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失踪的孩子》是“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四部，小 说聚焦了莉拉和埃莱娜（“我”）的壮年和晚年，为她们持续了五十多年的友谊划上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句号。
我希望我母亲的态度能缓和下来，希望她在第二天早上，能够像往常一样，态度来一个急转弯，重新又会觉得：尽管出了这样的事儿，她还是爱我，为我感到骄傲，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我听见，一个晚上她都在和彼得罗嘀咕着什么。她在安抚他，她一再说，我一直都让她很操心，她叹息着说，对我要有耐心。第二天，为了避免再次争吵，我要么在家里转悠，要么拿一本书来看，尽量不插到他们中间。我很难过，我为自己推了她那么一下感到很羞耻，我为自己，为她感到羞耻。我希望能向她道歉，拥抱她，但我害怕这会引起她的误会，会让她以为我作出了让步。她现在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是我把莉拉带坏了，而不是莉拉把我带坏了。我应该让她感到非常失望。我想为她找借口：她的眼界仅限于我们的城区，在她眼里，我们家在城区里的处境越来越好。因为埃莉莎的缘故，她现在和索拉拉家攀上了亲；她的两个儿子开始为马尔切洛干活了，她很自豪地称马尔切洛为“我的女婿”；她身上穿着的新衣服，象征着她现在过上好日子了。很自然，莉拉现在为米凯莱·索拉拉工作，和恩佐的关系已经很稳定，而且变得很有钱，甚至要把她父母租住的房子买下来，她觉得莉拉要比我好。但她的这些想法，只能让我和莉拉划清界限，现在我们已经走得越来越远了，没有什么共同点了。
我们再也没有说一句话，她就走了。我们开车送她到火车站，她假装没看到是我在开车。她只是祝愿彼得罗一切都好，一直到火车出发前一刻，她一个劲儿地叮嘱彼得罗，说要和她联系，告诉她两个女儿和他胳膊的事儿。
她刚一消失，我就发现，她的闯入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我们回家时，我丈夫就接着前一天晚上在我门口说的话，继续说了一些安慰我的话。我和我母亲的激烈冲突，应该也揭示了我的本性，还有我成长的环境，这要比他想象的、我对他讲的还要管用。我想，这让他对我产生了同情。他很快就恢复了理性，我们的关系又变得客气起来。过了几天，我们去找了一个律师，我们聊了几句。那个律师问我们：
“你们确信不想继续生活在一起了？”
“你怎么能和一个不要你的人生活在一起？”彼得罗回答说。
“您呢，太太，您不要您丈夫了吗？”
“这是我的事儿，”我说，“您只需要办理我们的离婚手续。”
在回家的路上，彼得罗笑着说：
“你和你母亲一个样。”
“这不是真的。”
“你说得对，这不是真的。假如你母亲也上过学，也开始写小说，就会和你一样。”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你比她更糟糕。”
他的话让我很生气，但也没有太生气，无论如何，我很高兴，他现在已经恢复了。我深深叹了一口气，集中精力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我给尼诺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跟他讲了我们分开之后，发生在我身上的所有事情。我们讨论了一下我搬去那不勒斯的事情，出于慎重，我没对他说，我和彼得罗现在又生活在一个屋檐下，虽然我们睡在不同的房间。尤其是，我给我的两个女儿打了好几次电话，我带着一种明显的敌意告诉阿黛尔，我要去把她们接回来。
“你不用担心她们。”我婆婆想让我放心，“你忙你的事儿，把她们放在这里好了。”
“黛黛要上学了。”
“我会把她送到距离这里几步远的学校，我会照顾好她的。”
“不用了，我要让她们和我在一起。”
“你想想，一个离异的女人，带着两个女儿，还有你的事业，你应该看清现实，要想清楚要保留什么，放弃什么。”
她说的最后那句话，每个字都刺痛着我，让我很厌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