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七个月我不曾在书桌前坐过片刻。跟读者久别，我感到寂寞。我是去年十一月七日晚上在家里摔断左腿给送进医院的。在好心的医生安排的“牵引架”上两个月的生活中，在医院内漫长的日日夜夜里，我受尽了回忆和噩梦的折磨，也不断地给陪伴我的亲属们增添麻烦和担心（我的女儿、女婿、儿子、侄女，还有几个年轻的亲戚，他们轮流照顾我，经常被我吵得整夜不能合眼）。我常常讲梦话，把梦景和现实混淆在一起，有一次我女婿听见我在床上自言自语：“结束了，一个悲剧……”几乎吓坏了他。有时头脑清醒，特别是在不眠的长夜里，我反复要自己回答一个问题：我的结局是不是就在这里？我忍受不了肯定的回答，我欠下那么多的债，决不能这样撒手而去！一问一答，日子就这样地捱过去了，情况似乎在逐渐好转，“牵引”终于撤销；我也下床开始学习走路。半年过去了。

我离开了医院。但离所谓“康复”还差很大一段路。我甚至把噩梦也带回了家。晚上睡不好，半夜发出怪叫，或者严肃地讲几句胡话，种种后遗症迫害着我，我的精神得不到平静。白天我的情绪不好。食欲不振，人也瘦多了。我继续在锻炼，没有计划，也没有信心。前些天我非常害怕黑夜，害怕睡眠，夜晚躺在床上，脑子好像一直受到一个怪物的折磨。家人替我担心，我也不能不怀疑：“结束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到来？”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坚持一个念头：我要活下去。我不相信噩梦就能将我完全制伏。这两夜我睡得好些，没有梦，也没有干扰。女婿在我的床前放了一架负离子发生器，不知道是不是它起了作用。总之睡眠不再使我感到恐惧了。

在病中我得到很多朋友和读者的来信。写信的有不少熟人，也有从未见过面的读者。除了鼓励、慰问的话外，还有治病经验、家传秘方、珍贵药物，等等，等等。最初将近三个月我仰卧在床上不能动弹，只能听孩子们给我念来信的内容。那么真挚的好心！我只能像小孩似的流了眼泪。我无法回信，而且在噩梦不断折磨下也记不住那些充满善意的字句。信不断地来，在病床前抽屉里放了一阵又给孩子们拿走了。我也忘记了信和写信的人。但朋友们（包括读者）寄出的信并未石沉大海，它们给了一个病人以求生的勇气。倘使没有它们，也许今天我还离开不了医院。

我出院，《大公报》上发表了消息，日本朋友也写信来祝贺。我在医院里确实受到了优待，在病房内几次接待外宾，还出院去会见法国总统。《寒夜》摄制组的成员到过病房，找我谈塑造人物的经过和自己今天的看法。还有人来病榻前给我塑像，为我摄影。最使我感动的是春节期间少年宫的儿童歌舞团到医院慰问病人，一部分小演员到病房为“巴金爷爷”表演歌舞。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在我耳边报告节目，并做一些解释，他们表演得十分认真。看见他们告辞出去，我流了眼泪。

我在医院里度过春节。除夕的午后女儿告诉我，孩子们要带菜来同我一起吃“团年饭”。我起初不同意，我认为自己种的苦果应该自己吃，而且我已经习惯了医院的生活。但是孩子们下了决心，都赶来了。大家围着一张小桌匆匆地吃了一顿饭，并没有欢乐的气氛，我也吃得很少，但心里却充满了感激之情。刚吃完这一顿“团年饭”，孩子们收拾碗筷准备回家去（这一夜由我的兄弟“代班”），曹禺夫妇来了。他们说过要陪我度过除夕，还约了罗荪夫妇。孩子们走了，他们一直坐到八点，他们住在静安宾馆，来往方便。我这种冷清清的病人生活打动了他们的心，曹禺又是一向关心我的老友，这次来上海，几乎每天都要来探病，他比较喜欢热闹，因此不忍把孤寂留给我。我和我兄弟费了不少唇舌才说服他们夫妇穿上大衣离开病房。

我兄弟照顾我睡下不久，罗荪夫妇来了，他们事情多，来迟了些，说是要同我一起“守岁”，但是曹禺已去，我又睡下，进入半睡眠的状态，他们同我兄弟谈了一会，也就扫兴地告辞走了。

我想，现在可以酣畅地睡一大觉了。谁知道一晚上我就没有闭过眼睛。友情一直在搅动我的心。过去我说过靠友情生活。我最高兴同熟人长谈，沏一壶茶或者开一瓶啤酒，可以谈个通宵。可是在病房里接待探病的朋友，多讲几句，多坐一会，就感到坐立不安、精疲力竭。“难道你变了？”我答不出来，满身都是汗。

“把从前的我找回来。”我忽然讲出了这样一句话。不仅是在除夕，在整个病中我想得最多的也就是这一句。但是连我也明白从前的我是再也找不回来的了。我的精力已经耗尽了。十年“文革”决不是一场噩梦，我的身上还留着它的恶果。今天它还在蚕蚀我的血肉。我无时无刻不在跟它战斗，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且为了下一代的生存。我痛苦地发现，在我儿女、在我侄女的身上还保留着从农村带回来的难治好的“硬伤”。我又想起了自己的梦话。即使我的结局已经到来，这也不是“一个悲剧”。即使忘掉了过去的朋友，我想我也会得到原谅，只要我没有浪费自己最后的一点精力。

我的病房朝南，有一个阳台，阳台下面便是花园。草地边有一个水池。这次我住在三楼。八○年七月我在二楼住过，经常倚着栏杆，眺望园景，早晨总看见一个熟人在池边徘徊，那就是赵丹，他当时还不知道自己已身患癌症，我也不知道三个月后就要跟这个生龙活虎般的人永别。三年过去了。这次住院，我行动不便，但偶然也在栏前站立一会。我又看见水池，池边也有人来往，也有人小坐。看见穿白衣的病人，我仿佛又见到了赵丹，可是我到哪里去找他那响亮的声音呢？！

我在栏前看见过黄佐临同志在草地上散步，他早已出院了。这位有名的戏剧导演住在我隔壁的病房里，春节大清早，他进来给我“拜节”。同来的还有影片《家》的编导陈西禾同志。西禾坐在轮椅上让人推着进房。他是二楼的老病人，身体差，谈得不多，但熟人见面，有说有笑。几个月过去了，出院前我到二楼去看过西禾两次：第一次他在睡觉；第二次他坐在床上，他的夫人在照料他，他十分痛苦地连连说：“非人生活。”我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我想起四十年代我们在霞飞坊相聚的日子，想起他的剧本《沉渊》的演出，我永远忘不了他在李健吾的名剧《这不过是春天》中有声有色的表演。我忍住泪默默地逃走了。多少话都吞在肚里，我多么希望他活下去。没有想到我出院不到五十天就接到他的讣告。什么话都成了多余，他再也听不见了。

七月五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四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