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编著的《随想录》包括《随想录》《病中集》《真话集》《探索集》《无题集》五集。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在晚年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为新文学大系序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印《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个十年),要求我为小说选集作序。我认为给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总结是一件好事,但我并不是适当的作序人。三十年代出版的《大系》(第一个十年)中有三卷小说选集,三位编选人(鲁迅、茅盾、郑伯奇)都写了“导言”,他们的导言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新编的《大系》中,小说选集共有七卷,却只用一篇序文。我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重读当时的许多作品,对入选的作家做出符合实际的评价;也写不出那样精彩的导言;何况我又是一个病人。我一再推辞都得不到谅解,编者说: “并不要求你写完整的序文,写一点感想也可以,长短都行。”好,我就写点感想吧。我被说服了,便答应下来。
“文革”期间我给戴上了精神的枷锁,什么也不敢想。近几年来,我想得较多。我走上文学道路正是在这第二个十年的开始。新文学一出现就抓住了我,我入了迷,首先做了一个忠实的读者,然后拿笔写作又成为作家。我的第一本小说在国外写成,我说过《忏悔录》的作者卢骚(梭)是教我讲真话的启蒙老师。其实我动身去法国的时候,脑子里就装满了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大量作品。我没有走上邪路,正是靠了以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为首的新文学作品的教育。它们使我懂得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文学。
在新文学作品中我经常接触到中国人民美好的心灵。做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人?作品解答了这个问题。作者和读者一同探索,一起前进,一代一代的青年在现实生活中成长,也在文学作品中找到自己的同志和弟兄。我和无数的青年一样,如饥似渴地从新文学作品中汲取养料,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它们像一盏长明灯照亮了我的心,让我不断地看到理想的光辉。尽管我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受到挫折,走过弯路,可是从新文学作品中我一直受到鼓励,得到安慰,我始终热爱生活,从未失去斗争的勇气。我们的新文学是散播火种的文学,我从它得到温暖,也把火传给别人。在几十年的文学生活中,我作为学生不曾离开老师们走过的道路。
我们的新文学是集体的事业。它有它的传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作者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新文学就是讲真话的文学,过去也有“说假话”的作家,但只是极少数,而且也如鲁迅先生所说,他们创造的“不过一个傀儡”。人物的“降生也就是死亡”。为人生的艺术,为社会改革的文学,我国新文学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壮大的。对这几十年的成绩应该有人出来做一番总结了。
谦虚是东方人的美德。作家对自己也应当有严格的要求。“文革”期间我每星期写一篇《思想汇报》,骂自己一辈子“白吃干饭”,“放毒害人”。但是运动过去,我冷静地考虑问题,回顾自己由读者成为作家的道路,觉得并没有虚度一生,尽管我并无什么值得提说的成就,但是在集体事业中我也曾献出小块的砖瓦。我不止一次地说过,作为新中国的作家我感到自豪,指的就是这个集体的事业。我们的新文学是表现我国人民心灵美的丰富矿藏,是塑造青年灵魂的工厂,是培养革命战士的学校。我亲眼看见大批青年在抗战初期,不顾危险,不怕困难,奔赴革命圣地。一批人在血泊中倒了下去,另一批人接过旗帜站了出来,革命思想传播得那样快,新文学也有不小的功劳。
我和同代的青年一样,并不是生下来就相信:光明必然驱散黑暗,真理一定战胜谎言。我本来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孩子,又在私塾里读惯了宣扬孔孟之道的四书五经。可是不少的文学作品让我在死气沉沉的旧社会中呼吸到新鲜空气,在潜移默化中改造了我的灵魂,使我敢于拿起笔攻击旧社会、旧制度。我自己冲出了封建大家庭,我的作品也鼓舞了不少同命运的读者奔向光明,奔向革命。我边写边学,在那十年中间我每天收到读者们从远近地区寄来的亲切、热情的信函,向我倾吐他们的理想、愿望、困难和痛苦,掏给我他们的真诚的心。这些信也是我的力量的源泉。后来由于种种的原因,我和读者们渐渐疏远,我接触文学作品的时间越来越少,更不用说“深入生活”。我的创作力也逐渐减弱,有一个时期几乎什么也写不出来。然而新文学的事业甩开了我一直大步前进。
以上是我的一点感想,作为序文也许不适当,但感想毕竟是感想,而且它还是我几十年阅读和写作的经验的总结。
有人问:你给小说选集作序,怎么不提“小说”二字?我答道:我说的“文学作品”,指的正是小说,我认为在新文学的各个部门中成绩最大的就是小说。
又有人问:你说的“新文学作品”是不是也包含着坏的作品?我答道:当然不把坏作品算在里面。我记得一个规律:好作品淘汰坏作品。坏的作品即使风行一时,也不会流传久远,很快就会被读者忘记。
十月二十二日住院前一天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