。

慢板！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没完没了地弹它，她觉得原先的钢琴还不够好，于是又租了一架卧式钢琴，却只是为了弹慢板！看着她粗笨的手指按在琴键上和身边那株傻里傻气的橡皮树，我觉得自己变成了北欧神话中的狂人，他曾脱下衣服赤身坐在冬天的树权上，往冰冷的海水里掷核桃。这个乐章中有一种叫人恼怒的东西，一种莫名的悲哀，仿佛它已被书写于熔岩中，仿佛它呈铅和牛奶的混合色。西尔维斯特的脑袋偏向一侧，像个拍卖商。他说，“弹弹另一个乐章，那段你今天练习过的。”

有一件抽烟服、一很好雪前和一个会弹钢琴的老婆真是太好了，使人那么轻松，那么自在。你在两个节目之间出去抽支烟，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是的，她的手指非常柔软，不是一般的柔软。

她也做蜡染活儿。想吸一根保加利亚香烟试试吗？喂，鸡胸，我喜欢的另一乐章叫什么？叫谐谑曲！太棒了，谐虐谑！这是沃尔德马·冯·施温辛祖格伯爵在说话，他生着一双冷静的头皮屑色的眼睛，口臭，穿着俗气的袜子。请帮忙往豌豆汤里加点儿面包块。我们星期五晚上常喝豌豆汤。来点儿红酒好吗？红酒是吃肉时喝的。他的声音干巴巴的，倒也利索。来支雪茄？是的，我喜欢我的工作，不过不大重视它。我的下一个剧本将要探讨宇宙的多元观念，用旋转灯具和镁光。奥尼尔已经死了。

亲爱的，我看你应当更频繁地把脚从钢琴踏板上抬起来。对了，这一段很好听……非常好听。你说呢？是的，剧中人物把麦克风藏在裤子里来回走动。剧情发生在亚洲，因为这种气氛更有益。来一点安如葡萄酒怎么样？这是我们特意为你买的呢……吃饭过程中他一直这样蝶蝶不休地胡扯，他这番话使人切实感到他已掏出自己割过包皮的xx巴在朝我们身上撒尿。塔尼亚听得厌烦死了，自从满怀柔情蜜意回来后他一直不停地自言自语。塔尼亚告诉我，他边脱裤子边唠叨，一泡热呼呼的尿便源源不断地撒出来，像有人刺穿了他的膀胱。一想到塔尼亚同这个破了膀胱的家伙一起爬上床我就来气。想想看，一个又穷又憔悴的狗杂种，被子里塞着几部下作的百老汇剧本，居然朝我心爱的女人身上撒尿，居然叫红酒、要旋转灯具、要在豌豆汤里放油炸面包块。他脸皮真厚！再想想看，他居然躺在我替他弄好的炉火边，什么都不干，只是撒尿！老天，你这家伙，你该跪在地下好好谢我才是。难道你没有看见你屋里有了一个女人？难道你看不出她已厌烦了？你竟然还沙哑着嗓子告诉我——“好了，我告诉你……有两种方法看待……”去你妈的两种看待事物的方法！去你妈的多元世界和你的亚洲人的音响效果！别把你的红酒或安如葡萄酒递给我……把她让给我……她是属于我的。你去坐在喷泉边上好了，让我来嗅紫丁香！弄出你眼睛里的头皮屑……把那个见鬼的慢板裹在一条法兰绒裤子里！还有别的小乐章……你那衰弱的膀胱造出来的所有小乐章。你那么自信、那么有心计地朝我微笑。我把你奉承得忘乎所以了，知道吗？就在我听你说蠢话的问时她正在抚摸我——只是你没有看见罢了。你以为我乐意受磨难，你说那是我该扮演的角色。好吧。问问她，她会告诉你我是怎样受磨难的。“你是个癌病人、狂人。”那天她在电话上这么说。她现在得到这个癌病人和狂人了，不用多久你也会在身上找到疥癣的。她的血管快炸了，我告诉你，你的话一点意思也没有。无论你唠唠叨叨地说多少也堵不住漏洞。雷恩先生是怎么说的？“言语即意味着孤独。”昨晚我在桌布上给你留了几个字，可你却用胳膊盖住了。

他把她用栅栏围起来，好像她是一位圣人身上一块又脏又臭的骨头。若是他有胆量说一声“占有她”，也许会发生一个奇迹。只要说声“占有她”，我发誓一切都会圆满解决的，何况我或许不想要她呢。不知他曾想到这一层了没有？或许我会暂时占有她一会儿，过后再把她还给他，她会变得更好。可是把她用栅栏围起来总不是办法，你无法把一个人围住，没有人再这样干了……你这可怜的、干瘪的杂种，你以为我配不上她，以为我会玷污她、亵读她，可你不懂一个被人玷污过的女人是多么妙不可言，不懂接受别人的精液之后一个女人会更光彩照人！

你以为有一颗充满柔情蜜意的心就足够了。也许对某一个女人是这样的，可你连心都没有了……你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大空尿脖。你在磨利牙齿，扯着嗓门大叫大嚷，你像条看家狗一样跟在她屁股后面跑，到处撒尿，她不把你当作一条看家狗……却把你看成一位诗人。她说，你曾一度是位诗人。现在你又是什么？勇气，西尔维斯特，勇气！把那个麦克风从裤裆里拿出来，放下后腿，别再四处撒尿。我说，拿出勇气来，她已经从你身边逃开了。告诉你，她早已被砧污了，所以你还是把栅栏拆了为好。彬彬有礼地问我咖啡的味儿是否比石灰酸好点儿也没有用，我不会给吓跑的。把老鼠药放进咖啡里好了，再来点玻璃粉。尿一泡热气腾腾的尿，再扔几颗豆蔻进去……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过着一种群体生活，我不得不同其他人一道过日子，主要是几个疯疯癫癫的俄国人、一个醉醺醺的荷兰人和一个叫奥尔加的大块头保加利亚女人。俄国人则主要是指尤金和阿纳托里。

奥尔加几天前才刚刚出院，她在医院里割掉了身上的几根管子，掉了一点儿赘肉，不过看上去并不像是受了多大的罪，体重仍同一部有驼峰似曲线的火车头差不多。她大汗淋漓，口中奇臭，仍旧戴着刨花状的切尔克斯假发。她的下巴上生着两个大疣子，疣子上长出一撮毛来，于是她便干脆留起了小胡子。

奥尔加从医院回家后的第二天便又重操做鞋旧业，早晨六点便在长凳上干开了，每天做好两双鞋。尤金总抱怨说奥尔加是个负担，实际上却是奥尔加用她每天做的两双鞋养活尤金和他老婆，奥尔加若是不干活便没有吃的。于是人人都争先恐后及时把奥尔加拖上床，都争着给她足够的食物来维持下去……每顿饭都是以喝汤开始的，不论是葱头汤、西红柿汤、菜汤还是别的，这类汤都是一个味道。那味道总像是洗碟子的抹布扔在里面煮过一样——有点儿酸味、霉味，上面漂着渣子。每顿饭后我便看到尤金把它藏在柜子里，它就在那儿继续霉变下去，直到下顿饭再端出来。奶油也藏在柜子里，放了三天以后那味道就像一具尸首上的大脚趾。

煎放坏了的奶油时散发出的气味并不是很开胃的，更何况做饭的房间里根本没有任何通风设备。我一打开门就觉得恶心，可是尤金一听到我来了便总要打开百叶窗，扯开像鱼网一样结在一起遮阳光的床单。可怜的尤金！他四下里望望屋里几件粗笨的家具、肮脏的床单和还盛着脏水的洗脸盆，然后说，“我是一个奴隶！”他每天都这么说，还不只说一遍，要说十来遍，说完便从墙上摘下吉他唱起歌来。

坏掉的奶油……这也使我产生了许多联想。一想起这变质的奶油我就感觉到自己正站在一个小小的老式院子里，这是一个气味很难闻、很凄凉的院子。稀奇古怪的人物透过百叶窗上的裂缝偷偷地窥视我……其中有围着披中的老妇人、小矮人、生着一张老鼠脸拉皮条的弯腰询背的犹太人、轻桃的小妞和留胡子的傻瓜。他们瞒珊走进院子来汲水、洗刷污水桶。一天尤金问我肯不肯替他倒污水，我就提着桶到那个角落里去了。地上有一个孔，孔周围乱扔着一些脏纸。那一小口井也被排泄物弄得很脏，在英语里排泄物即是屎尿。我将桶一斜，一摊摊又脏又臭、叫人意料不到的东西便噗噗溅出来。待我回去，汤已盛好了，吃饭时我始终想着我的牙刷——牙刷旧了，毛常嵌入牙缝中。

坐下吃饭时我总是拣靠窗的座位，我怕坐在桌子另一端，那儿离床太近。那张床叫人心里发怵，一扭过头去我便可以看到灰色床单上的血污，可我尽量不看那边而去看窗外院子里的人刷洗污水桶。

每逢吃饭总要有音乐助兴。大家都取过奶酪后尤金便跳起来摘下挂在床上方的吉他。曲子总是那一支，他说他能弹十五六支曲子，可是我听到的从来没有超过三支。他最喜欢弹的是“迷人的爱情诗”，这支曲子充满苦恼和悲哀的情调。

下午我们到电影院去，那儿凉快、黑暗。尤金坐在乐池里的钢琴前，我坐在前排的一只长椅上。影院里空无一人，尤金仍唱得十分卖力，似乎欧洲所有的帝王都在听他演唱。花园门打开了，湿树叶的气味飘进来，潇潇雨声同尤金悲凉凄苦的歌声交织在一起。午夜过后，来看热闹的人身上发出的汗臭和难闻的口臭弥漫了大厅，我便回去找一只长椅睡觉了。影院出口处的灯光在烟气中摇曳，在石棉幕布下方一角上投下一缕微光。

我每夜在这只人工眼的逼视下闭上自己的眼睛……戴着一只假眼站在院子里，仅有半个世界是清晰可见的。石头是湿的，上面生着青苔，石头缝里有黑色的蛤螟。通往地下室的入口处由一扇大门挡着，阶梯很滑，上面尽是蝙蝠屎，很脏。门膨胀了，眼看就要倒下来，门的合页也快脱落了，然而门上却赫然用彩笔写着几个堂皇的字：“切记随手关门。”为什么要关门？我搞不明白。我又瞧瞧这几个字，它们不见了，在原来的地方嵌着一块彩色玻璃。我取下假眼，朝上面啐口唾沫，用手帕擦拭了一番。一个女人正坐在一个高台子上，这个台子比一张巨大的雕木写字台还高。女人脖子上还盘绕着一条蛇。整个房间里摆满了书，稀奇古怪的鱼在彩球状鱼缸里邀游，墙上挂着几幅地图和图表——大瘟疫前的巴黎地图、古代世界地图、克诺索斯和迎太基地图、迪太基被攻占前后的地图。我在房间一角看到一只铁架床、床上放着一具尸体。那女人无精打彩地站起来从床上搬下尸体，心不在焉地把它从窗口扔出去。她回到大雕木写字台旁，从鱼缸里抓出一条金鱼吞下肚去。接着房间慢慢旋转起来，几块大陆——滑进大海里，只有那女人尚在，不过她的躯体也成为一大块土地。我把头探出窗外，埃菲尔铁塔正在注外喷香槟酒，它完全由数字建成，遮盖在黑色花边之下。阴沟汩汩地急速流淌。到处都是屋顶，铺得很整齐、很叫人讨厌的屋顶，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我被人从这个世界上驱赶出来，像枪膛里的子弹一样呼啸而出。浓雾业已散去，地球上布满了冰冻的油污。我可以感觉到这个城市在跳动，如同从一具还有热气的尸体上取下的心脏一样颤动。我住的旅馆的窗子在溃烂，散发出化学药品燃烧时的浓郁辛辣的臭气。瞧瞧塞纳河，我看到了河里的烂泥和颓败景象，街灯射出半死不活的亮光，男男女女差一点便窒息而死，河上的桥躲在房屋的阴影里——那都是爱情的屠宰常一个男人肚子上挂着一只手风琴靠墙站着，他的双手在手腕处被砍断了，然而手风琴像一袋子蛇似的在两截断肢间扭来扭去。宇宙已经缩小，它只有一个街区长，没有星星，没有树木，没有河流。生活在这儿的人全是死人，他们替别人造梦中坐的椅子。这条街的中心有一个轮子，轮子中央装着一部绞架，早已死去的入狂热地试图登上绞架，可是轮子在飞速旋转……需要有某种东西帮助我恢复常态，昨天晚上我发现了它：帕皮尼。我不在乎他是沙文主义者，是小小的虔诚教徒，还是近视眼的书呆子。作为一个失败者他是绝妙的……听听他读过的书吧——只有十八岁！不仅读过荷马、但盯歌德、柏拉图、埃庇克泰德，不仅读过拉伯雷、塞万提斯、斯威夫特民不仅读过瓦尔特·惠特曼、埃德加·艾伦·坡、波德莱尔、维荣、卡尔杜齐、曼佐尼、洛卡·德·维加，也不仅读过尼采、叔本华、康德、黑格尔、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他不仅读过这些人的著述，还读过夹在这些大人物之间的所有小人物的作品。这是他在第十八页写到的。然而，到第二百三十二页他便松口了，吐露了真情。他承认，“我什么都不懂，只知道那些书名。我编过参考书目，我写过评论文章，我也曾低毁、中伤过……我可以演说五分钟或五天，然后我就无话可讲了，干瘪了。”

接着他又写道，“每个人都想看看我，每个人都想同我谈话。

人们不断打扰我，也互相打扰，打听我正在做什么。我怎么样？

全好了吗？还在乡间散步吗？在工作？书写完了？不久就开始写另一本？

“一个瘦猴似的德国人想叫我翻译他的书，一个凶狠的俄国姑娘要我写一本自传，一位美国太太想知道有关我的最新情况，还有一位美国绅士要派他的马车来接我去吃饭，你知道，也就是无拘无束地谈谈心。又有一位我十年前的老同学、老室友要我把我写的都念给他听，写得有多快就念多快。有一位相识的画家朋友希望我摆好姿势让他画，按小时付钱。又有一位记者想要我现在的住址。又有一个相识，是一位神秘主义者，想了解我灵魂的状况。另一位更实际些，他想了解我的存款状况。我的俱乐部主席问我肯不肯为孩子们做一次讲演。一位笃信宗教的女士希望我一有空就到她家去喝茶，她想听听我对耶稣基督的看法，还有——我认为那种新式绘画法怎样？……“老天爷？我变成什么了？你们这些人有什么权利把我的生活搅得一团糟？偷走我的时间，窥探我的心灵，汲取我的思想，叫我给你们做伴、做知己、做问讯处？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难道我是一个靠逗人开心领取薪俸的人，每天晚上都得在你们的蠢鼻子底下演一出聪明机智的闹剧？难道我是你们花钱买来雇来的奴仆，要在你们这些无所事事的懒汉面前爬行，将我所做所知的一切献给你们？难道我是妓院里的婊子，一听到头一个来嫖妓的、穿着考究的男人来了便纷纷赶忙撩起裙子，脱下衬衣？

“我是一个矢志要做一番英雄业绩、使这个世界在自己眼里变得更加易于接受的男子汉。假如在软弱的、松懈的、不得已的一刹那间我发脾气了———些在言语表达中冷却下来的狂怒情感———个捆在幻想之中、充满激情的梦——好吧，听不听得进去都由你们……只是别打扰我！

“我是一个自由的人，我需要自由。我需要独自一个人呆着，我需要独自仔细想想我的耻辱、我的失意，我需要阳光和街上的铺路石——不过不要人陪伴，不要同人交谈，只是独自一人呆着，由自己心中的乐曲陪伴，你们要我的什么？每当我有话要说，我便把它印出来。每当我要给予什么，我便把它拿出来。

你们无休止的好奇心令我恶心！你们的奉承话使我感到耻辱！你们的茶快把我毒死了！我谁的也不欠，我只对上帝负责——只要他存在！”

据我看帕皮尼谈到独处的需要时忽略了一个细微之处。假如你穷困潦倒，独自一个人呆着并非难事。对了，一位艺术家需要的正是孤独。

我称自己为艺术家，但愿自己是一位艺术家吧。这天下午美美地睡了一会儿，这一觉在我的脊椎之间垫进了天鹅绒，产生了足够我想三天的想法。我精力十分充沛，却无处可以消耗。

我决定去散步，走到街上却又改变了主意，要去看电影。可是我看不成电影——还差几个苏。那么还是去散步，走到每一家影院前我都要停下看看海报，再看看价目表。进这些下流场所真是够便宜的，可我还差几个苏。若不是天色已晚，我倒可以回去卖掉一个空酒瓶。

待来到阿梅利街，我早已忘掉了电影的事，这条街是我最喜欢的街道之一，也是市政当局有幸忘记铺垫的一条街。大块大块的鹅卵石从街道这一侧堆到另一侧，延伸了一个街区，呈细长的一条。标致旅馆就在这条街上，还有一座小教堂，活像是专为共和国总统和他一家人建造的。偶尔见到一座朴素的小教堂倒也不错，巴黎到处都是金碧辉煌的大教堂。

亚历山大三世大桥。大桥附近有一大块被风吹净的空地，干枯的树木机械地仁立在铁门内，残废军人院的阴暗气氛由屋里逸出，弥漫到广场四周黑暗的街道上。这是充满诗意的陈尸所，他们现在将这位伟大的武士、欧洲最后一位伟人送到想送的地方去了。他在花岗岩床上熟睡，不必再担心他在坟墓中翻身，门都已闩好，棺材盖已关严。睡吧，拿破仑！他们需要的并非你的思想，而只是你的尸体呀！

塞纳河仍在泛滥，浑浊的河面被灯光分割成一条条的。我不明白看到这条黑色的湍急水流时会激起何种情感，不过一种欣喜若狂的心情总是使我不能自持，坚定了我永远不离开这片土地的眷恋之情。我还记得那天早上经过这儿到美国捷运公司去的路上发生的事，那天我早就估计到不会有我的邮件，没有支票，也没有电报，什么都没有。一辆从拉斐特艺术馆来的马车辘辘驶过大桥，雨已停了，太阳透过肥皂沫般的云朵，在发出光泽的屋顶瓦片上投下一道寒冷的红光。我回忆起那个车夫如何探出身来眺望帕西路那边的河面。这是多么纯真、质朴、赞许的一瞥！他仿佛在对自己说，“啊，春天快来了！”谁都知道，每当春天来到巴黎，最卑微的活着的生灵也一定会觉得他正居住在天堂里。还不止这个——他是以一种亲切的目光细看这番景致的，这是他的巴黎。一个人不一定非得有钱，也不一定非得是一个市民，他同样会对巴黎产生这种感情。巴黎充斥着穷人——照我看，他们尽是一伙有史以来最傲慢、最肮脏的乞丐，然而他们摆出一副悠然自得的架势，正是这种派头把巴黎人同其他所有大城市的市民区分开了。

想到纽约，我的感情便全然不同了。在纽约即使一个有钱人也会觉得自己无足轻重，纽约是冷酷、灿烂、邪恶的。建筑物高耸入云，人们的活动都带一点狂乱的意味，动作的频率越快，精神也越颓丧。这是一场持续的骚动，不过它本来也可以在试管内酝酿成的。谁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谁也无法引导人们发泄精力的方向。它壮观、怪诞，令人困惑不解，是一股巨大的反作用力，不过却是完全杂乱无章的。

一想到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一想到惠特曼歌颂过的曼哈顿，我心中便产生一种盲目的狂怒心情。纽约！那些白色的监狱、挤满蛆的人行道、排队等候发救济食品的人们、修筑得像宫殿一般的下流去处，那儿有的是犹太人、麻风病人、杀人犯，而最多的是游手好闲的人。到处是千篇一律的面孔、街道、大腿、房屋、摩天大楼、饮食、海报、工作、罪行、爱情……整个城市建筑在一个空空如也的坑上，没有意义，完全没有意义。还有第四十二大街，人们称它为世界之巅。那么世界之渊又在哪里？你可以伸出双手走路，抬头仰望这些美丽的白色监狱时都快要把脖子扭断了。他们像发了疯的鹅一样往前走，探照灯将星星点点的狂喜洒在他们空虚的脸上。

复活节来临了，像只冻兔子，不过床上还是挺暖和。今天又是一个晴天，曙光下香树里舍大街一带上空的云彩像一座挤满黑眼睛美女的露天闺房。树影婆娑，一片青翠，看起来湿润光洁，好像露水未退，从卢浮宫到明星广场真像一段钢琴曲。我有五天不曾碰打字机了，没有看一眼书，脑子里什么也不想——除了想去美国捷运公司，今早九点我就到了那儿，那会儿正开门呢。一点钟又去了一次，仍没有消息。到了四点半，我走出旅馆，拿定主意在它关门之前再去看一次。刚刚拐过这条街我便同瓦尔特·帕克擦肩而过，他没有认出我，我也同他无话可说，因此我并没有叫住他。过后我在杜伊勒利花园歇脚，他的身影又浮现在我眼前。他的腰有一点儿弯，人有些忧郁，脸上挂着安详而又含蓄的笑容。我抬头望望光线柔和的明媚天空，它蒙着一层极淡的色彩，今天并没有一块块乌云出现，倒像一件古老瓷器露出的微笑。这时，我纳闷，纳闷这个翻译了四大卷《艺术史》的人用他衰弱无力的目光审视这个欢乐世界时会作何感想。

沿着香榭里舍大街走着，我脑子里的主意像汗水一样冒出来。我真该有钱雇得起一个秘书，这样我散步时便可向她口授，我最精彩的灵感总是当我不坐在打字机前时出现。

沿着香榭里舍大街走着，我不断想着自己真正极佳的健康状态。老实说，我说的“健康”是指乐观，不可救药的乐观！我的一只脚仍滞留在十九世纪，跟多数美国人一样，我也有点儿迟钝。卡尔却觉得这种乐观情绪令人厌恶，他说，“我只要说起要吃饭，你便马上容光焕发了！”这是实话，只要想到一顿饭——另一顿饭，我就会活跃起来。一顿饭！那意味着吃下去可以踏踏实实继续干几个钟头，或许还能使我勃起一回呢。我并不否认我健康，结结实实、牲口般的健康。在我与未来之间形成障碍的唯一的东西就是一餐饭，另一餐饭。

至于卡尔，他那些天不大对劲，沮丧、神经紧张。他说他病了，我相信他的话，不过并不为此不安。

我无法令自己不安。老实说，他这副样子使我哈哈大笑，结果当然得罪了他。每一件事情都使他难受——我的笑声、我的饥饿，我的固执、我的漫不经心，一切的一切。今天他想自杀，因为他无法再忍受欧洲这个令人讨厌的鬼地方，明天他又说要去亚利桑那，“那儿的人们敢于直直地望着你的眼睛。”

“那就快去！”我说。“干这个、干那个都行，你这个狗东西。

只是别哈出闷闷不乐的气遮住我健康的眼睛！”

可事情就是这样！在欧洲人们习惯于无所事事。你整天不抬屁股坐在那里埋怨埋怨这个埋怨埋怨那个。你受到了感染，你腐败了。

卡尔在骨子里是个势利小人，一个有贵族派头的讨厌鬼，他完全生活在一个精神分裂症的世界中。“我恨巴黎！”他抱怨道。

“这些蠢货整天只是打牌……瞧瞧他们！还有写作！把词儿堆砌我最精彩的灵感总是当我不坐在打字机前时出现。

沿着香谢里舍大街走着，我不断想着自己真正极佳的健康状态。老实说，我说的“隆康”是指乐观，不可救药的乐观！我的一只脚仍滞留在十九世纪，跟多数美国人一样，我也有点儿迟钝。卡尔却觉得这种乐观情绪令人厌恶，他说，“我只要说起要吃饭，你便马上容光焕发了！”这是实话，只要想到一顿饭——另一顿饭，我就会活跃起来。一顿饭！那意味着吃下去可以踏踏实实继续干几个钟头，或许还能使我勃起一回呢。我并不否认我健康，结结实实、牲口般的健康。在我与未来之间形成障碍的唯一的东西就是一餐饭，另一餐饭。

至于卡尔，他那些天不大对劲，沮丧、神经紧张。他说他病了，我相信他的话，不过并不为此不安。

我无法令自己不安。老实说，他这副样子使我哈哈大笑，结果当然得罪了他。每一件事情都使他难受——我的笑声、我的饥饿，我的固执、我的漫不经心，一切的一切。今天他想自杀，因为他无法再忍受欧洲这个令人讨厌的鬼地方，明天他又说要去亚利桑那＼“那儿的人们敢于直直地望着你的眼睛。”

“那就快去／我说。“于这个、干那个都行，你这个狗东西。

只是别哈出闷闷不乐的气遮住我健康的眼睛！”

可事情就是这样！在欧洲人们习惯于无所事事。你整天不抬屁股坐在那里埋怨埋怨这个埋怨埋怨那个。你受到了感染，你腐败了。

卡尔在骨子里是个势利小人，一个有贵族派头的讨厌鬼，他完全生活在一个精神分裂症的世界中。“我恨巴黎！”他抱怨道。

“这些蠢货整天只是打牌……瞧瞧他们！还有写作！把词儿堆砌过来，可是却说不出一句很简单的话，比如“你这个讨厌的家伙，滚出去”。没有一个人能听懂马洛的法语，连妓女也听不懂。

而且，他喝醉酒后说的英语也真够难懂的。他像一个已养成习惯的老结巴那样飞溅着唾沫星子胡说八道，语无伦次。“你付钱！”这是他唯一能说清楚的一句话。

即使马洛喝昏了头，一种微妙的自我保护本能必要时总会提醒他。如果他脑子里对酒钱如何付还有一丝一毫的疑惑，他准会装一番糊涂，通常的伎俩是假装看不见东西了。现在卡尔已经了解他的全套把戏了，因此马洛突然用双手猛拍太阳穴装醉时，卡尔朝他屁股上踢了一脚道，“得了，你这蠢货！你不用跟我玩这一手。”

我不清楚这是不是一种巧妙的报复，不过不管怎么说马洛好好地回敬了卡尔一下。他诡秘地凑近我们，用沙哑的嘎嘎声向我们讲述了在一家家酒馆里轮番喝酒时听来的小道消息。卡尔惊愕地抬起头，吓得脸色苍白。马洛又讲了一遍，做了一些改动，卡尔每听一遍便更颓丧一些。“这不可能！”最后他憋出这一句。号洛用嘶哑的声音说，“是的，是这样的，你要丢掉工作了……这是我亲耳听说的。”卡尔绝望地看着我，小声耳语道，“这个狗东西该不会是在骗我吧？”接着他又大声道，“现在我该怎么办？我再也找不到工作了，这份工作我找了一年才弄到。”

显然，这话正是马洛一直等着听的，他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个境况不如他的人。“人有旦夕祸福啊！”他哑着嗓子道，瘦脑袋上闪耀着冷冷的电火花。

从多姆饭店出来后，马洛边打嗝边告诉我们他必须回旧金山去。卡尔一筹莫展的境况像是真的打动了他，他提议在他不在这儿期间由我和卡尔接管那份书评。“我信得过你，卡尔。”他说。说完酒劲儿突然发作了，这一回是真的，他差一点栽进沟里去。我们把他拽到埃德加—基内林荫道上的一个酒吧里坐下，这一回他真的头疼得什么都看不见了，像一头不会说话的畜生挨了狠狠的一锤子，他尖声呻吟，身子晃来晃去。我们往他喉咙里灌了几杯费内特—布纳卡，把他放倒在大椅子上，又用围巾捂上他的眼睛。他躺着呻吟了一会儿，不久我们便听到了他的鼾声。

卡尔问，“咱们拿他的建议怎么办？接受吗？他说回来后给我一千法郎，我知道他不会给。可是怎么办呢？”他瞧瞧摊手摊脚躺在长椅上的马洛，取下盖在他眼睛上的围巾，随后又盖上。突然他咧着嘴恶作剧地笑了，他打手势叫我凑过去，“听着，乔，咱们应承下来。咱们把这份见鬼的书评接过来，狠狠地坑他一回。”

“你这是什么意思？”

“哼，咱们把所有的投稿人都抛开，把咱们自己的货色弄上去——就是这样！”

“好啊，什么样的货色呢？”

“随便……他是不会有什么办法的。咱们要狠狠地坑他一回，好好出一期，过后这份杂志就完蛋了。你有兴趣吗，乔？”

我们乐不可支地咧嘴笑着把马洛扶起来，把他拽到卡尔的房间里。一开灯，我们便看到床上有女人在等卡尔，“我把她全忘了。”卡尔说。我们把那女人打发走，把马洛扔到床上。过了约摸才一分钟便有人敲门，是范诺登，他惊慌不安。他的那副假牙丢了——他认为是在黑人舞厅丢的。我们四个凑合着上床睡了。马洛身上散发出一股熏鱼似的气味。

早上马洛和范诺登出去寻找那副假牙。马洛又哭又闹，他还以为那是他的假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