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编著的《随想录》包括《随想录》《病中集》《真话集》《探索集》《无题集》五集。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在晚年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豪言壮语”
《随想录》到第三十篇为止,我已编成第一集,并且给每篇加上小标题,将在一九七九年内刊行,今后每年编印一集,一直到一九八四年。第三十一以下各篇(三十或者四十篇左右)将收在第二集内。
我为第一集写了一篇很短的《后记》,里面有这样一句:“古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过去不懂这句话,今天倒颇欣赏它。”这是我的真实思想。我的意思无非:我可以利用的时间不多了,不能随意浪费它们。要讲话就得讲老实话,讲自己的话,哪怕是讲讲自己的毛病也好。有毛病就讲出来,让大家看看,议议,自己改不了就请大家来帮忙。当然别人随便给扣上的帽子,我自己也要摘下。过去没有弄清楚的事,我也想把它讲明白。
最近我们讨论过“歌德”与“缺德”的问题。我对“歌德派”说了几句不大恭敬的话。我是经过思考之后讲话的,因为我过去也是一个“歌德派”。我最近看了我的《爝火集》的清样,这是我三十年来的散文选集,我让我女儿和女婿替我编选,他们挑选的文章并不多。可是我看校样时才发现集子的前半部大都是“歌德”的文章,而且文章里充满了豪言壮语。单单举出几个标题吧:《大欢乐的日子》、《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最大的幸福》、《无上的光荣》……我并不是在吹牛,我当时的感情是真挚的,我确实生活在那样的气氛中。二十年过去了。前几天出版社一位编辑看校样时来信问我是不是还要保留某文中引用的一首民歌的最后一句:“叫某国落后。”我当时是把它当做“豪迈的壮语”来引用的。但在二十年后我们仍然落在某国的后面,为了避免“吹牛”的嫌疑,我只好将它删去了。我校阅自己三十年来的散文选集,感想实在不少。我当初的确认为“歌德”可以鼓舞人们前进,多讲成绩可以振奋人心,却没有想到好听的话越讲越多,一旦过了头,就不可收拾;一旦成了习惯,就上了瘾,不说空话,反而日子难过。譬如二十年前我引用过的豪言壮语:“叫钢铁听话,叫某国落后”,当时的确使我的心十分激动。但是它是不是有助于“叫某国落后”呢?实践的结果证明说空话没有用,某国并未落后。倘使真的要“叫某国落后”,还得另想办法。无论如何,把梦想代替现实,拿未来当做现在,好话说尽,好梦做全,睁开眼睛,还不是一场大梦!
其实“叫某国落后”,有什么不好呢?只要你有本事,有干劲,有办法,有行动,说得到,做得到,那就“叫”吧,这当然好。“歌德”也是这样。只要开的是准能兑现的支票,那就开吧,当然越多越好,越“歌”越好。倘使支票到期兑不了现,那就叫做空头支票,这种支票还是少开的好,开多了会吃官司,名誉扫地,我二十多年前写文章喜欢引用“豪言壮语”,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但今天再引用同样的“豪言壮语”,别人就会说我在“吹牛”了。
五十年代初期我还住在淮海坊的时候,我们家的保姆遇见进弄堂来磨刀的小贩,就把菜刀拿出来请他磨,她仍在厨房里等着,也不出去守住他,她说:“解放了,还会骗走菜刀?”但是磨刀的不见了,菜刀也没有了。半个月前有个亲戚在乡下买了一只母鸡晚上送到我家来,我妹妹打算隔一天杀掉它。保姆把它放在院子里用竹笼罩住。第二天傍晚我同我女儿和小外孙女在院子里散步,还看见树下竹笼里有一只鸡,我们都没有想到把鸡关到厨房里去。大概我们因为经常讨论“歌德”的问题,脑子里还有点“歌德”派的影响吧,我夜里做了一个没有“大汉轻轻叩门”的好梦,真正到了“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 “桃花源”。太好了!醒来时心情万分舒畅,走下楼,忽然听说鸡给人拿走了,我当然不相信,因为我还沉醉在“桃花源”的美梦中,可是鸡却不会回来了。给偷走了鸡,损失并不大,遗憾的是这以后我再也不好意思做美梦了。
梦的确是好梦,但梦醒之后,我反而感到了空虚。现在我才明白:还是少说空话、埋头实干的好。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