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朋友（他是搞文艺评论的）读了我的《探索集》，写信来说：“我觉得你律己似嫌过于严格，当时有当时的历史条件，有些事不是个人可以负责的。”

他的话里还有可以商量的地方。首先，我对自己并无严格要求，倘使要求严格，我早就活不下去了，因此我总是事后拿悔恨折磨自己。说到责任的问题，我想要是我们能够丢开“明哲保身”的古训，用认真负责的态度待人处世，那么有些事可能就不会发生，有些事就可能改换一个面目。……

我想起了一件事，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张满涛同志。

我和满涛同志间并无私交。关于他的事情我知道很少。一九四○年我在上海写《秋》兼管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工作，在我编的一种丛书里收了一部满涛的译稿，就是契诃夫的四幕剧《樱桃园》，它是李健吾兄介绍来的，我只知译者懂俄语，喜欢契诃夫，所以译得好。一直到解放以后我才看见满涛同志，见面的次数不多，大都是在学习会上，偶尔也在戏园里，见面后我们只是点头握手，至多也不过寒暄几句。

一九五五年发表的关于胡风问题的第二批材料中出现了给满涛信里的几句话，讲到什么“组织原则”，我也搞不清楚，但不免为他担心。不过出乎我的意外，他好像并未吃到多少苦头，过一个时期又出头露面，仍然是市政协委员，他译的书也还在出版。他喜欢看川戏，川剧团来上海演出，我总有机会在剧场里遇见他。

于是来了所谓的“十年浩劫”。我后来给朋友写信说：“十年只是一瞬间。”其实那十年的岁月真长啊。这之间我听到不少关于熟人们的小道消息。我也曾想到满涛，后来我听说他在干校做翻译工作，再后又听说他身体不好，同时我看到了他和别人一起译成的小说。人们说他工作积极。

一九七五年秋天作协上海分会给“四人帮”的爪牙彻底砸烂，我被“分配”到上海人民出版社专搞翻译的××室，不管我本人是否愿意，而且仍旧是“控制使用”，这正是对我这个不承认“人权”的人的惩罚。我借口身体不好，一个星期只去两个半天参加政治学习。头一次去参加传达什么文件的全体会议，走进弄堂不久看见了满涛，他也发现了我，很高兴，就到我身边来，表示欢迎，边走边谈，有说有笑，而且学着讲四川话，对我很亲切。这样的遇见或谈话我们之间有过几次。我初到××室，很少熟人，满涛的笑语的确给我带来一些温暖。我听人说，他身体不好，有一次昏倒在人行道上；又听说他工作积极，总是争取多做。我便劝他注意身体。他笑笑，说，“不要紧”。

又过了一些时候，时间我记不准确了，大约是一九七六年七八月吧，总之是在“四人帮”活动猖獗的时期，一天上午我在××室四楼学习，开始时学习组长讲了几件事情，其中的一件是关于满涛的。据说满涛原来给定为“胡风分子”，应当接受监督劳动，当时由于疏忽没有照办，但是二十年来他表现很好，因此也就不必监督劳动了。不过据某某机关说这项“反革命”帽子是张春桥领导的十人小组给戴上的，不能变动，应当拿他当反革命分子看待，剥夺他的政治权利，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一下子发愣了。哪里会有这种道理？二十年很好的表现换来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就只因为当初给张春桥领导的小组定成“胡风分子”。我又想：满涛怎么受得了？！然而没有人出来发表意见。我那时还是一个不戴帽的“反革命”，虽然已经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在学习会上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只想如何保全自己，不敢讲一句真话。而且我知道我们的学习组长的想法不会跟我的相差多远，即使是他，他也不敢公开怀疑某某机关的解释。

这以后我就没有再看见满涛，只有一次学习结束我下楼，在楼梯口遇见他，我想打个招呼，他埋着头走开了。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忽然要宣布他是“反革命分子”，又无法向人打听。后来我无意间听人说，这里的负责人看见满涛态度好，工作积极，想给他摘掉“胡风分子”的帽子，就打了报告到上级和某某机关去请示，万万想不到会得到那样的答复。这可能是一种误会吧。但是这里的负责人却不敢再打报告上去说明原意，或者要求宽大。于是大家将错就错，让满涛一夜之间平白无故地给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

我不声不响，又似怪非怪。我当时正在翻译亚·赫尔岑的《回忆录》，书中就有与这类似的记载，可见“四人帮”干的是沙皇干惯了的事情，但是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发表不同的意见，讲一讲道理，好像大家都丧失了理智。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不久毛主席逝世了，我们都到出版社的大礼堂去参加了吊唁活动。过两三天在我们的学习会上，组长宣布室里要开批判满涛翻案的小型会议，每个学习小组派两个代表参加。关于翻案的解释，据说我们出去参加吊唁活动的时候，满涛给叫到××室来由留守的工宣队老师傅监督并训话，满涛当时就说他“不是反革命分子，不会乱说乱动”。这便构成了他的所谓翻案的罪行。这样荒唐的逻辑，这样奇怪的法律，我太熟悉了！造反派使我有了够多的经验，我当然不会再相信他们。但是我仍然一声不响，埋着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实际上暗暗地用全力按捺住心中的不平，惟恐暴露了自己，引火烧身。我只是小心地保护自己，一点也未尽到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普通人所应尽的职责。幸而下一个月“四人帮”就给粉碎了，否则谁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总之满涛给保全下来了。他在身心两方面都受到大的损害。有一个时期人们甚至忘记给被冤屈者雪枉，为受害者治伤。但是这一切并不曾减少满涛的工作的积极性。用“积极性”这样的字眼并不能恰当地说明他的心愿和心情。人多么愿意多做自己想做而又能做的事情！果戈理、别林斯基……在等待他。他已经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啊。他本来可以翻译很多的书。但是留给他的时间太少了。就只有短短的两年！他死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我到龙华公墓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见到不少的熟人。这追悼会也就是平反会，死者的冤屈终于得到昭雪

。在灵堂内外我没有讲一句话。肃立在灵前默哀的时候，我仿佛重见满涛同志笑脸相迎的情景。望着他的遗像，我感到惭愧。我想人都是要死的，人的最大不幸就是活着不能多做自己想做的工作。满涛同志遭遇不幸的时候，我没有支持他，没有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只是冷眼旁观，对他的不幸我不能说个人毫无责任。

三月二十五日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八二年四月八、九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