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离开的，留下的》 是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三部，聚焦“我”（埃莱娜）和莉拉躁动、紧密相依的中年。
这样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发生，这让我怀疑，这本书之所以卖得很火，是因为无论那些充满敌意的报纸，还是支持我的报纸，都指出了这本书里有一些大胆的性描写。我甚至觉得，尼诺提到了莉拉在性方面的问题，是因为他觉得和一个写出类似内容的人，可以随便谈论这些话题。在当时的情况下，我非常想见莉拉，我想，不知道莉拉会不会像卡门那样，也找了一本来看。我想象：晚上，在工厂干完活之后，恩佐孤单单一个人在房间里，她带着孩子在另一个房间，尽管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但她还想看我写的书，她抿着嘴，皱着眉头在看那本书，带着她专注于某件事时的表情。对这本书，她会做出什么评价呢？她会不会也觉得，这本书火起来，只是因为有几页比较过火的描写？但是，她也许并没看这本书，我怀疑她没有钱买，我应该带一本给她。我开始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后来我放弃了。我还是觉得，莉拉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但我就是无法下决心去找她，我没时间，我需要尽快学会很多东西。而且，我想到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她的大衣外面套着一件围裙，在工厂的院子里，她站在篝火前，把《蓝色仙女》扔在火里烧掉了——那是她和童年的最后告别，我们之间的路已经越来越远了。也许她会告诉我：“你看到我的生活了吧？我没时间看你写的书。”我想，我还是继续走自己的路吧。
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那本书真的卖得越来越好了。有一次，阿黛尔打电话给我，她还是用那种混杂着讽刺和温情的语气对我说：“假如继续这样下去，你要发大财了，不知道到时候你会拿可怜的彼得罗怎么办。”然后她把电话给了她丈夫。她说，圭多想和你说几句。我很激动，我和艾罗塔教授说话的次数很少，我觉得很尴尬。但彼得罗的父亲非常客气，他对我的成功表示祝贺，还开玩笑说，那些批判我的人太保守了，他提到了意大利漫长的中世纪，他赞扬我对意大利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话。他没有具体谈论任何关于小说的内容，他当然没看过那本书，他非常忙，但无论如何，他能肯定我、欣赏我，这让我很高兴。
马丽娅罗莎对我也热情洋溢，说了很多赞赏的话。刚开始，她好像要跟我谈论我的书，但后来她改变了话题，用非常激动的声音对我说，她想请我去米兰国立大学，她觉得我非常有必要参加那里的运动——难以抵挡的潮流！你明天就出发，她激励我说，你看到法国发生什么了吗？我当然知道，我一直在听收音机，那是一台脏兮兮、油乎乎的蓝色收音机，是我母亲放在厨房里的。我说，我知道，太棒了！在巴黎第十大学、拉丁区的街垒。但她好像比我知道得更多，而且还参与其中。她想和其他几个同伴一起去巴黎，她让我和她开车去。我有些心动，我说好吧，我会考虑的。去米兰，然后去法国，抵达闹着学潮的巴黎，面对粗暴的警察，整个人投身于最近几个月最炽热的运动中去！出国，继续几年前我和弗朗科走过的那条路。如果我能和马丽娅罗莎一起出发，那该多好啊！她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开放的女孩，现在，她可以完全投身于这个世界上的运动，她像男人一样，已经彻底掌握了政治语言。我欣赏她，没有哪个女孩子像她一样，勇敢地破坏旧世界。那些年轻的英雄——鲁迪·杜契克、丹尼尔·孔·本迪，他们能冒着生命危险，来面对反革命的暴力，就好像战争片里那样，只有男人做得到，女人很难模仿他们，只能爱他们，理解和跟随他们的思想，为他们的命运而痛苦。我想到，马丽娅罗莎的那些同伴之中可能会有尼诺，他们互相认识，这也可能。啊，遇到尼诺，和他一起投身于那场运动之中，和他一起冒险，那真是无法想象。那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厨房里非常安静，我父母在睡觉，两个弟弟还在外面闲逛，埃莉莎关在洗澡间里洗澡。出发，我明天早上就启程。
